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友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古代中国，修史传统极为悠久。李唐以降，为前朝纂修正史，即成定例。明清易代，清王朝入主北京之次年(顺治二年，1645)，即开馆纂修《明史》(1)按：本文所用“明史”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明史”，指有明一代之历史；狭义的“明史”，指清王朝主持纂修并最终成书的正史。在使用狭义指向时，标作“《明史》”。，意欲从制度、心理等层面，获得前明统治区域之认同。但修史并非易事，“文”(史料)、“献”(人才)俱备是必要条件，缺一不可。同样以少数族群入主中国的元王朝，虽然在正式纂修《宋史》时成书迅速(费时约两年半)，但此前也有长达数十年的酝酿过程(主要在体例上存在争议)。与此相类，清王朝纂修《明史》，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耗时几近百年(1645—1739)。这一史实，充分体现《明史》纂修之曲折不易。参与此事的主持者与纂修者，以及虽不在史馆而实际有所贡献者，身份既有不同，认识也存在差异，从而使《明史》纂修呈现出复杂的历史面相；其中折射出的清初政治趋向与士林生态，是颇为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本文聚焦于清初大吏曹溶参与明史纂修之事实，藉以管窥一代士人在明清易代之际，如何自我认同、图存的心路历程。

明清易代，风云变幻，征服与反抗交织，忠贞与奸伪共存，一向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时段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多注意清初遗民的抗清史实，多注意以遗民为主的博学鸿儒群体纂修《明史》的进程与遭际，而很少注意到未入史馆的学人所做出的实际贡献(2)关于《明史》纂修，论文极夥，不遑细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