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 潘，刘俊利

(西安工程大学 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8)

0 引 言

在生态学中，捕食者-食饵的驱动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有2种不同的方法得到捕食者与食饵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食饵的影响[1]：第1种是捕食者通过直接捕食食饵而影响食饵种群[2]；第2种观点是捕食者的存在以及间接行为也会影响食饵的种群。1998年，理论生物学家LIMA认为捕食者的存在会引起食饵的恐惧，而且会改变食饵的一些行为和生理特征，从而影响食饵的种群数量，并且这种影响在一定情况下远远大于直接捕食造成的影响[3]。在恐惧效应下，食饵的很多行为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栖息地、觅食、繁殖等的改变[4-9]。虽然食饵对于捕食者的恐惧造成的反捕食行为增加了成年食饵生存的概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反捕食行为会影响食饵的物种数量[7]。对于恐惧效应是否可以对食饵的物种数量造成影响，ZANETTE等对其进行实验研究，表明歌雀对捕食者的恐惧导致其繁殖率减少了40%，证明了食饵对捕食者的恐惧会产生一定的反捕食行为，从而使食饵的出生率和存活率减少[6]。

尽管捕食者与食饵之间的动力学行为可以用不同的功能反应函数描述，但是把这些功能反应纳入到捕食者-食饵系统中，也不能反映出恐惧对食饵的种群数量的影响。早期研究认为，捕食者的功能反应为捕食者每单位时间消耗的食饵数量，功能反应仅是食饵密度的函数。最常见的功能反应函数是HOLLING在1965年提出的Holling II型功能反应函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