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而上，故不美，若美之，是乐杀人……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哀礼处之。”这是《道德经》中的一段话，意思是战争是负面的手段，万不得已要进行战争，则应适可而止，否则，就是以杀人为乐的暴君。胜利者对待牺牲的人，不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应以哀礼来对待他们。现在看来，前期和中期的南诏国在经历的战争中，真实地做到了这段话所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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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貞元十年（794年）六月，南诏与唐朝结束了40年的对抗，在异牟寻隆重的欢迎仪式上，袁滋向异牟寻颁发唐德宗的册封诏书，唐南重归于好。

时势造英雄，南诏重归于唐，有关键人物的推动，如崔佐时、韦皋、郑回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化上的认同和当时局势的发展。在异牟寻之前，细奴逻、逻盛、盛罗皮、皮逻阁、阁罗凤、凤伽异常年遣使入唐并得到封赐，因此，异牟寻说：“曾祖有宠先帝，后嗣率蒙袭王”。为报唐皇恩赏，南诏也倾其所有，以至于“进献，府无余月”。

在文化上，南诏早早就开始学习中原。南诏统一六诏之前，统治者就提倡“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初代祖细奴逻的儿子逻盛即有修习孔子的意愿，到盛逻皮时完成了他修建文庙祭祀孔子的愿望。皮逻阁时，送大量子弟入长安学习，并请汉族老师教授儒学。阁罗凤与唐朝交恶时俘虏的汉人郑回，当了南诏三代“帝师”，在南诏重新归附唐朝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一句“中国有礼义，少求责，非若吐蕃惏刻无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