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发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

编者按

云南亚洲象群“断鼻家族”的迁徙即将满十七个月。在一个月多前历史性地进入昆明市辖区后，“断鼻家族”的北上之路未能延续，2021年6月8日深夜，象群开始调头，至今仍逗留在玉溪市辖区内。

“断鼻家族”这一趟旅程，吸引众多关注，也留下许多疑问，最大的疑问，是大象为何出走。

在它们出发的西双版纳，人象之间的关系远非“断鼻家族”这一路那样相安无事，从一百多头增加到近三百头的这些年，也是人象冲突不断的这些年。这其中，冲突最激烈的当属勐阿镇——仅2019年，同样自西双版纳保护区出走的大象就杀了6个人。

在勐阿镇、在普洱市、在南滚河，南方周末记者试图寻找人象共居生活的真相。

老三从没杀过人。

勐阿镇的大象观测员普宗信仍试图让人们相信这点——哪怕它已经被批捕。

老三，勐阿镇的漂泊浪人，汽车破坏爱好者，27岁的处男，在勐海-普洱澜沧亚洲象种群的公象里排行第三。勐海县林草局给它的官方称谓则是：车匪路霸。

肇事记录里没有老三单独杀人的记录，勐海县2011年-2019年因象而亡的18个死者，大多葬身于黑夜中与象群的遭逢。这个数字，约为1994年-2014年西双版纳和普洱两地总共55名被害者的三分之一。而老三家族虽与“西双版纳-普洱种群”同为“种群”——在生物学意义上，这意味着与其他象群的隔离，但根据云南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陈明勇2019年的调研数据，后者成员的数量约是前者的十倍，为189头。

这意味着，老三家族是过去二十多年人象冲突中最危险的象群。

十七年前，老三家族从百里外的勐养子保护区出走。它们经历过流浪、离乡、短暂繁荣，经受住内讧、死亡考验、与村寨的相逢。野象们在茶园、橡胶林、水电站间徘徊、盗食、杀戮，又面临种群隔离和近亲繁殖之苦。

更重要的是，这群野象活在了人与动物冲突史的节点上：隐忍了近二十年的人类，这一次决定不再退让。

2019年4月5日，历史的转折在勐阿镇外的甘蔗地上发生了。

三天前，老三刚获新名“维吒哟”——景洪总佛寺的帕松列龙庄勐大佛爷，见到这头庞然巨物后，赐予它这个意为“胜利之象”的名号。

三天后那个晴朗的早晨，被人类认为即将带来杀戮的胜利之象，静静伫立在田野之上。没有猛烈的挣扎，仅用一剂麻药，人类就把“胜利”关进铁笼。

“杀人家族”

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苏托多与另一头母象，被称为“杀手1号”和“杀手2号”。

勐海县的大象观测员最绝望的时刻，是在雾天深入丛林，一转头，猛然发现老三家族的成员已经把自己团团围住——即使它们什么也不做。

前述55人遇害的数字来自原云南省林业厅一份调研报告。而据勐海县林草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到2019年，老三家族杀害18人，另致9人受伤。时至今日，就连被人戏称为老三人类“亲爹”的普宗信，仍然不敢靠象群太近。

老三的家族又是中国最孤独的几个亚洲象种群之一。

2004年前，家族从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出走，当时老三约十岁，尾随这群流浪者到了普洱市的思茅港。而后又横渡澜沧江，到达西岸的澜沧县。

2008年，景洪水电站建成后，库区水位上升，这群亚洲象发现，世界的变化已经超出记忆的更迭，湿滑的河床阻止它们重返故土。此时，这群由8头野象组成的家族，已从澜沧县糯扎渡进入勐海县域，日后壮大到19头。

一年中有7个月，象群会待在勐阿，这里居住着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布满有着蓝色屋顶的吊脚楼。

北京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张立发现，当象群中有两头以上公象时，就会发生争夺配偶的斗争。

这群被隔离的象尤为重视生育权分配。矛盾常在老大阿提基多（首领之象）和其它公象之间发生。4.5吨重的阿提基多拥有两条粗壮的獠牙，左边的牙微微上翘。它40岁左右，是个威权主义者，一直固执地把交配权牢牢控制在手中。

这一度让家族中第二年长的公象亚纳苏托（灵魂之象）恐惧万分。在勐海县林草局王成龙的印象里，亚纳苏托额上的“智慧瘤”最为突出。它早早领悟到不可与权威对抗的智慧，常常独自漫步于密林，“它安静，感觉随时随地都在思考”。

老三缺乏兄长的智慧，它屈服于动物的本能。这头全身棕色的公象，左耳有一个V字形缺口，长长的象鼻密布斑点。进入发情期，眼后的腺体会不断分泌，直到油状分泌物挂满面颊，老三变得昏昏沉沉。

阿提基多最恨老三。普宗信不止一次注意到，阿提基多似乎能在空气中捕捉到某种预兆，每当老三发情想要返回象群，阿提基多总会在老三的必经之路等待，松树下，或是溪流旁，找准时机，拦截妄图篡夺交配权者。后来，也是这“莫名的恨意”，促使老三被赶出家族。

除此之外，这个家族还有一头成年公象、八头成年母象和七头幼象。不发情时，公象常常离群索居，在这个被陈明勇称为“母系社会”的结构里，母象承担着全部育儿责任，自然也成了家族生活的首领。在老三的家族中，首领名叫苏托多（完美之象）。

苏托多身上背负多条人命。县林草局的人对它的恐惧甚于阿提基多，这头母象的另一个称谓在林业部门流传甚广：武则天。在一些内部文件中，苏托多与另一头母象，被称为“杀手1号”和“杀手2号”。

苏托多看上去却不像个杀人犯。在勐海县林草局2019年用无人机拍摄的一段视频中，站立在泥潭岸边的它，动作比其他大象更加缓慢、从容、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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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发自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

2019年8月，西双版纳勐阿镇，来自老三家族的野象占据了村道。　南方周末记者　❘　翁洹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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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中，五头小象把沐浴当成了游戏，它们四脚朝天，把躯体完全浸到池底。偶尔有其它大象围绕在苏托多周围，鼻子卷起细碎的红土，抛出一条规整的抛物线，把泥沙甩向后背。

沐浴是亚洲象防止脆弱皮肤被蚊虫叮咬的方式之一，它们的皮肤虽然有3-5厘米厚，但表皮层却很薄。沙浴这一后天习得的沐浴方式，会引来小象的观看和模仿。

气氛愉悦，站在低矮山丘上的苏托多却显得无动于衷，它似乎只为一件事存在：随时警惕周围环境的改变。

大部分时候，普宗信通过无人机寻找野象的踪迹。他对“大象是否因为被隔绝而倍感孤独”这件事儿不太了解。这个寸头，戴眼镜，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的中年男人，一辈子生活在勐阿。

他了解的是大象的粪便、脚印和杀人的方式。

每天，普宗信都要上传野象的坐标。起初，这项工作是为了让人躲避坐标上的野象，但这反而吸引村民到田埂上静待大象到来，以傣族居多。民间传言说，傣族世代敬奉大象，野象从不杀傣族人。

2019年，老三家族在短短一年内，杀了6个人。

在观测员的讲述中，老三家族的恨意并非无缘无故。三年前，两头幼象倒在一片甘蔗地旁，大象们围在附近不散。这种行为被视为“大象的哀悼”，有人曾看到最长的持续十余天，直到幼象尸体发臭，它们才会离去。那是老三家族进入勐阿不久，林业站的人将悲伤的大象驱赶，在农田上解剖小象，才确定出死因为农药中毒。

在勐阿人象关系还显陌生的彼时，人们没注意到象群从远方投来的肃穆注视。一些当地人认为，这场误会正是老三家族，特别是苏托多变得暴戾的原因。

逃避大象的艺术

“小象在森林里叫唤的声音，和狗叫一样。”

在西双版纳，没有人想碰上野象，那些与荒野相伴之人，会在手机上安装一个亚洲象预警客户端。

2018年，政府从多个渠道筹款280万元，在勐海县率先建立了西双版纳州境内一套目前最为科学、严密的预警系统。

如今，这个系统已用579台红外相机和21台智能网络球形摄像机覆盖了全州115个村小组。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主任谭栩吉颇为骄傲，“从监测识别大象到发出预警，只需12秒。”

普宗信和勐海县其余三个大象观测员的工作由此变得简单不少：每天上午、下午，在系统里上传野象活动的地点和无人机航拍图。

观测员上传的坐标信息，会抵达勐海县城中心一座小山包上。这座种满热带阔叶植物、夏天蝉鸣不绝的山丘深处，坐落着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有趣的是，预警中心看上去并不完全服膺于科学主义。中心左侧墙上挂了一幅金色的象头神伽内什画像，画中的伽内什有四只粗壮的手臂，分别握着绳子、莲花和甜食摩德卡。一名工作人员回忆，这幅像有可能是2019年才挂上的，“当时一年大象杀死6个人，老百姓害怕极了。”神话里，作为印度教中湿婆和雪山女神的儿子，伽内什主管障碍消除，曾多次调和天神间的矛盾。

非工作日，伽内什面对着一块黑漆漆的屏幕，而当监视器启动，阿提基多的照片会出现在屏幕背景板上，獠牙高高翘起——足足有四幅伽内什的画像那样大。

系统会自动处理观测员上传的坐标数据，最终在手机客户端里，呈现为地图上一个红色的、醒目的大象图标。据《西双版纳报》称，这个称呼用户为“村民”的App，已有二十余万人成功注册。

必须承认，预警系统的启用，极大降低了观测员工作的危险程度。从前那种只能围找脚印和粪便，据此判断野象是否仍在山中小憩的日子一去不返。白天，趁着野象在森林里躲避阳光直晒的功夫，普宗信喜欢泡上一壶他最爱的普洱茶。

“印度专家说，茶树可以妨碍野象的奔跑，让它追不上人。我看啊，这和那些大象从来不杀傣族的说法一样扯淡。”普宗信认为人和象之前有天然的“物种隔阂”，他曾听闻勐腊县一位傣族菜农被象鼻甩死，“茶树，不是让大象追不到人，是让人跑不过象。”

西双版纳还在尝试用蜜蜂阻挡陆地上最大素食动物。这得益于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副研究员Lucy E.King于2012年-2015年间在肯尼亚对非洲象的研究，当地用了297个蜂巢对抗大象，“大象发现蜜蜂后闻声而逃”。2020年春天，社区养蜂项目落地勐养子保护区。

老三的家族2015年底到达勐阿，普宗信从2016年开始观测大象，五年来，他自己建构了一个不轻易向外人传授的、用于躲避大象的知识体系——

“小象在森林里叫唤的声音，和狗叫一样。”

“留意森林里长出的农作物。大象偷吃玉米，它们粪便里长出来的玉米很壮，不过，有时也会长出灰色的蘑菇。”

“留意空气中是否有一股农村男厕所里尿槽熏人的骚味。发情的野象最危险，它们滚过的草丛，骚味会持续很久很久。”

偶尔，普宗信流露出对“专家们”的失望。“以前有专家给我们说，亚洲象太重，怕压迫心脏，怕遇到危险不好跑，所以和马儿一样站着睡。”直到2019年一个炎热的中午，普宗信第一次通过无人机看到树林里趴在地上互相依偎的大象。2021年6月，“大象躺着睡”已随北上的断鼻家族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也让普宗信对自己更加深信不疑。

现在，关于亚洲象，普宗信只相信自己。

深受南传佛教影响的勐阿镇居民，还会在“业”的概念上谈论逃避大象的方式。“两块相连的玉米地，大象只糟蹋甲家的，没去乙家。一问才知道，甲家的人私底下悄悄咒骂过大象。”

勐阿镇党委副书记玉罕，至今记得1980年代末傣族村寨崇拜大象的狂热，“有驯象师牵着大象来寨子里，人们争前恐后地付钱，只求大象到自家的宅基地上转个圈。”其他时候，大象只是村寨佛寺里的一个浮雕。

即便如此，傣族人却无法解释“神圣的”大象犯下的错。2017年8月3日晚，来自澜沧县的一位父亲骑摩托带妻儿前往勐海。他们不顾观测员劝告，强行穿行野象禁区。在碰上野象之际，那位父亲丢弃摩托逃之夭夭，母亲和儿子死在野象脚下。

大象孤岛

“林区植被保护好了，象群却离开了。”

人类与亚洲象关系的转折之年，在云南农业大学学者何謦成看来，是遥远的1972年。

据张立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动物园先后于1953年和1954年接受印度和越南赠送的共计三头亚洲象。到了1970年代，为了能捕到一头中国自己的亚洲象，上海动物园的十几名工人在部队配合下，前往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小蒙羊公社，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合法捕象行动。

据何謦成调查，当时因自卫、麻醉过量、饲养不善杀了5头成年象之后，捕象队终于捕到一头幼象送到上海，并取名“版纳”。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罗拯生专门拍摄了影片《捕象记》。后来罗拯生回忆，幼象被抓时，“接连几天，都有大象在周围嘶吼”。

何謦成认为，在此之前，人类和亚洲象都生活在合适的位置。傣族在平缓的盆地，布朗、基诺、哈尼等少数民族在起伏的山峦，而亚洲象栖居在围绕着人类居住区的热带森林。捕象行动，则“摧毁了当地少数民族几千年来将亚洲象奉若神明的传统信仰”。

而同样在1970年代，云南人开始大规模种植经济作物。

早在2006年，张立就在论文中提到，猎杀行为和破碎化造成亚洲象基因交流的中断。15年后，断鼻家族北上，张立公布了西双版纳1975、1990、2005和2014年四张“亚洲象分布区”地图，用红线圈出的亚洲象分布区变化，呈现出不断分割的境地。张立称，40年间，西双版纳的橡胶园从202平方公里扩张到4930平方公里，而天然林则减少了4355平方公里。

人类活动扩张，栖息地碎片化是全球普遍现象。在张立2018年出版的《中国亚洲象保护研究》一书中，就提到在13个国家范围内，亚洲象的栖息地总面积从900万平方公里减至50万平方公里。

然而仿若悖论，亚洲象的数量却逐年增加。

1958年，西双版纳的勐养、大勐龙、勐仑、勐腊4片区域就被划定为自然保护区。作为中国最早一批保护区，这片散布着望天树、篦齿苏铁、藤枣和四数木的热带丛林中，彼时只生活着一百多头亚洲象，到2007年，潘清华等人发现这个数字增至186-220头。

“西双版纳24.25万公顷的保护区面积，现在看来（已经）不太够。”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称“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引用了亚洲自然保护基金会（AN-CF）创始人Sukumar的研究结论：大象平均家域面积为10平方公里/头。

加上大象有迁徙习惯，山崖、峡谷和难以越过的河流是他们熟悉的阻隔之物，人类法律意志凝结成的行政界碑和界桩，“框”不住野象。

2018年，陈明勇出版《亚洲象行为学研究》，书中通过对近二十年来西双版纳保护区内亚洲象的活动轨迹的收集和研究，发现勐养子保护区2/3的象群都已迁徙到核心区之外。早在1995年，就有5头亚洲象迁徙到普洱市思茅区。后来，又陆续有亚洲象迁徙到景洪市景讷乡、普洱市倚象镇等地。这当中，也包括老三家族。

“林区植被保护好了，象群却离开了。”陈明勇在书里就曾试图为这个悖论找到一个合理解释。2021年6月，随着北迁象群离西双版纳越来越远，陈明勇在电视和报纸上不断重复着当初的分析：“几十年的保护，森林的郁闭度很好，（亚洲象）林下可采食的食物数量和种类变少。保护区外村寨种植的玉米、水稻也对亚洲象的习性产生影响，转为以农作物为主要食物。”

无奈在于，当初设立保护区的目的，是“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而非只保护亚洲象。云南大学生物与环境学院教授吴兆录向南方周末记者列出亚洲象生活的三个要素：浓密的森林，用于休息和躲藏；稀疏的森林，用于寻找林下食物；河流、溪水，用于补充水分和沐浴。“如果只为了保护亚洲象，那是不是雨林里的植物不用那么稠密了？”

至于野象和人类生活空间高度重叠，在郭贤明看来，这属历史遗留问题，“保护区在1950年代划定的时候，就已经是碎片化的了”。

据原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2005年的一组数据，在西双版纳保护区内，分布着122个村寨，周边则有138个村寨。从地图上看，村庄和农田像斑块一样附着在保护区里。换言之，这些归属村寨的土地，并不是保护区。“老百姓在这些土地上种橡胶、茶叶还是其它，我们都没办法管。”勐养管护所高级工程师董瑞说。

与勐仑保护区接壤的基诺乡，一度是云南省砂仁的种植基地——这也是断鼻家族北迁引发的讨论点之一。但基诺村村主任飘布鲁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如今保护区里村民们拥有约一百亩土地，“这两年（砂仁）树上不挂果，土地都租给做（雨林）生态修复的公益组织了”。

象群们之间越走越开。

被隔离的小种群有独特的活动轨迹。“每隔一段时间，勐养子保护区里的亚洲象都会从自己固定的活动地点出发，到达一个集中点，与其它家族交流。”谭栩吉通过坐标数据发现，老三的家族“偶尔有公象离群，但大部分时间一直都是集体行动，在勐海县内打转”。

生活在南滚河流域的亚洲象更为孤独。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它们与缅甸的大象亲戚打过照面。2019年，汤永晶等人在对这群游荡于临沧市沧源县班老乡和班洪乡的亚洲象做观察后发现，这群仅有12头的野象家族，近亲繁殖严重，“新生亚洲象幼象死亡率呈上升趋势”。

勐海县林草局的一份内部材料指出，老三的家族“无法与其它象群交流，近亲繁殖现象显著”。普宗信掰着指头算，“从2017年开始，平均每年都有一头小象夭折。”西双版纳保护区管护局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王巧燕则持不同看法，“勐海种群夭折的原因，可能与它们摄入大量甘蔗的糖分有关。”

亚洲象的生育习性也在变化。据陈明勇的研究，亚洲象的孕期为18-22个月。Sukumar观察到的产仔间隔是4.7年。

“2021年6月，苏托多生下一头小象，但其实它2018年10月31日才生下一胎。”在普宗信庞杂的野象知识中，这是最让他惊讶的发现，因为相较于之前的研究结论，“苏托多今年这一胎，足足提前好几个月”。

但没有更多研究显示，这一习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迁徒的村庄

为躲避黑颈鹤而搬迁的滑石板村，2011年之后，又来了野象。

人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孰轻孰重？　早在20年前，云南省就通过一次移民工程宣告了态度。

位于普洱市江城县整董镇的滑石板村，本世纪初从约九百公里外的昭通市大山包迁移而来。它代表着人类向野生动物的一次彻底让步。

当年，这场声势浩大的移民工程，成功把一千多人从云南省寒冷、贫瘠和沟壑纵横的最北边，用大巴一辆辆拉到温暖、肥沃和草木丰沃的滇南——目的是为了给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留出更多生存空间。

移民的效果十分显著。2003年，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据《人民日报》报道，2020年11月30日，迁徙到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数量达到1938只，约占全球总数的六分之一，是30年前数量的六倍以上。

但当初自愿报名移民的村民，如今却正在学习原谅自己——在乡土社会，没有人能轻易接受“把自己从故乡连根拔起”。

2011年前，村民宋石强一度认为，滑石板村的土地上洋溢着农耕文明的希望，“勤劳一点点，肚子就不会饿着。”而现在，宋石强认为生活本质上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他靠在墙角一边抽烟，一边用手指在计算着，“一个老婆，一个老妈，五个小孩，一家人即便每天都只吃两碗米线，那也是一年5840碗米线，该多少钱？”

宋石强所在的箐华箐组，山坡被成片的橡胶和香蕉所占据，橡胶树的树干纤瘦发白，夜晚寒冷的气温让村民早已意识到，他们可以放弃对橡胶树的管理了。

香蕉树则保留着精耕细作的痕迹，但“长在地里，放到车里，拿到家里，通通都不是自己的，老象都会来抢。除非，你卖了，把钱拿在手里”。宋石强长舒一口气，“还好，老象不来抢钱。”

为躲避黑颈鹤而搬迁的滑石板村，2011年之后，又来了野象。据媒体报道，那年的10月18日，野象出现在普洱市江城县，这同样是一群从西双版纳出走的野象。其中一个象群由于长期光顾整董镇，被陈明勇命名为“整董滑石板象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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