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推出两篇解读北方民族图像文献的学术论文，第一篇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春雷撰写的《试析辽代骆驼的来源及用途》，第二篇来自潘子砚撰写的《〈展子虔游春图〉的元代流传小考》。李春雷熟悉辽代契丹考古资料，从中发现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这一选题，进一步印证了辽代在沟通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潘子砚对《展子虔游春图》在元代时期的流传情况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考订，在细节方面多有新的认识和创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元代多元民族文化交融大有裨益。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康建国

摘 要：本文通过《辽史》的记载，并结合考古出土的文物，对辽代骆驼的来源和用途进行了剖析和论证，认为辽代骆驼的来源主要有战争掠夺和属国、属族进贡两种方式，而辽代骆驼的用途主要有驼运、骑车、驼载、驾车、纺织、捐官等，以此最终说明骆驼在辽代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契丹;辽代;骆驼;驼运;驼车

中图分类号：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1-0042-04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割据严重，当时的中国境内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和黠戛斯相继退出历史舞台。蒙古高原东部的契丹族借此机会，迅速强大起来。契丹族的首领率领部族南征北战，东征西讨，迅速占领了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终于在公元916年，由契丹族杰出的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了雄踞北方的辽朝政权。其领土东到大海，西暨流沙，南至白沟，北至今蒙古国境内大部分地区。此后，契丹愈强，其政权基本与北宋政权同时存在。契丹人继承了许多唐代的文化元素，并与北宋、西夏、回鹘、高句丽等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契丹人以自身的文化为基础，对周边地区的文化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创造了丰富璀璨的契丹辽文化。

在这些文化中，其文化的主要传入线路有两条。一是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不管是继承唐五代的文化，还是后来与北宋的交往过程中传入的宋文化，都属于中原汉文化，这在契丹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另一条传入线路则是西来文化，即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如西瓜、玻璃器以及其他许多西来的物质文化。辽朝政府还设置了回鹘营、同文驿、临潢驿等，专门用于接待诸国使节。但是，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来文化，是通过何种方式传入辽境的呢？（图一）

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便是驼运。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在张骞“凿空”开辟汉丝绸之路以前，在中国北方的草原地带便存在着一条联结欧亚草原东西部之间的草原商路，青铜器和小麦就是通过这条商路传播过来的。那时的草原商路，尚无太多史料记载，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基本证实了它的存在。《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证明匈奴时期，北方草原地区即有骆驼。骆驼自身耐渴、耐寒、耐暑的特性决定，它在当时较为适合于东西方贸易的交通，而丝绸之路开通后，东西方交流加强，骆驼在东西方贸易中起的作用随之加强。魏晋时期，北方地区陷入混乱，不利于东西方贸易的发展，所以骆驼并未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到了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国家强盛、对外开放，与西域甚至西域以西的交流也开始加强，而骆驼在东西方贸易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在唐代的物质文化上也有所体现。近年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三彩骆驼，便是最好的证明。甚至有的唐三彩胡人骑驼俑，或胡人牵驼俑，证明了骆驼在东西方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契丹辽政权建立之后，周边许多小政权迫于其强势，归附辽国，如西夏、阻卜、吐谷浑等。这些当时尚处于弱势的部族和民族，在其每年向辽国进贡的贡品中，骆驼便是其中重要的贡品之一。除此之外，辽朝早期的征战中也掠夺了大量的骆驼。宋朝出使契丹的使节所记载的史料中多有记载“牲畜众多，尤以驼多”，可见契丹人热衷于养驼，这也说明骆驼对契丹人十分重要，下文对骆驼和辽代社会的若干问题做一初步探析。

一、辽代骆驼的来源

众所周知，契丹人出于鲜卑，属东胡一系，契丹人有文献记载时期，就一直生活在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一地区原本并不盛产骆驼。所以，辽代的骆驼多为外来。由于骆驼自身耐渴、耐寒、耐暑的特性，很快适用于契丹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契丹人逐渐重视骆驼的畜养，数量日益增多。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发现辽代的骆驼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战争掠夺而来;二是属国进贡而来。

（一）掠夺所得

10世纪初，契丹政权尚弱，为获得更大的疆域和财货资源，常年对外战争，这在政权建立之初是在所难免的。根据史料记载，契丹人的征战阶段，主要是耶律阿保机和耶律德光时期。他们通过战争，掠夺了大量的牲畜和财货，主要是对中原地区的战争，而在这些战利品中，便包含了大量的駱驼。

通过《辽史》可知，战争掠夺来源主要有三：一是对南方汉地的战争掠夺。“唐天复二年七月，征伐河东、代北，俘获驼、马、牛、羊不计其数”。{1}二是对西方各部族的战争掠夺。“神册元年七月，征伐突厥、土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获得珍宝财货、驼马牛羊不可胜计”、{2}“寿隆五年，任斡特剌西北路招讨使，讨伐耶睹刮部，缴获马、驼、牛、羊各几万”。{3}三是辽灭国后，耶律大石西迁途中掠夺。“保大三年二月，耶律大石西迁，征伐招安数国，得到骆驼、马、牛、羊、财物，不可计数”。{4}

由于史料记载欠缺，战争的次数和掠夺财货牲畜的数量应该不止于此。但是，在少数记载掠夺骆驼的战争中，仍可证明掠夺了大量的财货的牲畜，而骆驼便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战争掠夺是辽代骆驼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属国进贡所得

通过《辽史》记载可知。周边属国和部族向辽国进贡骆驼的时间集中于辽代中期以后。究其原因，应该是澶渊之盟以后，辽代社会少于战争，社会趋于稳定。加上每年宋输入的大量“岁币”，国家日渐富足。契丹辽政权在北方草原地区站稳脚跟。由于这些原因，辽代的大国地位得到了诸方势力的认可。因此，四方咸来，属国和属族乐于或迫于向辽国进贡。由于契丹人对骆驼需求量的日益增加，生产骆驼的属国和属族中，骆驼成为其主要贡品，其中以党项（夏国）和阻卜进贡骆驼的数量为最，除此之外还有敌烈、吾独婉、白大达、回鹘、乌古等部。而其进贡代表多为诸国、族的首领和较高职位者，如阻卜大王屯秃古斯、敌烈酋长颇白、吾独婉惕隐屯秃葛。在贡品组合中，以骆驼和马为最多，此外，还有鹿、牛、羊、青鼠皮、貂鼠皮、珍玩等。由于《辽史》记载甚简，进贡次数和数量应该超过史料记载。加上辽人畜养繁殖，数量甚至超过其他牲畜。

二、駱驼在辽代社会中的用途

通过上文可知，骆驼是辽国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下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辽人对骆驼异常重视。那么作为辽人如此看重的骆驼，都有哪些用途呢？

（一）骆驼运输

前文有所述及，草原丝绸之路是契丹辽文化形成的一条传入主线，即西来文化的主线。由于辽代史料较少，而《辽史》又为元代修撰，缺少了许多记载。关于骆驼运输作用，史料鲜有记载。我们只能通过考古出土的各种遗物，对其进行推测。考古发现的西瓜图、玻璃器和部分金银器，应该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驼运至辽国境内的，而回鹘的梵僧名医也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入辽国境内，这不仅丰富了辽代的宗教文化，也提高了辽代的医疗水平。辽代灭亡后，耶律大石的西迁路线，证明辽人熟知这条路线，应该就是辽代的东西商路中的一条。而在耶律大石西迁途中，也有诸多部落献驼马之举。所以，驼运是辽代的草原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方式。

（二）骑乘

关于辽代骑乘骆驼，鲜有记载，考古亦未发现。《辽史》中仅一例记载，即太宗对宋战败，乘一橐驼逃归。自魏晋以降，均有骑乘骆驼的史实，金元时期亦有骑乘骆驼之行为。所以，辽人应该也骑乘骆驼。

作为历史或考古研究学者，应当铭记一条原则，不能以无证无，可以有证有。因为不管是史料，抑或是出土物，只能从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记述历史，不可能将历史的每一个方面悉数记载，而考古材料亦是如此。只能提供丧葬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习俗。据此反推出一些历史方面。

（三）驼载

此处的驼载，不言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中国的驼载。仅指近途运输。这一点在宋人使辽的史料中有所记载：“冗杖则有杂载车三，杂载驼十，粗细马十二。”{5}这种驼载也用于战争，《辽史》多处记载：“因战争日久，马驼皆疲”。而骆驼的驼载在辽墓壁画和绘画中亦有所反映。库伦旗奈林稿M6的猴子骑骆驼图，M7骆驼驼载货物，阜新四家子辽墓，关山辽墓M8，都描绘了骆驼驼载货物的形象。但这些均描绘于墓道出行图和归来图。所以，只是作为近途运输，这可能与辽代四时捺钵存在一定关系（图二）。

（四）驾驶车辆

骆驼用于驾驶车辆，在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中都有体现。《辽史·仪卫志》记载：“青幰车、凉车、总纛车，皆以驼驾驶”，奚车亦驾驼。宋人使辽笔记中亦有记载，如沈括：“奚人业伐山，陆种斵车。契丹之车，皆资于奚。车工所聚，曰打造馆。其辎车之制如中国，后广前杀而无般，材俭易败，不能任重而利于行山。长毂广轮，轮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轸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车，驾之以驼，上施巾荒，惟富者加毡幰文绣之饰”。苏辙在《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一诗中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奚车：

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

他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也要公。

高屋宽箱处豹裀，相逢燕市不相亲。

忽闻中有京华语，惊喜开帘笑杀人。（图三）

辽代墓室壁画中，亦有许多表现奚车的，法库叶茂台墓群M16，关山辽墓M3、M4、M5、M9，库伦旗奈林稿M1、M2、M6，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娘娘庙辽墓、羊山辽墓、韩家窝铺辽墓、北三家辽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乌兰板辽墓、宁城鸽子洞辽墓、大同铁路生活区辽墓、东风里辽墓、山西朔州市政府辽墓、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通过对辽墓壁画的仔细观察，骆驼的颜色有黄色、白色、青灰色、黑色。此不赘述，笔者将另文以述之（图四）。

（五）纺织品

《辽史》记载：“清宁元年九月戊午，诏常所幸围场外毋禁。庚申，诏除护衞士，余不得佩刃入宫;非勋戚后及夷离堇、副使、承应诸职事人不得冠巾。壬戌，诏夷离堇及副使之族并民如贱，不得服驼尼、水獭裘，刀柄、兔鹘、鞍勒、珮子不许用犀玉、骨突犀;惟大将军不禁。”{6}据此可知，驼尼在辽代十分珍贵，由于兴宗刚去世，夷离堇及副使及其族人都不能穿着驼尼。虽然在清宁四年“十二月辛丑，弛驼尼、水獭裘之禁”。{7}仍然表现出政府对驼尼、水獭等珍贵衣料的重视，并且给予一定程度的控制。

（六）捐官

《辽史》记载：“舍利契丹豪民要裹头巾者，纳牛驼十头，马百疋，乃给官名曰舍利。后遂爲诸帐官，以郞君系之。”{8}可见，辽代还存在纳驼捐官的行为。而舍利一职，在《辽史》中也多有记载：“三月丁卯，皇弟李胡请赦宗室舍利郎君以罪系狱者，诏从之”{9}“九月己卯，诏舍利普宁抚慰人皇王”。{10}也有以“舍利”升任更高官职者，“五月癸丑，以舍利王庭鹗为龙化州节度使”。{11}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骆驼作为外来输入的牲畜品种，很快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相互适应，并融入其中。而鉴于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成为辽代游牧经济生产方式下最重要的财产组成部分。

——————————

注 释：

{1}{2}脱脱.辽史·本纪第一太祖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2，11.

{3}脱脱.辽史·列传第二十七（卷97）[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08.

{4}脱脱.辽史·本纪第三十·天祚皇帝四（卷30）[M].北京：中华书局，1974.356.

{5}许亢宗行程录疏证稿.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4.216.

{6}{7}脱脱.辽史·本纪第二十一·道宗一（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74.252，257.

{8}脱脱.辽史·国语解（卷116）[M].北京：中华书局，1974.1536.

{9}{10}脱脱.辽史·本纪第三（卷3）[M].北京：中华书局，1974.31，32.

{11}脱脱.辽史·本纪第三（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74.37.    （责任编辑 孙国军）

On the Source and Use of Camels in Liao Dynasty

LI Chun-le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cords of Liao history and archaeological rel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emonstrates the origin and use of camels in Liao Dynast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sources of camels in Liao Dynasty， which are plunder by war and tributary of state and clan. The main uses of camels in Liao Dynasty were camel transportation， cycling， camel carrying; pull a cart， textile， donating officer and so on. Finally， it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camel in Liao Dynasty.

Keywords： Khitan; Liao Dynasty; Camel; Camel Transport; Camel Veh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