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那迦

“过似明镜显秽形，悔如尖刀在穿心！只恨悔得太晚、醒得太迟。”2017年11月被双开的湖南省长沙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杜旭辉，直到归案后才幡然悔悟。他曾是开发区的“一霸手”，官位想发就发，费用想收就收，让亲友大肆在区内投资经商、承揽业务，自己坐镇背后收受钱财。

稍加梳理，十九大以后，已先后有20余名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主要领导在其任上落马，省级、地市级更不计其数。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指出，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

一般而言，国家级开发区的管理机构是所在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根据授权行使同级人民政府行政审批、经济协调与管理等职能。相应的，开发区主要领导一般也流行“高配”，在当地政商圈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能量。

从近年来风险防范看，越是经济开发的重点区域，越应成为監管重地。如何优化开发区的监督管理体制机制，怎样防止开发区建设管理乱象、化解“腐败洼地”的魔咒？为此，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斩断“围猎”通道

“从目前的情况看，开发区存在的一把手问题集中、亦官亦商政企不分、甘于被‘围猎等现象，折射出权力集中和监管失灵的共性问题，如管理体制封闭、权力边界不清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陈剑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

全国各地各级开发区多实行“封闭式管理”运行模式，内部运行不够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