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期灿 柴 琳

柏拉图的对话《普罗泰戈拉》展示了哲人苏格拉底与智者普罗泰戈拉就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进行直接交锋的情景，为我们了解哲学与智术的区别提供了直接的材料。在对话情节上，《普罗泰戈拉》源于雅典青年希波克拉底想要在政治上出人头地，急欲寻找这方面的老师学习政治技艺，而普罗泰戈拉公开承认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老师(319a)。于是希波克拉底找苏格拉底带他去见普罗泰戈拉。由于政治技艺的目的在于造就公民的美德，教人政治技艺意味着教人美德，因此，苏格拉底向普罗泰戈拉提出质疑：美德是否可教？针对苏格拉底的质疑，普罗泰戈拉发表长篇演说阐释美德的可教性，并且证明在美德教育方面智者更胜一筹。

在听完普罗泰戈拉的演说之后，苏格拉底表示被说服了，只是还有一个小问题需要进一步考查，即美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还是多样的。于是谈话的主题从美德是否可教转向对美德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与美德作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关系的讨论。这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一个拥有部分美德的人是否依然可以被称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也就说，教人美德，是教人整个变好才算是教人美德，还是说教人部分变好就算是教人美德？美德到底是一还是多？本文将通过《普罗泰戈拉》328e-334c中苏格拉底对美德统一性问题的考查来展示智者普罗泰戈拉在美德问题上的真实立场以及智者教育的本质，从而回答苏格拉底是如何区别于智者并使哲学成为苏格拉底式的。

一、正义与虔诚的统一性(328e-331e)

在针对苏格拉底质疑美德是否可教而发表的长篇演说里，普罗泰戈拉提到了正义、虔诚、节制这三种政治美德(323a、324a)，并把它们概括为一个东西本身(325a)。那么，这三种美德究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还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呢？普罗泰戈拉持第二种看法，即正义、虔诚、节制作为美德整体的各个部分互不相同，这种关系就像一张脸的眼、鼻、耳、嘴等各个部分一样。基于这种关系，人们获取美德的方式便是有人获取一些部分，有人获取另一些部分，因为一个人可能有勇敢但不正义、正义但不智慧的情形(329d-e)。这样，按照普罗泰戈拉的说法，美德便有五种，除了正义、虔诚、节制这三种政治美德外，还包括勇敢与智慧这两种个人美德，且各不相同。但是，各种具体美德的不同，是基于什么才不同的呢？苏格拉底使用类比论证说，眼睛与耳朵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能力不同：眼睛是用来看，耳朵是用来听。同理，作为美德整体的部分不同于其他部分，也是因为美德的各个部分能力的不同。以能力论证模式为基础，苏格拉底首先考查正义与虔诚这两种美德的关系。

苏格拉底设计了一种微妙的提问方式来考查正义与虔诚这两种美德。他编出一位无名的提问者向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提问，让他们共同面对这个由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组成的小型理智共同体之外的人，就正义、虔诚这些重大问题向他们提问。苏格拉底这个提问设计出于普罗泰戈拉将美德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美德，另一类是个人美德。作为个人美德，普罗泰戈拉是智慧且勇敢的，因为他自称是智者(317b)，并称古代智者以诗歌等方式为掩饰来传授智慧的做法不够谨慎，没能逃脱统治者的迫害，而他则公开自己的身份，并勇敢地承认自己在教人美德(316c-317c)。然而，普罗泰戈拉的做法也受到城邦的质疑，因为在城邦看来，作为政治美德，“正义与虔诚是由受诸神眷顾的智慧的先人奠定的”。(1)Lampert,Laurence，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72.中译见[美]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82页。那么，在正义和虔诚这些重大问题上，你们这些智慧之人持什么样的立场呢？通过设计一位无名的提问者，苏格拉底代表这位无名者来考查普罗泰戈拉在美德问题上的真实立场。

苏格拉底问，正义是不是指存在正义的事？因为，如果不是的话，正义有可能仅仅只是个名称而已。他再问，正义的事情之所以正义，是不是因为自身正义所以才是正义的？因为，如果正义的事情之所以正义不是因为正义在起作用，那么正义这个美德与其他美德的界限也就消失了。正义区别于其他美德的地方就在于其特有的能力。在得到普罗泰戈拉肯定的回答后，苏格拉底推论说，正义就是自身即正义的一类事情，或者说正义就是正义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一类事情。以相同的论证逻辑，苏格拉底将其应用于虔诚：虔诚就是指存在着虔诚的事，虔诚的事之所以虔诚是因虔诚本身就是虔诚的，所以虔诚就是自身是虔诚的一类事情，或者说是虔诚在其中发挥作用的一类事情。

苏格拉底这个论证的要点是要说明，一物之能力不同，其性质也不同。耳朵的能力是用来听，眼睛的能力是用来看，各有各的功能，所以在性质上耳朵与眼睛也就不同。同样，正义的性质是由正义的能力来界定的，虔诚的性质是由虔诚的能力来界定的，能力不同，性质也不同，所以，正义与虔诚不同，这种不同是完全的不同，即正义的事情就不是虔诚的事，虔诚的事情就不是正义的事，否则的话，正义和虔诚就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2)赛奈柯注意到苏格拉底论证的不严密性，他举例说，宣称民主与经济不相同，不等于经济的就是不民主、民主的就是不经济。苏格拉底之所论证不严密，在赛奈柯看来，是为了逼迫普罗泰戈拉严肃对待对话。见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250-251页。但现实是，正义的事情也是虔诚的，虔诚的事情也是正义的，或者至少正义与虔诚是非常相似的。对神虔诚与对人正义在本质上并非完全不同。根据普罗泰戈拉解释美德可教时所讲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为了防止人类共同生活在一起互行不义，以至于人类灭亡，宙斯才派赫尔墨斯给人类送来正义与羞耻感这两样东西，作为维系城邦的秩序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正义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美德，是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互相残害，而虔诚则是维系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美德。在普罗泰戈拉所讲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正义是由宙斯分发给人类的，人间正义的秩序是通过神来实现的，可见对人正义与对神虔诚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人正义的人会做出不虔诚的事情，同样也很难想象一个对神虔诚的人会假借神的名义对人行不义。当苏格拉底问普罗泰戈拉如何看待论证的结果与现实的差距时，普罗泰戈拉回答说，正义和虔诚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不过，如果苏格拉底你高兴的话，就权当正义的就是虔诚的，虔诚的也是正义的(331c)。

普罗泰戈拉回答问题的方式显得很敷衍。不同于普罗泰戈拉的长篇演说，苏格拉底主张简短问答，即由提问者和被提问者共同以简短问答的方式完成谈话的内容，同时被提问者所给出的回答必须代表本人的真实意愿，而非迎合提问者的意图。以这样的方式对谈，是为了共同探究事物的本质、检验真理(348a)。于是，苏格拉底坚持要求普罗泰戈拉将回答中的“如果”等字眼去掉。他说，对问题进行考查不是他自己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共同进行的，所以，如果能将论证中的“如果你愿意”“如果你高兴”等这些字眼去掉，那么问题就会得到最好的考查(331d)。苏格拉底式简短问答的谈话方式最基本的前提是谈话双方都互相严肃地看待论证的结果，并将每一次自己的回答当成下一次回答的前提。苏格拉底和普罗泰戈拉在谈话方式和对待论证的态度上的区别，也显示出普罗泰戈拉在对待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不严肃性。在来找普罗泰戈拉之前，苏格拉底就警告希波克拉底，要是不知道什么对灵魂有益或有害，那么“一旦付了钱，把学识装进灵魂里，获得学识，离开时灵魂必然不是已经受到损害就是已经获得裨益”(314b)。普罗泰戈拉对待论证的态度印证了苏格拉底对希波克拉底的警告。

对于苏格拉底所要求的论证的严肃性问题，普罗泰戈拉辩解说，一切对立的东西都有相似的地方，白之于黑有相似的地方，软之于硬有相似的地方，正义与虔诚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我们不能说有相似就相同。他肯定了苏格拉底的能力论证方式，一个东西不同于另一个东西是因为能力不同，所以性质不同。正义与虔诚不同，是因为正义与虔诚有不同的能力，但是，虽然正义与虔诚不同，它们并非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不能因为它们有点相似就称它们是相同的，同样也不能因为它们有一点点不同就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正义与虔诚不是一点点相同，也不是完全不同，那正义与虔诚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苏格拉底的追问，普罗泰戈拉显得很不耐烦。于是，苏格拉底就先暂停考查正义与虔诚的关系。

苏格拉底为什么首先考查正义和虔诚这两种美德呢？如果我们联系到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即城邦对苏格拉底的指控就在于说他不正义(败坏青年)、不虔诚(不信神)，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首先考查正义和虔诚这两种美德的关系就有为自己的老师辩护的意图。苏格拉底的正义与其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有关。苏格拉底所选择的生活方式是哲学的生活方式。让苏格拉底走上一条独特的哲学道路并最终被告上法庭的，源于苏格拉底对智慧的困惑：自认无知的苏格拉底竟被认为是最有智慧的。那么，什么是智慧呢？为此，苏格拉底走上了一条独特的考查智慧的道路。在这条路上，苏格拉底获得了对智慧的真正理解：别人以不知为知之，而他自己知道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换句话讲，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神才是智慧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对智慧的追求，恰恰相反，智慧意味着保持对智慧的思与问。(3)[德]费格尔：《苏格拉底》，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9页。苏格拉底自称是城邦的牛虻便是最好的例证(《申辩》31a)。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式智慧便是其正义与虔诚的最好体现，即哲学的虔诚便是追问什么是正义。(4)[德]费格尔：《苏格拉底》，杨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8页。同时，苏格拉底式智慧也体现了勇敢(自比为牛虻)与节制(自知其无知)这两种美德的完美结合，也就是说，智慧要温和，不能脱离节制,“哲学是勇敢与节制密切结合的最高形式”。(5)Strauss,Leo，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p.40.中译见[美]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李世祥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30页。

通过设想一个无名提问者来提问的方式，苏格拉底意在提醒智者普罗泰戈拉，从事美德教育的人自身美德的统一性的重要性，因为普罗泰戈拉对于自身的智慧及其从事美德教育的勇敢精神尤为看重，其目的是获得个人智慧的声誉而非探究真理，这就放弃了哲学的虔诚精神，从而显得不正义。(6)Bartlett,Robert，Sophist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rotagoras’Challenge to Socr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44.当苏格拉底通过考查显示虔诚与正义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时候，普罗泰戈拉开始显得不耐烦。于是苏格拉底便转向考查节制这种美德，并与智慧联系起来，考查它们的统一关系。

二、节制与智慧的统一性(332a-333b)

苏格拉底以“相反者唯一”原则作为论证的原则来考查节制与智慧的统一关系。苏格拉底首先向普罗泰戈拉确认，是否存在愚蠢这事，并且智慧是与之相对立的东西。在得到普罗泰戈拉的赞同之后，苏格拉底开始考查节制这种美德。

由于能力论证模式得到了普罗泰戈拉的赞同，所以苏格拉底继续采用能力论证模式进行论证。一物之性质由一物之能力决定。节制之所以节制，是因为做事方式节制，也就是说，在做事的过程中节制在起作用，从而将事情做得既正确又有益。反过来讲，如果将事情做得既正确又有益，那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节制在起作用，也就是做事节制。如果做事不正确、愚蠢，那就是做事不节制，也就是在做事的过程中节制不起作用。苏格拉底再以强壮和虚弱、快速与缓慢作类比，得出他论证的第一个结论：一物之性质与一物之能力相对应。

在能力论证的基础上，苏格拉底引入“相反者唯一”原则作为论证的原则。他举了三个例子：美，与之相对立的是丑；好，与之相对立的是坏；高音，与之相对立的是低音。苏格拉底接下来问普罗泰戈拉，如果一个东西有一个与之相对立的东西，那么这个相对立的东西是不是只有唯一一个？普罗泰戈拉不假思索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现在，把这两个论证原则结合起来：根据能力论证原则，即做事的方式或能力决定事物的性质，做事愚蠢所以是愚蠢的，做事节制所以是节制的，做事愚蠢与做事节制是相对立的，因此愚蠢与节制是相对立的。但是，普罗泰戈拉刚承认愚蠢与智慧是相对立的。根据“相反者唯一”的原则，可以得出智慧与节制是同一的，也就是说，实际上智慧与节制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因此，苏格拉底让普罗泰戈拉做选择：要么放弃“相反者唯一”这个论证原则，承认一个东西不只有一个东西与之相对立；要么放弃能力论证原则，否定美德的各个部分都有不同的能力。如果坚持“相反者唯一”的论证原则，就不得不承认节制和智慧是一回事，因为论证的结果显示，愚蠢既与智慧相对立，也与节制相对立。可如果放弃能力论证原则，就和普罗泰戈拉一开始的说法自相矛盾。普罗泰戈拉开始的说法是，作为美德整体的各个部分，正义、节制、虔诚、智慧和勇敢各自拥有不同的能力，美德的各个部分互不相同，就像同一个脸部的眼、鼻、耳、嘴的关系一样(329d)。

经过两轮论证，苏格拉底表明，正义与虔诚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作为智慧之人，普罗泰戈拉为了迎合民主政治，放弃哲学的虔诚，显得不正义。同样，智慧与节制也是统一的，智慧不能脱离节制，否则就不能把事情做得既对又有益。普罗泰戈拉勇敢地脱离古代智慧传统，公开传授智术，正在给哲学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危险。现在，苏格拉底只要把前面两个论证合在一起，证明正义与节制的统一关系，就可表明正义、虔诚、智慧与节制这四种美德在本质上是统一的。

三、正义与节制的统一性(333c-334c)

在指出普罗泰戈拉自身美德的缺陷之后，苏格拉底将进一步指出，普罗泰戈拉从事的智术教育所带来的不义后果，即教人有节制地行不义，从而最终危害到城邦的稳定。

在考查节制这种美德的时候，普罗泰戈拉同意把事情做得既对又有益就是做事节制。苏格拉底继续问道，就做事不义本身而言，能否称得上是节制，或者说看上去是节制的？如果普罗泰戈拉承认做事不义也可称得上是做事节制，那么这无异于公开承认做事不义也可以把事情做得既对又有益。另外，当苏格拉底问普罗泰戈拉美德是否是统一的时候，他否认了美德的统一性，并举例说一个人可以勇敢但不正义、正义但不智慧(329e)。可是，苏格拉底刚通过“相反者唯一”的论证原则迫使普罗泰戈拉承认智慧与节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如果一个人可以正义但不智慧，反过来讲，是否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智慧(节制)但不正义？或者，如苏格拉底所问，做事不义也可以被称得上是节制的？

普罗泰戈拉不能否定这个说法，因为这是苏格拉底从他的回答中得出来的，但他又耻于公开承认，于是普罗泰戈拉便在自己的观点与世人看法之间做了区分。他说，承认做事不义是节制的这个说法是可耻的，但许多普通大众确实是这么说的，因为不义之行最终看起来像是很有节制。如果普罗泰戈拉公开承认做事不义也可以是节制的，那么这无异于承认人们行不义之事时，只要能瞒过民众，那就是节制。为了回避苏格拉底这个两难的提问，普罗泰戈拉让苏格拉底先单独跟大多数人的观点作辩论，但苏格拉底说，这倒无所谓，因为他关心的是论证本身而非论证者，因而在论证的过程中，不单是被提问者，连提问者本身也将受到平等的考查(333c)。苏格拉底采用简短问答的谈话方式并非仅仅只是考查被提问者的观点，而是连提问者本人也会受到平等的考查，从而苏格拉底式简短问答的谈话方式就具有自我批判的特点，这并不是为了取得论辩上的胜利，而是为了考查事物的本质，即真理。

由于普罗泰戈拉否认正义与节制的统一性，因此，苏格拉底将不义与节制联系起来，并迫使普罗泰戈拉承认有些人做事不义也是节制的，或者说在做不义之事时也是明智的，明智的就是要考虑周全，考虑周全的目的是想把事情做成(做好)，那么把事情做好就是对人有好处。我们把上述的推论加以简化：做事不义→节制→明智→考虑周全→把事情做好→对人有利。普罗泰戈拉自称教人善谋，就是教人要考虑周全，(9)朗佩特注意到了考虑周全与善谋的词根关系，见Lampert,Laurence，How Philosophy Became Socratic，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77.中译见[美]朗佩特：《哲学如何成为苏格拉底式的》，戴晓光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87页。[美]冈萨雷斯：《〈普罗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84页。另见Knut Agotnes，“Socrates’ Sophisticated Attack on Protagoras”,O.Pettersson,V.Songe-Møller(eds.)，Plato’s Protagoras:Essays on the Confron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phistry，Gewerbestrass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30-31；Bartlett,Robert，Sophistry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rotagoras’ Challenge to Socr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p.50.因此，我们把考虑周全换成善谋，简化后的苏格拉底的递推论证如下：做事不义→节制→明智→善谋→把事情做好→对人有利。教人善谋确实可以给人带来好处，但是这里的人也可以是做事不义之人，因为行不义之事的人也可能通过习得善谋的技艺来给自己带来好处。通过简化我们可以看出，智者所从事的美德教育的本质就是将“实质的不正义与表面的正义结合起来”，(10)Strauss,Leo，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117.中译见[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7页。也见[美]冈萨雷斯：《〈普罗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83页。即表面上教人善谋(政治技艺)，实质上却有可能教人有节制地行不义之事来给不义之人带来好处，因此，当苏格拉底指出普罗泰戈拉的教导所可能带来的不义后果时，普罗泰戈拉生气了。(11)冈萨雷斯把利用智慧和勇敢教人善谋可能被用于追求不义看成普罗泰戈拉最隐秘的秘密，并称普罗泰戈拉的生气表明，行不义时也算得上是节制是普罗泰戈拉的真实观点，见[美]冈萨雷斯：《〈普罗泰戈拉〉中的德性：共同思索善》，刘小枫编：《谁来教育老师》，蒋鹏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第79、83页。

看到普罗泰戈拉生气的样子，苏格拉底小心翼翼地换个说法问道：“你所指的好是指无人受益，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好这回事？”普罗泰戈拉否定了苏格拉底的说法，好既非无人受益，也非一无好处。为了在辩论中取胜，普罗泰戈拉改变了苏格拉底强加给他的论辩方式，发表了一通长篇演说为自己的关于好的相对主义立场作辩护：“我自己当然知道，许多东西对人并没有益处——吃的、喝的、药物以及别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东西，但我也知道，有的东西对人有益处。还有一些则谈不上对人有益或者有害，却对马有益；有些仅对牛有益，有些则对狗有益。还有一些对这些动物谈不上有益或者有害，却对树木好；而且有些对树根好，对嫩枝却有害，比如畜粪，撒在所有的树木的根上都好，可要是你想把它们撒在新苗和嫩枝上，就把它们全毁了。甚至还有橄榄油，对所有的植物都极为有害——而且是除了人以外的所有生物的毛发的大敌，却呵护人的毛发甚至身体的其它地方。所以，一切的好实在复杂，而且五花八门。就拿这个橄榄油来说，在体外对这个人就是好东西，但在体内，同样这个东西对人就极坏。由于这个原因，医生全都禁止体弱者在想吃的东西中用橄榄油，除非极少一丁点儿，以祛除食物和佐料中让鼻子感到的难闻味为限”(12)[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四书》，刘小枫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99-100页。(334a-d)。

普罗泰戈拉的这段演说，针对的是苏格拉底的提问：做事不义对人有好处，还是做事不义无人能受益？如果做事不义对人有好处，那么到底是谁在受益？如果做事不义无人能受益，那么为什么做事不义还能是节制的呢，因为节制意味着把事情做得又对又有益？普罗泰戈拉肯定了做事不义也可以对人有好处，否定了做事不义对人毫无好处，只是这里的好处(益处)要相对来看。一个东西对甲有好处，不见得对乙有好处，因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普罗泰戈拉的长篇演说使其在美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立场显露无遗。

四、美德的统一性与智者教育的本质

普罗泰戈拉在美德问题上的相对主义立场是苏格拉底考查美德统一性问题的目的。普罗泰戈拉主张美德是相对的，必然否认美德的统一性。换句话讲，如果美德是相对的，那么衡量美德的标准也将是变动的，这就触及了城邦的政治基础。

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立场在《泰阿泰德》里有详细的阐发。在《泰阿泰德》中，苏格拉底通过助产泰阿泰德得出“知识即感觉”的说法后，认为泰阿泰德的这个说法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说法很接近，按照这个说法，“人是‘是的东西’之所是的尺度，也是‘不是的东西’之所不是的尺度”。(13)[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詹文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页。一阵风吹来，是冷是热，衡量的尺度在人，人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同样，一个东西对人好不好，衡量的尺度在于人而不在于事物本身。对甲好的东西，不一定对乙有好处；对乙不好的东西，不一定对甲有害。普罗泰戈拉在上述演说中所举的畜粪和橄榄油的例子，说明看起来是不好的东西(畜粪)也有好处，看起来是好的东西(橄榄油)有时对人也有害。一切好都是相对的，做事不义有时也会对人有好处。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立场表明，其教导的乃是习俗性的东西，探究自然的哲学在普罗泰戈拉那里最终变成迎合习俗(政治)的东西。(14)Strauss,Leo，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pp.116-117.中译见[美]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17-118页。

普罗泰戈拉的演说赢得了在座者的一阵喝彩，可见在座的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能力区别普罗泰戈拉讲辞中欺骗性的成分与真实的内容。在座的青年大部分如希波克拉底一样，是冲着普罗泰戈拉的名声而来，目的是学得一套演说的技巧，使自己在行事和说话方面变得厉害，以便在城邦的政治舞台上出人头地，然后为自己捞得好处(316c)。在来找普罗泰戈拉之前，苏格拉底以天光未亮为由考查希波克拉底，结果显示，希波克拉底对普罗泰戈拉教育的内容一无所知。于是，苏格拉底向希波克拉底发出警告：在对普罗泰戈拉所教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贸然将自己的灵魂托付给这类智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学得智者的教诲，灵魂便有可能受到永久性的伤害。苏格拉底以医生作类比说，灵魂的学习和身体的饮食不一样，哪些东西对身体有益，哪些东西对身体有害，在食用之前我们可以请教医生，甚至在误食了有害的东西之后，我们还可以将其吐出。但是，灵魂的学习却很不一样，一旦学成，灵魂便要么受益要么受损，除非自己是灵魂的医生，能够辨别智者教诲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否则就不知道自己灵魂所托付的是好还是坏。苏格拉底带希波克拉底来找普罗泰戈拉，就是要来找寻灵魂的医生，搞清楚智者教育的本质，辨别智者教诲中哪些教诲是有益的哪些教诲是有害的。苏格拉底通过考查普罗泰戈拉对待美德的真实态度，揭露了普罗泰戈拉所教的智术(善谋或政治技艺)的本质及危害。教人善谋(政治技艺)有可能使人为了个人利益在行不义之事时显得更节制更明智，从而对城邦的危害更大，特别是那些只关心个人利益而缺乏公益之心的人，一旦掌握这门技艺之后，便有可能在雅典的政治舞台操弄雅典公民，藐视雅典法律，破坏雅典的政治稳定。(15)拉尔森提到，希波克拉底对政治无知的危害比普罗泰戈拉所教智术的危害来得更大。当然，希波克拉底与普罗泰戈拉智术的结合，也有可能为其通往僭政之路助力。见Larsen,Jens Kristian，“By What Is the Soul Nourished? On the Art of the Physician of Souls in Plato’s Protagoras”，O.Pettersson,V.Songe-Møller(eds.)，Plato’s Protagoras:Essays on the Confronta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phistry，Gewerbestrasse: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7，pp.79-97.

经过三轮的考查，苏格拉底将普罗泰戈拉不义的伪装一一揭开：首先，在考查正义与虔诚的关系时，苏格拉底基于能力论证证明正义与虔诚的一致性——保持对哲学的虔诚便是智慧之人的正义。作为智者，普罗泰戈拉为了博取智慧的名声，放弃了哲学的虔诚，公开在其著作中宣扬无神论，以人替代神作为真理的尺度，革新城邦的信仰，显得既非虔诚也不正义。(16)[古罗马]第欧根尼·拉尔修：《明哲言行录》，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58页。其次，在考查智慧与节制的关系时，苏格拉底以“相反者唯一”为原则论证智慧与节制的一致性——智慧不能脱离节制。普罗泰戈拉否定整个古希腊智慧传统，去掉诗歌的掩饰，公开搞智术教育，其行为并非勇敢，而是鲁莽。最后，苏格拉底考查正义与节制的关系——节制是为了城邦正义，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普罗泰戈拉所教导的善谋就是教人在政治事务中更有能耐地行事和说话，然而，论证的结果显示，普罗泰戈拉所教的有可能让人有节制地行不义，从而让不义之人看起来是正义的。这样的技艺，一旦被道德品质低下的人所掌握，便有可能被用来为自己谋利，甚至为自己的僭政统治铺平道路。

五、结语

通过考查普罗泰戈拉在美德问题上的真实立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与智者普罗泰戈拉区别开来：智者通过模糊美德的衡量标准，将美德相对主义化，从而否定美德的统一性，只顾追求个人智慧上的名声，全然不顾其教育给城邦所带来的危害，即表面上承诺教导青年美德，实际上却仅仅只是在教导适用于民主政治下操弄民众的言辞和政治技巧。哲学成了智术，美德教育反而是在败坏青年。可以说，智者对城邦的衰落负有责任，这种责任的根源在于从事教育的智者自身道德品质的堕落，即从事教育者忽略自身美德的统一性，割裂政治美德与个人美德的关系，只在乎自身在智慧方面的勇敢与声誉，而不顾其教育的政治后果。在《普罗泰戈拉》中，苏格拉底试图扭转哲学的智术形象，将被智者相对主义化的美德标准重新归一，这是苏格拉底考查美德统一性问题的目的，也是哲人苏格拉底区别于智者普罗泰戈拉的根本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