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国，其国家治理尤为重要。2013年，“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跨国合作倡议由中方提出，随即受到了众多沿路国家的热议和响应。建设好“一带一路”，不仅有利于区域内各国的资源配置优化，推进区域经济和政治上的繁荣发展，还能够促进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互信、合作。以“一带一路”视域来研究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够给中国和世界提供创新发展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一带一路” 民族国家 国家治理 路径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1）05-224-03

“一带一路”完善了沿路各国之间的双多边机制，为区域合作提供新的途径，使得旧丝绸之路重返荣光。和平发展的理念传播到每一个国家，加强彼此间的交流合作，从而达到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西部虽然发展起来，却和东部差距很远。如果继续长期处在这种内部矛盾中只会更加消耗自身，所以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由于国境内安全稳定的程度较高，且周边国家越发重视同中方交流互通，中国提出了跨国合作的创新模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我国目前产能和外汇过剩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资源非常依赖外国进口，沿海地区工业设施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让东、西部共同开发、开放，促进沿边城市发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种市场的众多资源， 建立起中国东西南北横亘纵贯的对外经济走廊，有助于中国走出一条创新发展道路。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现状

1.政策的沟通。中方积极促进同他国签立合作规划以及备忘录，健全联合工作机制，落实具体计划。现有合作组织：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SCO（上海合作组织）、GMS（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ASEM（亚欧会议）、CICA（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其他沿路国家也努力把其相关的国内发展路线，比如欧亚经济联盟（俄罗斯）、容克计划（欧盟）、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英国北部振兴计划，和建设“一带一路”进行挂钩连结。

2.设施的联通。“一带”借助国际大型走廊，提升区域内基础设施数量和质量，依靠沿路中心地区和城市，建设经济贸易产业园区，不断扩大规模和影响，为跨国合作搭建平台。“一路”将重要的港口码头当作运输节点，建立陆海空网络化通道，提高安全程度和通行效率。目前已建成“六廊”“六路”，打造连接卫星与光缆的通讯网、石油电气能源输送的设施网、海陆空多维度的交通网。

3.贸易的畅通。“一带一路”总工程达8.1万公里，涉及沿线国家和地区共26个，和中方订立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22个，覆盖的人口数量为44亿，经济总规模21万亿美元，货物与服务的出口量达到全球的23.9%。中国与沿路国家贸易金额占对外贸易总金额的比重逐年增长，其中来往数量最多的是东南亚国家，还有中东、西亚国家。

4.资金的融通。东亚活跃的经济圈和欧洲发达的经济圈连接起来，区域涉及欧、亚、非三个洲，且位于正中央的巨型腹地具有非常可观的发展前景。目前，投资开发银行、双多边基金是国家之间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合作方式。前者比如有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后者比如有丝路基金、中国欧亚经济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中俄投资基金。据统计，共有21个他国央行和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双边本币互换的协定。此外，人民币获得了贸易结算的特别提款权，能够使得国家之间的资金融通更加快捷，减少贸易成本。中国企业向他国除金融外的直接投资数量不断增长，年均不少于120亿美元。

5.民心的相通。八年来，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建“一带一路”，正是由于它没有强制性的义务设置，也没有排他的高准入门槛，还顺应了沿路各国发展自身的需要。就比如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非常严重的供电问题，许多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顺利推进自身的产业发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的发电量短缺。还有比如孟加拉国及柬埔寨一直有交通落后的问题，它们的经济也都受制于此，“一带一路”将其直接盘活救起。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国家治理的挑战和问题

（一）“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挑战

1.时局的改变。大部分沿路他国的政体都还没稳固，国内情况比较混乱，矛盾主要集中于执政、在野两党之间，还有族群之间、央地之间。如果新老政权相争，那么很可能给其他地方带来巨大的影响。

2.三股势力的存在。沿路国家包括了一些目前还战火不断的国家，同时也是三股势力共存之处，很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像隧道工程以及跨国能源管线这种大型项目，带来运营成本增加的压力。有数据表明，中国石油的成本中有十分之一就是用于安全保障。另外，很可能会影响到投资主体的心理状态，因其威慑力而失去投资的信心。

3.社会的动乱。“一带一路”的很多国家都面临国内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或者政府较为腐败以及不公平的社会分配情况，而且常常受到他国势力的影响。

4.地缘政治的影响。欧亚大陆地区之间的问题频频出现，存在大量的领土和邻海方面的争议，因此给各国交往遗留下来许多疑难杂症。

（二）“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国家治理所存在的问题

1.信任的赤字。作为一个跨国合作项目，“一带一路”需要做到政策以及发展规划的协调和对接，然而目前在实施的过程中却面临了信任的赤字。存在部分人对该项目的动机表示否定，体现出一种零和竞争思维。这种情况很容易将经济方面的问题过度地政治化，太多强调安全威胁，从而提高合作难度。

2.各种主义的抬头。“一带一路”面临着民族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贸易投资）的质疑。中国经常成为WTO贸易救济调查的重点。有些国家太过纠结于劳工保护、生态保护、质量高标，因此“理论正确”的观点阻碍了项目的进程。但其实“发展优先”才是沿路国家正确的发展思路，最重要的是改善各國的民生。

3.基建的协调。基建是跨国合作的首要内容。由于资金缺乏，或出于安全以及主权债务依赖的考量，或是想要保护本土产业，生怕中方进行產品倾销或产业垄断，基建实施非常艰难。各国资源天赋参差不齐，经济利益的纠纷难以化解。国家间面临通道布局走向以及基建项目开展先后的想法观念也差异较大。

4.便利化的障碍。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标准不全，尤其是质量管理方面，还有计量和设施的水平，无疑增加了互通成本。国际上对中方标准的公认度较低，影响到中方国际标准采标率，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且更新太慢。如果基建和物流的项目缺乏彼此的标准认可度，那么就会提高共同规划的难度。

5.协商机制的缺乏。沿线国家如何定位自身，制定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近阶段的计划安排，还有发展重点内容，都需进一步解决。发展顺序怎么考量，如何推进，怎样处理特大难题，值得思考商议。出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跨国合作必须重视协商机制的建立，但国内还没有全面高效的跨地区和部门的发展合作机制。

四、“一带一路”视域下民族国家治理的正确路径

（一）正确处理同他国之间的关系

1.以所有沿路的国家为中心位，对其表示承认和尊重。各国国情不同，外交目的不同，参与“一带一路”的动机也不同。中方在掌握其基本国情，了解其政治生态、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之后，才能更好地同其交流合作。要考虑到其政治敏感，不谈内政，利用外交以及提供援助，显示充分的承认和尊重。努力平衡各国利益、促进合作共赢，落实基建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项目，改变国家和民众的信任赤字以及负面认识。

2.密切同他国就中亚问题的协商，由中国“主舞”到世界“共舞”。中亚地区往往愿意看到大国在其范围内相互制衡的状况，这样就能够更加稳固自身的政权且获利。如果和大国之间冲突无法妥善解决，也许就会受到政权上的压力和挑战。2014年，中俄就进行了彼此战略的对接，通过发布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呼吁在中亚地区寻找共同发展的平衡点。中美之间同样如此，关键是美方应该放下传统地缘政治观点，不再认为二者排斥，而是兼容互补。

（二）建设好“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项目

1.确立发展的基本方案。建设六条不同的经济走廊，要有各自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方必须进行背景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推动政府形成项目的总体设计，通过代表性会议确立具体方案，或让国际组织共同商议。

2.完善区域间的合作机制。首先，各经济走廊需要设置符合自身特色的交流对话机制。其次，各经济走廊之间合作机制相互融洽。再者，国内各职能部门、层级之间必须协调统一。另外，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主要集中在基建、投融资、风险联防和利益纠纷方面。

3.执行标准必须相互对接。有些落后地区缺乏完善的执行标准，中方就需要给其提供一定的技术上的帮扶，此举有利于促进两国的标准统一。在各条经济走廊的核心领域合作时，要分产业实施国家标准的相互对接。尤其是企业质检和国际合作区，是合作标准对接的关键点，必须严格执行。

4.打造试点的示范项目。通过试点先行，建设工程模范，不断优化具体方案，提高自身发展水平。选择核心领域和他国共同发展，打造典型，争取成果。如果项目没有成功，那就及时止损、总结经验。

5..重视并提供公共服务。中方要利用好公益性组织，设置综合化的信息服务平台。通过梳理各级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与商协，还有中介、金融、研究等机构各种权威资料，进行综合性地公布，让需要的人参考。另外，需要同具有较强研究能力的机构和高校合作，组成国家级的经济走廊研究中心，研究并发布“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指示，重视人才队伍培养，以及组织充分全面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五、小结

作为中国提出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曾说过：“‘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惠及世界”。建设“一带一路”必须舍弃传统地缘政治的狭隘，创新和平发展道路，加强经济贸易来往，惠及各国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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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作者简介：李鲍佳（1995—），女，上海人，硕士生，主要从事政治学、立法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责编：赵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