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建平，刘煜旻，刘亚春

一、引言

2015 年9 月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总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上述理念为各国寻求利益共同点与平衡点指明了路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全球治理观和可持续发展观[2]。它以一种宏大的视野来探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在开创历史过程中的合作动力与引导方向，体现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2016 年9 月8 日，科技部、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合作专项规划》指出，要全面发挥科技创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打造发展理念相通、要素流动畅通、科技设施联通、创新链条融通、人员交流顺通的创新共同体[3]。

系统论认为，无能量交换的封闭系统不能改变系统旧貌，反而会加剧系统的不平衡性，最终导致系统混乱甚至消亡，为了与外部进行能量交换，系统开放是新系统平衡与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4]。全球化背景下，单一行为体愈发难以独自完成融资、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全过程，需要通过协同运作来优化要素组合，以达到系统进化的目标。“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是动态发展的开放系统。创新关系是“一带一路”区域国际关系的先导性因素之一，打造创新共同体有利于激发沿线区域创新的整体能动性，有利于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城市是区域创新的基本单元，因此有必要对沿线城市的创新要素、创新特色、创新模式、科技合作、创新水平等展开研究，为创新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引导。

目前，学术界对“一带一路”区域的科技创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有的学者分析了沿线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如李香菊等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是推进科技创新的主要制度安排[5]；李秋梅等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非国有企业创新水平对政府补助的敏感度极高[6]；李延喜等指出金融合作是提升“一带一路”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7]；康萍等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企业间跨国并购对主并方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正向影响，制度差异、文化差异对其创新绩效存在负向影响[8]；幸炜认为来华留学生对于“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具有积极意义[9]。有的学者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创新合作现状，如陈欣认为“一带一路”科技合作网络中节点国家的合作广度和合作强度均表现出不均衡性，核心国家基本上为发达国家，其分布与排序亦有所不同[10]。有的学者探讨了沿线区域经济增长与创新能力的互动关系，如张东源等指出创新驱动战略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高质量发展[11]。但从“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视角分析沿线城市的创新能力的文献并不丰富，因而本文将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二、研究方案设计

（一）研究对象

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需要在丝路节点城市先行先试，通力合作，逐步形成“点—线—网—面”一体化的创新经济带。所谓“丝路节点城市”是指“一带一路”沿线上具有综合性优势，能够产生较强的聚集、辐射、支撑与引领作用的枢纽性城市。2018 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国际城市发展报告》根据伙伴关系、区域影响力、成长引领性与“五通”指数建立了功能评价模型，在252 个外国城市中甄选出14 个重要丝路节点城市、11 个次要丝路节点城市、21 个一般丝路节点城市[12]。本文从中选取新加坡、伦敦、东京，另加中国的香港、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作为研究对象，其重要意义在于：东京、伦敦、新加坡是全球一流创新型城市（丝路节点城市中创新指数前三名），具有榜样作用；三者都是主权象征性城市（首都），其科技政策能产生引领效应。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香港是中国一流创新型城市，其中，北京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城市与国际交往中心；上海是全球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新地标；香港是证明不同政治制度能和谐共处的特区；深圳和广州是构建粤港澳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的重要节点。这8 个城市对“一带一路”创新格局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表1 所示的6 个方面可看出，它们基本涵盖了创新型城市的所有类型，其代表性较强，具有参考价值。

（二）评价体系的构建

确定城市的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是对其开展评价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在文献调研与专家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独特性和可获得性原则，最终确定了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三）数据的来源与标准化处理

本文从政府部门网站、调查报告、统计年鉴中选取了表2 中三级指标的相应数据（2013—2017 年）。由于原始数据的量纲不一，不具有可比性，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方法如下：

设三级指标的原始评估数据矩阵R(0)=(rij(0))m×n，本文中三级指标总数m=18，评估对象总数n=8。rij(0)表示第j个被评估对象关于第i个评估指标的原始量值。记标准化后的矩阵为R=(rij)m×n，rij为去量纲后的标准值。

当Ci为反向指标时，令

当Ci为正向指标时，令

若存在某个1≤i≤m，使得

（四）研究方法

1.物元可拓法

科技创新能力评估指标的多样性使同一评估对象在不同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不一，有的指标量值高，有的指标量值低，对于这类不相容、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错综复杂的评估问题，适合采用离散量进行等级化处理。1983 年，蔡文等学者创立了物元可拓法[16-17]，为解决不确定性的矛盾问题提供了应对方法。该方法把距离和关联度函数等概念进行拓展，将各评价指标的确定值转化为隶属于某区间的关联度，将复杂问题中

相互影响的各因素划分为有序层级，从而进行等级评价。评价结果能简明反映评价对象的优缺点与互补性。因此，本文将运用可拓学原理对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实证研究。

表1 “一带一路”创新型城市的类型与特征

表2 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评价指标体系

2.权重的确定

进行可拓学评价前，首先要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再计算综合关联度、确定评价等级。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18]是常用的主观赋权法，该方法用有关“重要度”的定量信息将决策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决策与排序问题建模。熵权法（Entropy Weight Method，简称EWM）[19]是常用的客观赋权法，熵权是在所统计数据范围内得出的权重值，不能充分反映各项指标对科技创新能力的贡献，体现的是数据的“区分度”。为此，须将各指标的“重要度”与“区分度”结合起来，获得综合权重。

第一步，获得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邀请了该领域的专家针对准则层中各因素相对于目标层各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分，给出了正互反矩阵。逐级计算每一层次所有因素对上一层准则的相对权重，并进行层次总排序和一致性检验，最终得到各评价指标基于层次分析法的权重值，记三级指标的AHP 权重为xi，其中i=1，2，…，m。

第二步，获得基于熵权法的权重。根据2013—2017 年的面板数据及各指标数据的差异性，计算出三级指标的熵权，再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客观权重。

（1）计算第j个被评估对象关于第i个评估指标的值在第i行中所占的比重pij：

（2）计算第i个评估指标的熵值ie：

（3）计算第i个指标的熵权yi：

第三步，综合由上述两种方法所得的权重，定义三级指标的综合权重为：

计算出主观权重（AHP 权重不变）、客观权重（EWM 权重每年不同）、综合权重（COM）后，选取区分度最大的两个年份的数据汇总，如表3 所示。

三、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实证分析

（一）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物元评价模型

物元建模步骤如下：

（1）构建物元矩阵

记物元M(j)=（N(j)，C，V(j)），N(j)表示第j个评估对象的物元名称，j=1，2，…，n；C=（c1，c2，…，cm）表示物元关于评估指标的特征；V(j)=（ν1(j)，ν2(j)，…，νm(j)）表示物元N(j)关于特征C的量值。

（2）确定经典域和节域

评价指标ci的量值νi的最大容许取值范围Ui称为评价指标ci的节域。将原始数据进行了去量纲—标准化处理后，评价指标的节域Ui=[0,1]；将[0,1]等分成4 个经典域，子区间为：[0,0.25]，（0.25,0.5],（0.5,0.75],（0.75,1],分别记为I（1）、I（2）、I（3）、I（4）。如果νi∈I（3），则称评价指标ci达到3级。在本文中，数字越大代表创新能力越强。最高级为四星级，记为4。

（3）关联度的计算

记I(1)、I(2)、I(3)、I(4)的中点分别为P(1)、P(2)、P(3)、P(4)，长度分别记为LI(1)、LI(2)、LI(3)、LI(4)，则PI(1)=0.125，PI(2)=0.375，PI(3)=0.625，PI(4)=0.875；LI(1)=LI(2)=LI(3)=LI(4)=0.25；νi到经典域I(1)、I(2)、I(3)、I(4)的距离分别为：

νi到节域Ui=[0,1]的距离分别为：

表3 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评价指标权重评估

第i项评估指标值νi∈I(l)的关联度：

其中，l=1，2，3，4。

假如νi=0.1，则νi∈I(1)，

ρ[νi，I(1)]=│νi–0.125│–0.125=–0.1，

LI(1)=0.25，k[νi，I(1)]=0.4；

而ρ[νi，I(2)]=│νi–0.375│–0.125=0.15，

ρ[νi，Ui]=│νi–0.5│–0.5=–0.1，

k[νi，I(2)]=–0.6；

同理可得：k[νi，I(3)]=–0.8，k[νi，I(4)]=–0.8667。

显然，k[νj，I(1)]＞k[νj，I(2)]＞k[νj，I(3)]＞k[νj，I(4)]。

（4）综合关联度与评价等级

评价结果属于l级的综合关联度定义为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如果max{K(1)，K(2)，K(3)，K(4)}=K(L)，则称评估对象达到L级。级别越高，说明创新能力越强。

（二）实证结果与综合分析

通过Matlab 编程，输入2013—2017 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出8 个城市一级指标的关联度及其对应等级。从中选择时间跨度与等级差异最大的两个年份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见表4 和表5。

结合表4 和表5 可看出：8 个丝路节点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参差不齐。根据城市科技创新评价等级显示，2013 年，东京、伦敦在8 个城市中属于上游水平，香港和新加坡属于中游水平，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属于下游水平；2017 年，东京、伦敦和新加坡属于上游水平，香港属于中游水平，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属于下游水平。5年来，新加坡的A3指标和A4指标提升幅度最大，总体提高了2 个等级。东京的A1 指标提高1 个等级，可见其基础水平有所上升。香港的A4 指标下降了2 个等级，可见其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北京的A3 指标上升1 个等级，而A4 指标下降2个等级，可见其创新产出能力有所提升，颇有铆足干劲、力争上游之势，但经济发展速度呈现疲软状态，进入结构性调整的深水区。该评价结果与澳大利亚2thinknow 智库（Data Innovation Agency）发布的《全球城市创新排名》（2014 至2018 年版）①历年排名结果及相关数据详见2thinknow全球创新城市索引：https://www.innovation-cities.com/reference/category/innovationcities-index/indexes-all-years/。以及巴塞罗那IESE 商学院（IESE Business School）的全球化与战略中心（Center for Globalization and Strategy）公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排名》（2014 至2018 年版）①历年排名结果及相关数据详见IESE insight网站：https://www.ieseinsight.com/doc.aspx?ar=&id=2124&idi=2&idioma=2&utm_medium=website&utm_source=archdaily.com。的评价结果基本吻合。

香港和新加坡的A1 指标很低，香港的研发投入强度为8 个城市之末，新加坡的科研人员数量相对不足。北京的A1 指标很高，但总体创新水平暂时落后于香港、新加坡和东京，可见单纯依靠要素投入不能快速提高创新水平。东京的创新总体水平高，但其A1 指标（尤其B1 指标）等级不及伦敦和北京，可见多元文化型城市对创造性人群的磁力较大。香港和新加坡的A2 指标很高，其他6 个城市的A2 指标都很低，说明大部分节点城市的创新合作水平有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能为沿线城市间的创新合作提供优惠政策、研发基金、财政补贴与交流平台，彼此存在诸多利益契合点。上海、深圳、广州的A3 和A4指标偏低，处于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的阶段。根据一般经验，不同级差的城市间进行科技合作，往往会形成较显著的协作效应。综合分析得出结论：8 个城市的功能存在相似性，存在不同程度的科技合作关系，一些城市的指标等级相同，一些城市的指标呈现互补，因此非常有必要协同创新、打造“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

造成8 个城市的等级差异性的原因包括：第一，创新创业环境存在差距。广州、深圳、上海和北京在营商环境、金融体系、信用声誉、服务效率等方面不如伦敦、新加坡、东京和中国香港。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量名列前茅，但专利转化率只居世界中游水平[20]。香港的总体创新水平稳中有降，因为本地资本缺乏创新梦想，偏好短平快的模式。尽管香港的技术引进开支颇高，但依靠技术转让建立起来的产学研合作，参与方之间关系松散，难以对创新产生激励性影响[21]。第二，创新型城市发展驱动力模式存在差异。大多数“政府驱动”的创新型城市的市场经济活力不足，国企的思想陈旧、手续繁冗、审批复杂、交接滞后等问题加剧了这种不足。第三，创新型城市的“双中心”发展模式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技术革命的市场化与财富化通常伴随金融创新。8个城市皆具科创中心与金融中心的双重属性，新加坡和东京的“双中心”互动模式是相融相生的，能促进金融与科技的高效互动。伦敦是西方老牌工业化城市，金融环境优越且创新自觉性强，“双中心”的互动模式比较特殊。香港、上海、广州的模式是将金融优势转化为科技优势，北京、深圳的模式则是科技创新刺激金融中心建设，这5 个城市的科技与金融的耦合发展相对滞后。

表4 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拓学评价结果（基于2013 年的数据）

表5 丝路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可拓学评价结果（基于2017 年的数据）

建设“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将面临以下困难。其一，“一带一路”创新合作行动计划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科技支撑引领的作用相对薄弱。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有所下降，劳动力成本却有所增加[22]，经济的结构性减速伴随着财政状况恶化。中国的学习能力指标与学习网络指标成为创新制约要素，技术储备度处于国际中下游水平[23]，许多城市的技术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其二，“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众多，沟通环节复杂，各节点间存在矛盾与博弈，科技制度与商业逻辑间存在差异。东京、伦敦、新加坡、香港等城市与中国内地城市在社会性质、文化习俗、制度政策、法律法规、审核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构建协同关系时可能存在风险。其三，丝路节点城市创新能力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可能影响协同创新的范围与进程。

四、对策与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为激发“一带一路”区域整体创新潜能、提升节点城市创新水平，提出如下建议。

（一）搭建创新网络，做好统筹规划

中国作为建设“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的倡导者，应呼吁沿线国家以科技合作支撑可持续创新，实现共同发展。第一，做好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区域间和城市间的战略互动与分工合作计划。先行先试，循序渐进，将协同创新的层级与范围逐步扩大，引导更多城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不同级差的城市产生良性的协作效应。第二，打造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普惠性的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与科协服务网络，完善创新制度与互通机制，促进创新资源流动、创新经验交流和科技成果共享。第三，加强沿线区域的调研工作，加强相关制度、政策与法规等方面的沟通，做好规则、标准方面的对接工作。第四，完善科技创新投融资规划，优化税收优惠政策，设立“一带一路”创新共同体基金，促进创新合作专项规划的落实。

（二）增强城市韧性，促进协同创新

各节点城市需要取长补短，促进投融资主体和渠道的多元化，齐心协力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通力合作提高抵御风险的韧性。节点城市间需要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沟通与人才交流，合作开办特色科技创新园区，拓宽创新合作领域与科技市场。促进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的科技走廊建设，构建粤港澳开放型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通过自主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沿线城市可借鉴新加坡优质国企淡马锡公司的多层次宝塔型的产权结构及其跨国治理模式，在沿线区域争取更多商机。

（三）优化要素组合，实现结构升级

中国城市需要学习东京、新加坡、伦敦的经验，优化信用体系，完善城市创新链条，整合高科技工业综合体，提升创新成果产业化能力。适当减少政府对创新的干预，并完善创新项目审批制度和境外投资备案程序。由于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融资运用与资本增值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要求，新技术带来的高额利润能刺激科技与金融的耦合。新加坡与东京的科技进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技创新与金融融合发展模式的成功，其成功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在加强政策引导的同时，要促进“双中心”高效互动，同步推进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应借助数字化工具优化要素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发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通过“智造”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