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史学家郑天挺（1899-1981）先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相当特殊的身份。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他有很长时间兼任学校秘书长。抗战辟地云南时期，担任西南联大总务长。他在北大任上的职位，从一九三三年持续到一九五○年调往南开之前，其间又担任过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系主任。在北大校史发展的几次重要关头，如“七七事变”后的南迁、战后的复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南联大时期所办《除夕副刊》，曾描述郑天挺为联大最忙的教授之一：“一身兼三职，是我们警卫队队长。虽然忙碌，却能开晚车做学术研究工作。”他的“办事”能力之强与公私德行之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曾记：

一九三九年秋到昆明以后，与清华办事处的几位故人偶尔谈及联大人事时，发现清华的人对北大校长蒋梦麟、教务长樊际昌皆不无微辞，独对秘书长郑天挺的学问、做人、办事才干和负责精神都很倾服。所以我一九四○年二月得悉郑先生已同意继清华沈履为联大总务长的消息后，深信此后三校合作有了保障，不是没有道理的。

任继愈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一文中，亦有针对郑氏能力与品质的专门追忆：

总务工作十分繁杂、琐碎，经常有些无原则的纠纷，三校联合，人员的成分也很复杂，郑先生处之以镇定、公平，不动声色地把事情办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各自搬回原址。郑先生奉派先回北平筹备恢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