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启超被公认为是近代优秀的学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文章通过论述生长环境以及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分析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关键词：梁启超;生长环境;康有为

“我若把我的矛盾去掉，同时怕把我做事的活力也去掉了。”这是梁启超的一句自述。他是一个矛盾的人，在世人眼中他总是摇摆不定，他的信仰总是看似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然而，矛盾又让他保持着对世界和人生的活力。那么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到底应该如何评价？他是否真的就是一个“善变”之人？在他的思想中，是否存在自始至终都在坚持的思想？而那些所谓变化着的思想，于现在的我们，是应该摒弃，还是继承？这些都值得深思。

一、生长环境对梁启超的影响

生长环境对梁启超的性格及其日后的思想有极大影响，值得我们关注。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新会地处珠江三角洲地区，濒临海洋，属于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具有多雨湿热的特点。新会的湿热多变气候，会让人躁动不安，同时天气情况顷刻辄变。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里讨论了法律与气候的关系，提到了气候的差异与人的感受、性格之间的联系。如在寒冷的地方，人的反应比较迟钝;而在炎热的地方，人会变得敏感。不同的气候会形成不同的生态景观，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而梁启超性格中的多变，是否与新会这种多变的气候给人带来的躁动心绪有关？这还需要相关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梁启超所生活的新会，“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民无积聚而多贫，故其俗朴而野，其流弊也犷而不驯。”根据上述表述，新会读书人多尊师重道、敬重知识，多求安稳恬静，缺少竞争意识，民众则多靠山、海而活，多贫穷而粗犷。这是一种带有保守倾向的环境，文士之辈多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节，但同时又固守自己的世界，没有太多的变革意识。因此早年的梁启超同样遵循着传统的入仕之道，参加了科举考试，在12岁便中了秀才，被称为“神童”，15岁学训诂之学，18岁入京应试，然不中而归。可以说梁启超生活的环境与其求学的经历，都在一种传统的入世之道中行进，他也深谙其中利弊。故而在维新运动中，他曾经展开了对科举的批判之文，批判科举之弊端在于阻碍人才的发展与扼杀新式学校之发展，并由此提出科举之变[1]。

近代中国沿海地区为最早接触西学思想之地，西学思想于这些地方甚为活跃，如上海、广东等地，皆为中国近现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地区，涌现出许多引领时代先河的先驱，他们引入了许多西方现代的理念与思想。这些理念与思想对于梁启超而言是积极的，一方面为他提供了参考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为他带来了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眼界和意识。新科学、新思想的引进，不但引起了国人对西学的空前关注，而且还引发了教育制度的变革。梁启超对知识、对教育的重视，其思想中所具有的现代西方印记，以及其性格中的反抗性，都带着明显的进步色彩。这些进步色彩，与他所处的环境、所接触到的思想相关。

二、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影响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一个人是一定要提到的，那就是康有为，他对梁启超思想的影响不可估量。康有为曾于1890年在广州云衢书屋聚徒讲学，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开堂收徒，学堂名为“万木草堂”。万木草堂的办学宗旨是：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学堂开办四年来培养出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物，而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梁启超，就是万木草堂的学生。

梁启超早年的政治理想，基本源于康有为，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康有为思想的复刻本。梁启超对康有为的政治主张，不仅仅是认同，甚至到了颂扬的地步。他于初期作为康有为的一名弟子四处奔走，宣传康氏的主张，直至《时务报》于1896年创刊，梁启超任该报主笔，从而如鱼得水，脱颖而出，显示了其以文字鼓动人心的特殊才干[2]。

梁启超政治理念的思想转变，也源于康有为的影响。1892年，康有为始撰《孔子改制考》，至1898年正式刊行。《孔子改制考》共二十一卷，被稱为是一部“火山式大喷发”式的变法理论著作，是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这部书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其大同思想便于该书中体现。天下大同，是维新派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在康有为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大同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哲学观点融为一体，以大同思想对传统专制制度进行攻击。梁启超早期对民主的追求，便源于康有为的启蒙。

1895年6月，康有为第四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1896年，康有为在上海刊行《西学书目表》，对于宣传西学、推动维新影响很大。可以看出，梁启超作为民主战士，源头便是康有为。然而，却正是因为梁启超在初期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导致了他整个人生的不断改变，所谓的变化其实不过是他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的一个过程，当然这其中也不能否认他人生阅历的积累。

关于自己的老师，梁启超曾经有着这样的对比：“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这段比较道出了梁启超性格中的一个特点，即一种谦逊的状态，正因其常自认为“学未成”，故而常自省所学之浅薄，由此形成他“无成见”的自我判断。这种自我评价似乎并非梁启超的一种谦逊态度，而是其思想与性格的一种真实写照。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出现了与康有为思想分离的趋势，他没有陷于变法失败的痛苦之中，而是把目光聚焦在了失败的深层原因，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认为，守旧派占据着政府的主流，国民性的因循守旧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停滞不前，于是梁启超开始思索国民性教育的问题。他提出的“新民说”是他政治生涯上的一个巅峰，这也使得他第一次与主张“保皇改良”的康有为站在了对立面。“新民说”的提出，宣告了梁启超不再是康有为的影子，而是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主张和思想，这也成为他人生中最重大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转变。

三、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梁启超的变，源于其性格之中的一种自我否定意识，但这种自我否定意识并没有影响到梁启超对于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思考。在梁启超的一生中，自始至终坚持不变的，首先是他的爱国之心。无论梁启超身处哪一个人生阶段，也无论他游历在哪个国家，他永远心系祖国，任凭那个落后腐朽的国家曾经怎样摧毁他的理想、他的蓝图，都从未改变过他的爱国之心。其次是追求民主的执着。从初期跟随康有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到后来与保皇派康有为分道扬镳，提出“新民说”，“然则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梁启超坚持的一直都是对于民主的追求，他渴望的是一个民主的、开明的政府，通达廉洁、进步自强的国家。最后是对于学术的专情。梁启超晚年曾说：“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在梁启超的内心深处，总是期望“鱼”和“熊掌”可以兼得，他的人生最高理想是“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4]。正是因为梁启超从幼年起，便建立的尊师尚学价值观，以及贯穿他整个人生都没有放弃的对于学问的孜孜不倦追求，才有了京师大学堂的教育章程，才有了他晚年投身教育事业，以及四处的讲学。

这就是梁启超的变与不变。他对于学术、国家与民族未来的探寻，是他变的缘故，他需要寻找到一条适合于此的道路;而其不变的，则是他为国为民的千愁万绪、挂念于怀，无论他身在何方，这份感情是没有更改过的。

参考文献：

[1]方志钦，刘斯奋.梁启超诗文选[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46-63.

[2]夏晓虹.阅读梁启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6.

[3]梁启超.新民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

[4]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401-3410.

作者简介：

史金，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