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钰涵

摘 要：文章针对国内当下几大主流音乐播放软件平台、门户网站平台和广播电视平台所推出的各个音乐排行榜，运用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的视角，对其进行对比分析和综合思考，并通过研究国内各音乐排行榜的發展历程及现状，总结归纳出其特性特点、优劣状况，提出未来优化发展策略。

关键词：议程设置;流行音乐;排行榜

一、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发展概况

（一）议程设置下的流行音乐排行榜

流行音乐排行榜的议程设置通过投票评审等方式，以音乐的流行程度、音乐人的受欢迎程度或贡献高低等为标准进行排名，将音乐受众分散的议题一一聚合，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显著地位，使得具有相同音乐喜好的受众相互认同并进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流行音乐排行榜代表的是意见领袖和权威媒体，其议程设置功能带来的是主流音乐的传播。流行音乐的评奖行为在社会整体运行中，通过市场机制融入了资本力量，形成了新的生产线式的商业流程，流行音乐排行榜逐渐变得市场化、商业化与产业化。

（二）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发展阶段

1988年IFPI国际唱片业协会首次颁发了全年销量冠军大奖，即后来的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成为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开端。1990年，台湾金曲奖一举成为华语乐坛规模最大、影响力最高的音乐奖项。2001年，相关部门设立了与戏剧梅花奖、电影金鸡奖、电视金鹰奖并列为国家级艺术大奖的中国音乐金钟奖、音乐风云榜等红极一时的音乐榜单。到2002年为止，中国大大小小的排行榜颁奖礼总数已经达到了2000多个。各大奖项数量更难以统计[1]。近些年来，各媒体机构接连推出了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亚洲新歌榜，还有Billboard China与尼尔森网联媒介数据服务公司联合打造的中国音乐公告牌等排行榜，皆以“亚洲”“全球”“中国”为噱头，充满娱乐性与商业性。为完善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发展，相关部门不得不将规范国内流行音乐市场提上议程。

1.唱片时代音乐流行风向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世界潮流影响和政策支持，国内流行音乐市场发展环境良好，达到唱片工业的鼎盛时期。随着华语乐坛唱片时代的来临，国际、国内和部分地区范围内的华语流行音乐排行榜也随之应运而生。

由国际唱片业协会与香港电台合办的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于1988年在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上首次颁发，由香港IFPI唱片协会统计，并制定了金唱片（30000张）、白金唱片（50000张）、双白金唱片（100000张）的销量评奖标准，成为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开端。后因盗版网络音乐的冲击，主动下调评奖标准，但仍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奖项的经典。

在唱片工业的背景下，听众对音乐信息的接收较为被动，且信息量有限，唱片销量是唯一评选标准，与其他媒体的播放量、下载量和点击率无关，为音乐人和音乐作品提供了公平的竞争环境。以2004年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为例，榜单上百花齐放，例如歌神张学友、当代民谣大师刀郎、芳华绝代梅艳芳等。他们的音乐多元化，代表着不同的音乐领域，共同刺激着唱片时代的华语乐坛欣欣向荣，流行音乐排行榜同样也在引领着当时的潮流，是音乐流行的风向标。

2.数字时代娱乐流量代名词

数字技术的发展使音乐传输从高保真无损的WAV格式文件，到更利于存储和传输的MP3格式文件，是推动音乐在网络中快速传播的重要动力之一。数字音乐的普及程度和受欢迎程度大势压制了实体唱片的发展，音乐产业的数字时代悄然来临。

以亚洲新歌榜2018年度盛典十大金曲为例，网络评论显示，上榜金曲只在粉丝圈内大为流行，影响力远达不到粉丝以外的受众群体。且以“亚洲”为名，却无邻国友邦的参与，用标题党的方式引起粉丝群体的重视，营造出虚假繁荣的假象，无法全然显示音乐的流行程度与质量高低，不具备参考价值，对亚洲音乐市场发展也无推动力或影响力可言。在数字时代，一些公司对音乐生产的态度产生了偏颇，一些音乐人也无法保持其音乐的纯粹性，只关注流量和利润，音乐产品本身是否具有艺术质量已显得无关紧要。这种关于音乐艺术价值的投机行为，是数字时代发展无法避免的结果。

二、议程设置视域下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的

发展问题

（一）数据偏颇——数据计算机制不完善

首先，数据统计方式以偏概全。面对音乐产业现状，美国Billboard排行榜更新了数据计算机制，将电台播放量、下载销量、主动流媒体播放量和实体销量，按照一定比例计算出积分，积分高低决定排名。对比IFPI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它未跟随时代发展更新数据统计方式，仍然坚持按实体唱片销量排名，相对降低了销量评比标准。一些狂热粉丝为制作出可观的流量数据，在指定音乐平台上一次性购买成千上万张数字专辑，而平台也无任何说明或限制粉丝购买行为的措施，纵容粉丝经济膨胀，严重影响了音乐市场的良性运转。

其次，音乐内容和分发平台分离。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虾米音乐以及网易云音乐，这五家国内主流音乐平台曾互相提供数据支持，共同推出了2018年数字专辑国内销量年终排行榜，版权问题就此显露，音乐销量数据只有其版权公司有权进行统计和公布。如网易云独家音乐人的音乐版权在合约期内只属于网易云音乐，其他平台上皆无数据，网易云需要留住听众，便不会将独家音乐分发给其他平台，看似五家音乐平台数据共享，实则音乐集团各自为营。然而，版权方和文化部门并不倡导独家版权，音乐平台也需知名音乐人的引流，所以音乐平台会与大型唱片公司华纳、索尼等约定版权分销。

（二）议题失真——权威性逐渐流失

作为议程传播者，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良莠不齐。大多受众获取音乐信息依靠大众传媒，即音乐软件、音乐门户网站、音乐杂志期刊等。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假说在认知层面的传播效果影响了音乐受众的认知偏向，音乐受众始终受大众传媒所营造的拟态环境影响，人的行为受到环境认知活动的制约。

流行音乐排行榜应肩负起作为大众传媒对音乐受众的议程进行正确构建的责任，而现实情况是，国内大小音乐排行榜和奖项已膨胀饱和，量高于质。作为大众传媒，流行音乐排行榜为音乐受众设置的议题五花八门，没有形成关于流行音乐发展统一的艺术价值理念，更没有完成其作为音乐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的任务和使命，自然也就逐渐流失了其应有的权威性。

在音乐市场中，粉丝的买榜行为屡见不鲜，有违音乐市场的公平竞争。“饭圈”中的粉丝年龄和学历普遍偏低，有较强的购买力和组织力，由于音乐在网络传播中具有反复性、无限性等特点，一些粉丝会一次性下载或购买大量数字音乐专辑，打造出“用数据说话”的全民偶像的虚假形象，以满足自身的心理预期。但不乏音乐人劝告粉丝理性消费，这事关议程受传者们对待音乐文化的态度问题。

（三）舆论失焦——公信力逐渐下降

首先，音乐受众由被动到主动。在传统媒体时代，音乐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十分有限，处于被动状态，听众会根据媒体分发的音乐信息和引导方向，参与一定话题范围内的信息交流。而音乐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具有自由性、交流性、异步性等特点，听众也具有了双重身份，不再仅仅是受传者，也变成了一些音乐信息的传播者，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音乐受众的表达权利空前提升，在网络聊天、评论、帖子中，个人议题一经提出和表达，就有可能得到其他受众的浏览和反馈，通过点赞、回复和转发等即时互动交流的手段，也可上升为大众议题，甚至被其他主流媒体捕捉，进入媒体议程。互联网孕育出诸多音乐自媒体账号，它们以其独到的见解、新颖的风格和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对音乐市场中包括排行榜在内的问题进行选择和判断，引起受众的关注和共鸣，从而引导舆论走向，因此出现了议程设置层级下移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流行音乐排行榜发布的信息，及其利用自身话语权所构建的议事日程，容易受到音乐受众的质疑，也间接导致了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公信力的下降。

其次，舆论关注从作品到人设。在唱片时代，大部分榜上有名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都曾出过粤语版、英文版，例如《江南》、Always Online，为的是更广泛地传播音乐作品，让世界了解华语流行音乐。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如周杰伦、林俊杰等全民偶像，听众喜爱偶像，是因为他们的音乐动听、元素多样且足够前卫，音乐作品时隔多年也不会产生年代感，华语乐坛百花齐放的盛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今，市场为了商业利益便借助排行榜的宣发作用，不断造星，为了数据可观而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霸占音乐受众日常所接触到的各种媒体平台中的流量。然而，受众接收到的信息并非音乐作品本身，更多的是例如“锦鲤”“努力”之类的人设。音乐受众对当下流行音乐排行榜的舆论焦点已经出现从音乐作品本身转移到偶像人设的情况，排行榜逐渐丧失了为听众甄选优质音乐作品的功能，公信力也逐渐下降。

三、优化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议程设置的策略

（一）优化排行榜数据来源

在大数据背景下，音乐产业中客观的数据就是音乐作品人气的高低，通过排行榜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和估算，得出的数据排名其实比唱片销量更加客观，说服效果更强。美国的Billboard榜单随着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革新改制，将专辑和单曲分离，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统计排名。鉴于此，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可通过第三方平台获得统一的音乐数据，并进行深入分析，更好地了解中国音乐市场。

海量数据信息包含的价值应该被充分挖掘。对于排行榜来说，要发挥其作为音乐数据库的强大功能与作用，就必须优化自身数据来源，对于各平台、各网站的音乐播放量和下载量，以及音乐专辑线上线下的销售量等数据，在公平合理科学的机制下进行统一的搜集、统计和计算。流行音乐排行榜也要划分专辑、单曲等不同形式的音乐产品，细化摇滚、爵士、流行等不同风格的音乐产品，尤其是要注重后者，即音乐自身特点的差异性，增设不同音乐产品不同种类的榜单。流行音乐排行榜应显示出音乐流行趋势，用数据驱动创作，挖掘出更多优质音乐人和音乐作品，成为音乐产业中各行业间联系的纽带。

（二）构建权威的议程设置机制

音乐公司推出排行榜必须保持其作为“把关人”对信息处理和分发应有的态度，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增强引导音乐市场良性运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是对于中国流行音乐排行榜，不应出现以特殊照顾或平衡关系为由的暗箱操作，取消以“至尊”“劲爆”等为噱头的莫须有的奖项设置。不应受利益驱使而推崇肤浅平面、粗制滥造的洗脑或垃圾音乐，要准确把握音乐受众追求高质量音乐的需求，满足音乐受众的审美期待。

在美国，若要成为格莱美唱片奖评委，名字必须作为创作者或技术人员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出现至少6次[2]，拥有评审资质的音乐人凤毛麟角。由此可见，在专业音乐人群体中，要注重音乐美学、音乐批评的发展，提高自身乃至大众的音乐审美。相关部门可从高校或专业艺术团体入手，开设课程，组织活动，培养优秀的音乐评审人势在必行。

（三）营造公平公正的评价环境

面对音乐受众由被动到主动的情况，具备受传功能的听众应在对自己言论负责的前提下自由发表意见，在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的信息社会中，增强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流行音乐排行榜的设置应以新闻报道为榜样坚持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应坚持新闻的客观、公正、全面[3]。排行榜应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其内部从业人员应加强职业道德学习，以专业的角度，从音乐作品本身出发，进行客观、公正、全面的排名。

音乐的传播活动应保持在一定规则下进行，这个规则就是音乐著作权法，它能调节音乐传播活动中人际间的和谐关系，维护音乐传播链条中各方的正当利益。面对专业与商业的冲突，专业不应让步，音乐排行榜在处理来自受众提供的海量数据信息时，应严格遵循音乐传播的规则。相关机构应建立健全流行音乐市场中合理的分配机制，培养受众正确的音乐消费观，保证音乐流行排名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进行，激发国内流行音乐的创作与发展活力。

四、结语

國内流行音乐排行榜尚存较大问题。第一，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内容杂乱，数据偏颇。第二，排行榜在音乐产业中过于商业化而扰乱市场秩序，丧失权威性。第三，互联网背景下的舆论失焦现象严重，排行榜公信力下降。本文根据传播学中议程设置的理论以及国外发展经验，从数据、机制和环境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国内流行音乐排行榜发展问题的改善方案。

参考文献：

[1][2]陆璐.格莱美音乐奖对中国流行乐坛的影响[D].南宁：广西大学，2013.

[3]周雪.受众主动设置议程对媒体议程设置的影响[J].传播力研究，2018（31）：63.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

指导教师：

黄德俊，南京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