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傲寒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荷兰汉学家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认为，佛教初入中国时以走上层路线为主，希望通过上层力量的支持促进自身在中国的传播。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区分了“士大夫佛教”(gentry Buddhism)和“王室佛教”(court Buddhism)，认为士大夫佛教更注重义理思辨，而王室佛教则更关注政权的稳定[1]( P552)。然及至齐梁时，王室成员多染士族之习，亦重习学佛教义理，对于以阐发义理为主的讲经活动也颇为热衷，他们不仅常召集高僧至宫中讲经，甚至有时也会亲自宣讲。这种王室参与的讲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种佛教样态的结合，王室、僧侣、士人在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心照不宣的配合完成讲经活动，从中各取所需。

关于中古时期的讲经活动和与之相关的文学作品，前辈学者多有研究，但主要都集中在唐代以来的俗讲和变文等方面(1)关于俗讲和变文的讨论主要有向达《唐代俗讲考》(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版)《补说唐代俗讲两三事》、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傅芸子《俗讲新考》、周一良《读〈唐代俗讲考 〉》、王文才《俗讲仪式考》(以上诸文均被收入《敦煌变文论文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梅维恒《唐代变文》(中西书局 2011年版)等，关于讨论中古时期僧讲仪式的主要有杨维中《古代讲经杂考》(《佛学研究》2008,第0期)、圣凯《论唐代的讲经仪轨》(《敦煌学辑刊》2001年 第2期)。，真正关注中古早期王室和贵族举行的讲经活动的研究并不多，而对于在讲经活动前后产生的讲序、解讲疏、解讲诗等文本特点也几乎没有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