王 帆，王晓燕，李胜玲，崔慧敏，孙彩霞，马惠荣，安春燕

1宁夏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宁夏银川,750004；2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宁夏银川,750004；3宁夏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宁夏银川,750001； 4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宁夏银川,750021

早产儿是指胎龄不足37周的新生儿[1]。相较于足月儿，早产儿各系统功能发育未完善，出生后即需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接受封闭式照护，造成母婴分离[2]，导致早产儿母亲无法胜任其母亲角色，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3]，而育儿胜任感(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PSOC)是指母亲在育儿角色中所感知的效能或能力来源于育儿行为的满足，其是母亲角色达成的标志[3-4]，且母亲良好的育儿胜任感可直接促进早产儿的成长和发育，甚至影响早产儿的认知、情感及社会心理的发展[5]。研究显示，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增高，其焦虑、抑郁水平则降低[6]，而良好的社会支持可降低其焦虑、抑郁的发生风险[7]。因此，本研究探讨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焦虑、抑郁及育儿胜任感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以期为提高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降低NICU早产儿母亲焦虑、抑郁水平，有效帮助其完成角色转变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2019年1-6月银川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及1所三级甲等专科医院NICU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早产儿母亲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新生儿为早产儿；初产妇；自愿参加并能独立完成本研究者。排除标准：有精神病史或意识障碍者。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64份，剔除无效问卷12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952份，有效回收率为95.2%。

1.2 研究方法

1.2.1 调查工具。①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早产儿母亲的孕周、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孕产次、流产史等。②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由Zimet等[8]编制，姜乾金等[9]汉化，包括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3个维度，共12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计分法，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依次为1-7分，最低12分，最高84分。12-36分、37-60分、61-84分，分别表示低、中、高支持水平。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9-0.92[9]。③中文版育儿胜任感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Parenting Sense of Competence Scale，C-PSOC)。由Gibaud-Wallston等[10]编制，杨晓等[11]汉化，共17个条目，包括效能分量表(8个条目)和满意度分量表 (9个条目)，每个条目从“绝对不同意”到“绝对同意”分别计1-6分。得分范围为17-102分，得分越高说明其育儿胜任感越强。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2。④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由Zung[12]编制，包括20个条目，15个正向评分，5个反向评分，相加得总粗分，再乘以1.25，并取其整数部分，即转换为标准分，得分≥50分，说明存在焦虑心理[13]。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79[14]。⑤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Zung[12]编制，包括20个条目，正、反向评分各10个，得分相加为总粗分，再乘以1.25，取其整数部分，即转换为标准分，得分≥53分，说明存在抑郁心理[13]。该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为0.862，分半信度为0.745，重测信度为0.820[14]。

1.2.2 调查方法。于早产儿入NICU后第7天对早产儿母亲进行调查，调查前按照统一的调查标准培训调查人员。采用不记名的方式，由研究对象独立完成，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并核对问卷是否存在填写不全或逻辑性错误等，以保证问卷填写的完整性、准确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录入数据，应用AMOS 22.0建立并验证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采用拟合优度卡方检验的相对卡方值(χ2/df)、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拟合优度指数(GFI)等指标评估模型的拟合优度情况。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952例早产儿母亲平均孕周(32.74±6.52)周；平均年龄(27.40±5.08)岁；孕产次一胎628人(65.97%)，二胎及以上324人(34.03%)；高中以下文化程度102人(10.71%)，高中及以上850人(89.29%)；家庭月收入4000元及以上289人(30.36%)，4000元以下663人(69.64%)。

2.2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及焦虑、抑郁的现状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总分(70.93±10.79)、社会支持总分(50.86±11.60)，其中处于低、中、高支持水平的人数分别为123人(12.92%)、648人(68.03%)、181人(19.01%)。952例早产儿母亲中，焦虑标准分≥50分者445人(46.74%)，抑郁标准分≥53分者525人(55.15%)。见表1。

2.3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及社会支持总分与焦虑、抑郁总分之间呈负相关(P<0.01)，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之间呈正相关(P<0.05)。见表1。

表1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的描述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2.4 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首先使用AMOS 22.0分别进行育儿胜任感对NICU早产儿母亲焦虑、抑郁的简单效应检验，结果发现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255和-0.383。采用Bootstrap法(重复抽样2000次)检验中介效应模型，各项拟合指标良好，结果如下：χ2/df=1.466，P=0.059，RMSEA=0.022，NFI=0.979，RFI=0.970，CFI=0.993，TLI=0.990，IFI=0.993，GFI=991，AGFI=0.985，说明这一模型可以接受。中介模型的路径系数见图1。

图1 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模型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间接效应为-0.083=0.459× (-0.182)和-0.292=0.459×(-0.637)，95%CI介于(-0.111，-0.057)和(-0.346,-0.239)之间，此区间不包括0；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172和-0.091，95%CI介于(-0.242,-0.106)和(-0.151,-0.025)之间，此区间也不包括0；提示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间接、直接效应均显著(P<0.01)。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总效应为-0.255=(-0.083)+(-0.172)和-0.383=(-0.292)+(-0.091)，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2.55%和76.24%。见表2。

表2 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路径分析

3 讨论

3.1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焦虑抑郁水平均有待改善

本研究NICU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得分中，家庭支持维度较高，其次为朋友、其他支持维度，提示早产儿入住NICU第7天其母亲社会支持力度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早产儿的家庭支持、关注仅能满足其母亲分娩后的部分情感需求；而朋友、其他支持相对较低，这与早产儿母亲分娩后接受朋友、同事探视和关心少，以及无法直接照顾早产儿，使其主观感受的信息支持不足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得分为(70.935±10.790)，低于吕慧[15]对嘉兴地区产褥期妇女调查显示的育儿胜任感得分，进一步说明早产儿母亲于早产儿入NICU第7天，其不仅自身机能尚未完全恢复，还需面对角色、家庭系统转变，继而影响其育儿胜任感[16]。此外，参与调查的NICU早产儿母亲分别有46.74%和55.15%存在焦虑(49.396±9.529)、抑郁(55.464±11.945)情绪，且两者均高于国内常模[17][(29.80 ±10.10)、(33.50±8.60)]，提示早产儿母亲心理状况不容乐观。因此，NICU医护人员应予以关注和重视，在早产儿入住NICU后能及时给予其母亲合理的健康心理疏导。

3.2 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密切相关

育儿胜任感是反映早产儿母亲照顾能力的指标[18]。本研究结果显示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其焦虑、抑郁呈负相关(r焦虑=-0.280，r抑郁=-0.244，均P<0.01)，这与早产儿母亲缺乏育儿经验与信心、无法胜任育儿行为，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有关。国外学者指出社会支持是产后抑郁的重要的预测因子[19]。若早产儿母亲可感知来自亲友、同事等的社会支持，有助于减少甚至防止其焦虑、抑郁的发生，间接提高其育儿效能，而本研究也证实社会支持与其焦虑、抑郁呈负相关(r焦虑=-0.326，r抑郁=-0.634，均P<0.01)，但与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r=0.341，P<0.01)，进一步表明母婴分离早期给予积极、连续的社会支持，有助于缓解早产儿母亲的心理应激反应，同时还可形成社会支持愈高，其育儿胜任感愈强的良性循环[17]。

3.3 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本研究证实，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其焦虑、抑郁的影响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32.55%和76.24%，提示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焦虑、抑郁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且运用Bootstrap法检验效应值的置信区间发现，社会支持在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间的作用机制一致，说明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既可直接影响焦虑、抑郁水平，也可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影响其焦虑、抑郁水平。研究指出社会支持可缓解应激对其自身生理及心理健康的影响[20]。且本研究中，早产儿母亲于早产儿入NICU后第7天的社会支持在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之间起缓冲作用，当社会支持水平较高时，育儿胜任感越高，其焦虑、抑郁水平上升速度减缓。因此，可通过实施袋鼠式护理或延续护理等方法主动建立沟通平台[21]，给予早产儿母亲生理、心理支持，鼓励其育儿行为，以促进其适应角色，提高育儿胜任感，使其获得育儿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减轻其失眠、易怒、哭泣等症状，促进其积极情绪的产生[8]。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是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和焦虑、抑郁间的中介变量，充分利用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可降低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对其焦虑、抑郁的影响。但本研究未分析焦虑、抑郁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路径，且除社会支持外，NICU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与焦虑、抑郁之间尚存在其他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