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志慧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一、《国语》的成编时间

关于《国语》一书的成编时代，谭家健《〈国语〉成书时代和作者考辩》一文梳理过各种观点，[1](P179—197)并认为“其时当在春秋末和战国初”，[1](P185)因为《国语》中鲁、晋、楚、吴、越五“语”的记事皆越出了春秋，进入战国已若干年，《周语下》两次出现“及定王(系贞定王，或曰贞王)”，此公卒于前441年。最有说服力的是，《晋语九》中，赵襄子是个重要人物，一般认为此公卒于公元前425年，“襄”是其谥号，则《晋语九》的成书当然要晚于这个节点，而《国语》之成编则更在《晋语九》撰成之后。晚到什么时候呢？沈长云先生认为：“《国语》成书在战国晚期。”[2]可是，仅从《国语》所反映的思想而言，既未见如商鞅向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兜售的强道之类的思想，也未见纵横家思想的影子，即使是作为对立面也不存在，相反，八“语”遴选的背后有浓厚的霸道思想，因此，可以作这样的推断：当《国语》编集之时，王霸之学正大行其道，故本人断《国语》的编定时间在战国前期。

至于《礼记》中的《檀弓下》《祭法》篇与《国语》中的《鲁语上》《鲁语下》《晋语二》《晋语八》篇内容重出的现象，以及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村战国中期前段楚墓M36中发现的《吴语》残简，(1)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慈利石板村36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10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利县文物保护管理研究所，《湖南慈利县石板村战国墓》，《考古学报》1995年第2期。清华大学战国简与《吴语》、《越语》内容有交集的《越公其事》，只能证明在《国语》成书之前，既有的各“语”已经单篇流传，但皆不足以证明由八“语”集成的《国语》之成编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