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李

摘 要：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结合，促使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文章指出“强政府—强市场”和“改革+战略”发展思维是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理论变革，并剖析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遇到的劳动力困境、土地困境、资本困境和创新困境，从政府、市场、社会三个维度横向提出解决现实困难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农村 新产业 新业态 新模式 理论变革   现实困境 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1-024-03

一、引言

自2015年底国务院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把“三农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努力构建高水平的现代农业体系。在“十三五”期间，国家还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农业科技创新、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农村创新条件建设、农业体制机制创新等为农业农村发展的着力点，加速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休闲农业、会展农业、创意农业、生物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工厂化养殖、信息农业、太空农业、“互联网+”农业、农村电商等，成长性好、附加值高、引领性强的的中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已经形成。利益链和价值链构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民、广大消费者之间互惠互利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不断促进着农村农业产业的业态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的同时，也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

因此，本文将重点论述以下三个方面：（1）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理论革新;（2）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现实困境;（3）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效路径。

二、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理论革新：运行逻辑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处于要素成本驱动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调整期，其中推动农业供给结构调整和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共同比较优势能够更好地适应需求的新变化，成为促使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经济社会运行的新逻辑。必须认真反思原有发展逻辑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进而探索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政府与市场作用逻辑：“强政府—强市场”协同引导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

1992年起国家市场化改革，我国市场在政府主导下逐步深化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政府加强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大力拉动内需，保障稳定经济。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背景。“政府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这两只手”的博弈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随着具体国情的变更而变更，但是即使我国处于不完全市场状态下，两者的力量仍会产生均衡—非均衡—均衡的动态进程（图1）。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的职能呈现“有退有进”动态的变化，这一变化则在经济系统的中的作用日益强化，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和价格体制机制改革中，尤为明显。更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的作用，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指导性思想。在“大市场小政府”和“小市场大政府”两种选择中，国内学者选择了一条两者并重的道路，既“强政府—强市场”道路，也就是把政府和市场都看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的、自主的力量。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傳统的政府主导经济社会运行的模式已经不适应我国国情和法律的需要。“强政府—强市场”协同模式推动了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和发展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自然是引导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理论变革。

（二）“改革+战略”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了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

我国发展的前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根源来自要素禀赋带来的成本比较优势以及地区间、产业间优化提升带来的综合效率优势和综合产品优势。这源于我国改革开放引入大量外资，沿海、城市、非农业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导下得到优先发展，内陆、乡村、农业的长期落后迫使沿海向内陆、城市向乡村、非农业向农业之间要素、产业的单向流动。各地区发展瓶颈和差异明显。根据近年涌现的关于农业农村新发展的文献，可以得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孕育了农村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劳动力要素的改革，促使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的新型职业农民;环境要素的改革，提升耕地、水源等自然资源的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化、农业集约化和粮食稳定高产地统筹推进;资本要素改革，促使我国金融体制和农村农业体制改革，培育大量具有新动能的中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集体经济;创新要素的改革，加速科技创新，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构建农业新的产业体系、经营体系和生产体系。传统生产要素的关联性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双重引领下不断重构，使我国供给体系从以成本—价格为驱动力的阶段过渡到以创新—技术为驱动力的阶段。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农业经济的内生性和自主性持续增强，不断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基础。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也是推动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产生的理论变革。

三、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现实困境：典型要素瓶颈突出

2015年以来，在宏观经济现象稳中向好的同时，我国农业仍面临着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的典型要素困境不断呈现的情况。因此，国家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使生产要素困境发生了很大地改善，但是其基本特征依旧存在。以2017年农村农业状况为例，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1.48%，其中，农业大省河南省农村人口数量是北京市的16倍多，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将近北京市的52%，并且北京市每千公顷上的总机械化比值达1.2，是同时期河南省的1.6倍;河南电商交易总额约占北京市的1/6;农业人口最大的省河南农村机械化、农村规模化程度之和总量大，但农业产业技术的确还不够发达（见表1）。

劳动力困境。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大潮、文革余波、旧高考体制遗留的中青年知识储备不足、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等诸多问题共同形成了阻碍加快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劳动力障碍。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8》数据表明，2017年全国城乡合计近68.57%人口只接受过初中及以下学历教育，大多数省份接受过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的人口不足10%（表2）。近几年农业还面临从业人员老龄化、低专业化、大量往二三产业转移等结构性失衡问题。

土地困境。我国地大物博，可是城市用地、有效耕地、园林用地、深林覆盖高度集中在第三梯度地区，第一、二梯度大量的地区土地贫瘠，沙漠化、荒漠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严重，而且第一、二梯度地区很多偏远山区贫困问题突出，国土的第一、二、三梯度分布与国家经济梯度分布趋势完全相反，直接严重影响到东部第三梯度地区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中西部第一、二梯度地区的借鉴与效仿。要实现农村经济资源的交流与共享，必须突破区域环境的差异化的藩篱。因此，实现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解决因地致贫问题，根据自然资源部《2017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数据，我国农用地64512.66万公顷，其中耕地13492.10万公顷、园地1426.63万公顷、林地25290.81万公顷、牧草地21935.92万公顷，人均面积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高优等耕地只占29.49%、中低等耕地占70.51%。同期，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074.5立方米，仅为世界的1/4，农业生产的土地要素禀赋严重不足。

资本困境。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农村集体经济、农业龙头企业等农业生产经营单位都面临资金短缺、成本高昂、资本回收期长等老问题（如表3、4）。诸如这些资金成本问题也在严重困扰中国农村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七化一体”（集约化、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机械化、信息化、资本化）建设的过程。国际环境我国又面临中东战乱、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农村农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前期高额投入有化为乌有的危机。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数据，仅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就造成全国2020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同比降幅高达6929亿元。

创新困境。我国农村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都面临着创新投入成本高、新技术推广困难、多技术创新融合困难等创新困境。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福建农业生产为例，正常时期福建省培育一个常规水稻品种需要8-9年，采用新技术育种至少也要6-7年，形成能在生产一线大规模种植的新品种周期会更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福建农业生产、流通受阻，农民缺乏良种和业务指导，新种子、新肥料、新技术没办法推广，市场上出现农产品供应问题和农产品生产销售渠道的安全危机，严重干扰福建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生产经营;虽然国内疫情防控已有成效，但是国际上新冠肺炎疫情下一步态势仍考验着福建农业和农村的监管创新、技术创新、经营创新、处理突发事件等创新能力的基础。因此，新形势下只有不断克服国内农业生产因为创新不足面临的新挑战、新难题，才能有效解决我国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自身发展的困境。

四、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效路径：政府、市场、社会三维共同发力

在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思想的影响下，我国许多学者提出了众多新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和新的经济决策观点。各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如何解决自身发展的诸多问题和怎样实现目标的途径。笔者研究，综合得出三个维度共同作用，即政府维度、市场维度、社会维度。

政府维度。财政政策上，加大支农惠农财政资金管理力度和使用效率，增强政府部门对农机装备、农村公共服务、农业职业人才、农业生产基地等农村产业的投资力度和扶持效果;货币政策上，推进多项货币政策，推出农业长期专项国债、小规模支农贷款和农产业再贴现等多种货币工具，促使农业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获得保险、银行、证券等行业专项资金保障;体系治理上，明确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建设理念，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改善高质量农用地不足情况，完善土地“三权分置”制度，打造服务农村农业的政府机构与合作平台，建立支撑农业农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都良性运行的国家权力机关;科技创新上，集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健全农业人才培育激励机制，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创新上的引领作用，明确农业生产技术创新的制度规范，推进农业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转换为新产能。

市场维度。市场机制上，涉农生产经营者积极推进农村新产业的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的“三链”运营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有效融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拓宽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农业渠道，发挥农民自身市场主体作用，打造新型农民主体，引导农业资本通过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增速积累，以提升人民币国际汇率的水平;产业建设上，涉农生产经营者在政策引领下，尊重市场的规律，洞悉市场的变化，提升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效率，建设区域特色农业产业格局和区域特色农业品牌，构建农村农业生态多功能区，开发特色特质农产品进入工业化生产的新方式，形成大资本流程规模化生产农产品的新手段，助力农村农业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价值利益上，涉农生产经营者摒弃传统小农价值观，做好优质粮食物资的自主供应增收提速，实质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精准产业扶贫致富，进而推动农村农业价值链的升级与完善，建立风险共担、互利互惠的更加紧密的新型农业生产贸易關系。

社会维度。生态文明上，促进农村建设的一、二、三产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构建农村生态文明发展框架2.0;精神文明上，人民群众应该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的新的理论成果，实现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运用党的理论思想解决自身发展遇到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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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 福建福州 350001）（责编：纪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