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喜阳

庚子年末，两位好友突然造访了我在长春的书房。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他们都觉得一个青年作家的书房不应该是这个样子。“不——可能！”他们在书房的角落和阳光渗透过窗户的影子中寻找一种气味，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的确存在过的证明。此刻，他们翻过的书籍还有温度，书签斜插在纸页里，像极了替文字站岗的士兵;他们站过的地方阳光抚摸过后又被灯光盖上了。那些并不整齐、无规则、无秩序的书随意摆放着，仿佛过去经历的某段时间，杂乱无章却率性而为，然而总是令我沉醉和着迷。这个目前叫做“泉思雅舍”的半封闭的小空间就是我的书房。在这里，我读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春天、记忆，书房无不承载着我喜欢的这一切。

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把书房当成自己的挚友，它是记忆中无法回避的部分。那是乐土、精神家园、避风港湾，更是一种寄托和归宿。儿时想当作家，就期盼着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可以阅读写作，莳花弄草，喂鱼健身……一台打印机，一部电话，一盏明灯，一台饮水机，一张写字台，足矣！长大后才发现，这是多么奢侈的想法。诗无定势，人无定所，书房和人一样随时都在迁徙的途中。人总能适应环境，而不是自己去改变环境。小时候，在老宅，一个通透的空间隔成的两个土炕上，我的阅读从那时开始有了记忆。在乡下，阅读姿势是不受约束的，可以躺着、趴着、侧卧，可以盘腿在炕上，可以双手杵在木质桌子上。总之每一种姿势都不会持续很久，眼睛和脖子、脊椎都很累。偷偷地，我在田字格上给自己的空间起名叫“草庐”，却遭到了父亲的揶揄，说应该叫“泥草屋”才更准确。不过，一件小事着实刺激到了年幼的我。想着，长大了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书房，起一个响亮而高深的名字。

在那个溽湿、狭小、昏暗的老旧的屋子中，我阅读了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大量的武侠小说。从炕席到炕革，从土炕到铁床，我似乎早就先知先觉了怀特说的那句话：“一个等待理想环境的作家至死也写不了一个字的。”上了大学，攒了钱，买了一个大背头式的台式电脑，还是一个二手货，不过已经很满足。我赶上了网络时代的末班车。向宿管大爷借了一张长桌子，横在床铺前。把本就狭窄的寝室堵得更加密不透风，也使本就矮小、清瘦的自己彻底被“雪藏”，经常是只听机器轰鸣和键盘敲打声响而不见人影。从电脑屏幕到铁床紧贴的墙壁，自然构成了我的小“书房”，还自己起名为“倾听斋”，寓意不言而喻。古书《说文》中记载：斋，洁也。我习惯把属于自己的空间弄得干净，同时喜欢在那个从未被外物入侵的个人专属领域中静坐、冥想，可以神游物外，可以物我两忘，可以心神俱静，修身养性，可以哭可以笑，可以群可以怨，可以诗可以兴，喜欢在书房建立一种原则、趣味、标准和方法。世间万物，可放肆大胆，可温和丰盈，大道光明，时间良善，总有一段光阴是百鸟朝凤。我总觉得，是书房让读书人变成了先知，让诗人幻化成了祭司，让文字衍生为精灵，让恶者成为了信徒，让上帝回到了人间。

在深圳宝安区客居期间，三人合租一处三室两厅的房子，在十九区的中心位置，我又有了自己的房间。每日窗前都有一轮饱满的明月，变换着各种表情——忧郁的、欢愉的、沉闷的、撒欢的，白玉兰长势喜人，总有芳香扑鼻。高大的灌木成了我的“窗神”，守护着我的夜，我的梦。经常的，我把它们看成知音，和寂寞一样重要的朋友。期盼着它们每晚来“敲门”，听我内心的高山流水，以及小桥人家。若论三五好友，还要加上窗外的风雨和闪电、雷鸣，特别期待雨水路过窗前，半开着玩笑地缓慢捶打玻璃的响动，仿佛时间是诗意的，内心原本泥泞不堪的，潮湿而温润的床第算是有了同行之人。在南国，红豆我见过，雨打芭蕉我无缘得见。“南远堂”是给这间陋室起的名字，南国虽远，心仍向往之。在那里，我写下“或许，新一轮的海水还是一种潮湿，迟早会擦亮天气的枪口”。那个时候刚学会写现代诗，写一些文学评论，寂寞令人胆大包天，孤独让人莫名地勇敢。苦闷和勤奋，心酸和汗水，溽热和亢奋，构成了南国的情感基调，也赋予了写作的本真色彩。在简陋的由各种废弃的木质板子拼成的书架上，凌乱地摆放着外国诗集，俄罗斯的、欧美的、南美的，以及波兰、希腊等几位喜欢的诗人作品。每一本书上都留下我无序的字体，像是黄金在星空舞蹈。那升腾的，或是翔舞的密密麻麻的阅读心得当时组成我时间链条上重要的一环。我时常就让那些东西，那些文字的碎片在我这里折腾一阵。我的大脑好像历史的熔炉，总能有吉光片羽在灰烬中站立起来。没有任何的热身运动，阅读就是信手拈来，然后捧着书籍在屋子中闲庭信步。我很多时候像着魔了一样，不停地来回走，拿起一根烟，点燃，放下，掐断，或是狠狠地摁在烟缸中——我在想，如果整个世界都糟乱了，我会不会停止走动？假如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打上标签，排着整齐划一的长队，像出行的楼体，按照我的预想随意挪动、摆放，并且在我眼前真实地晃动，我就能在纸上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2010年秋，我在午夜酒后陪一位书法家写字。整个晚上，我清晰地记得他写了58遍这副对联。四尺对开条的对联，让我彻底记住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是我回长春工作的第一年，在桂林路最繁华的中心地段租了一间破旧、嘈杂的卧室。雨天倒灌水的楼道，忽明忽暗的灯光，持续不停的烧烤摊前的叫喊声，酒瓶子破碎入地的声响，衰败、矮小、脏乱和泥泞构成这个出租屋周边环境的关键词。整一年时间，我无从下手给这间屋子起一个名字。从深圳邮递回来的书籍更是无处摆放，只能和我同占一张床，从床到门真是一转身的距离，一点不用虚构和夸张。都说李大钊的家很简陋，但是书房不小，我这间是家和书房直接融为一谈。有人说，从一个人的书房往往可以窥见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彼时，我的内心世界简直糟糕透了。这样的环境，真的會令人担忧一个作家能不能确保在一定程度上正确评价自己和评判他人的作品。古人给书房起名或以言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或以明愿。我这不是刘禹锡的“陋室”，不是诸葛亮的“茅庐”，不是扬雄的“玄亭”，更不是陆游的“老学庵”，比蒲松龄的“聊斋”还凄冷，比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更“风雨无边”，一个没有任何情趣和愿景的所在，暂且命名“从一馆”吧！一切归零，从一做起。这书房自然成为了一块壁垒，像是积郁在心口的一块石头。但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在逆境中竟也学会了贴着湖面飞翔，一种形而上的恭敬、寡欲，竟然让我在逼仄的环境中学会了自省、反思和沉静，也让自己的文字具有了警觉和灵敏的力量。人不应该一味地避尘、绝俗， 也不应该忙乱地入世和增加参与世界的份额。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了白居易的“草屋”，那个居住和做学问的二合一的所在，何止简陋，简直就是寒酸透顶，记得他在《草堂记》中称：“木斫而已，不加丹，墙圬而已，不加白。砌阶用石，幂窗用纸，竹帘纻帏，率称是焉。”这样看起来，我这个“陋室”还胜过白居易不少呢！借用父亲经常半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别看外面破，里面有好货！”那么何谓好货呢？那就是人的头脑、智慧、知识和改变命运的所有能量储备。比如气运、因果和现世轮回。人在安逸中容易迷失本真，常猪油蒙了心，人在困顿中往往会知天乐命，逆流而上，打破僵局。陆游的书房并不大，他自己形容为“并檐开小室，仅可容一几。东为读书窗，初日满窗纸……”。归有光的书房以“小”闻名，起名“项脊轩”，名传千古的佳作《项脊轩志》就是在那个“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的狭小空间内完成的。在孤灯高悬、冷雨清风常伴的“从一馆”，我写了小说《旧房子》《青春狂想曲》，写了一些纪念美好和充满希望的诗篇，一些至今没有被文字相互抱怨，没有被时代的纸张遗忘的评论，那些自认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文章，那些深中肯綮、深入浅出的评介，将成为我一生无法割舍的宝贵财富。“从一馆”，从一而生，生生不息。

2017年初，在大连市金普新区哈尔滨路与保灵街交汇的东南方向，我又拥有了自己的书房，那个时候应美术评论界朋友邀请去组建国韵兰亭雅舍美术馆。那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散发着古色古香气韵的灰色建筑，建筑虽无太多匠心独运的元素，但和周围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相比，也显得十分考究。上下两层，共有600平米左右的樣子。一楼是艺术品的展厅，二楼则是旋转餐厅、卧室、书房、茶台、大案几，除了桌、椅、橱、灯和笔、墨、纸、砚……这些基本物品外，还有几榻、乐器、香器、水器、字画、古玩、珠玉、盆栽。会客厅装修偏皇室风格，那些家具和摆件都是从北京高碑店精挑细选的高仿明清家具，琳琅满目的，煞是好看。清代文人李渔曾提出：“安器置物者，务在纵横得当，使人入其户登其堂，见物物皆非苟设，事事具有深情。”我的书房不算小，摆满了前任馆长留下的各种书籍，看来从事艺术品工作的人大抵属于读书人范畴。哲学，美术史理论，现当代名著和一些书画家的签名本集子等。书房有一扇不大不小的窗户，对着废弃的汽车修配厂和韩国三星集团的后院。两棵枣树倒像守门员一样，把灰尘、落叶、明月和清风像球体一样全部挡在了外面，唯有阳光可以绕过枣树的臂膀和强壮的身体照进来。在我的书桌、电脑键盘和背后的书架上形成大小不一的斑点，那圆晕充满着一种魅惑，让我的手和键盘像是麒麟走过的土地，落蹄花开，离地枯萎。在那里我一开始写作，大脑便电掣风驰起来，像旋转的永不停歇的陀螺和飞驰的木马，在宇宙中不断变换着身姿却无法静止的星体，仿佛世界在那一刻是一只被卸去钟摆的钟一样。白昼或黑夜，在那间名为“国韵兰亭”的地方，我写出了成长的烦恼、成熟的焦虑，成为社会和自然人不得不面对的世俗、以及那些心中的对抗，那些挂在脸上僵硬的微笑和肢体语言并不协调的迷茫的岁月。写人到中年颠簸流离的苦闷，写内心安贫乐道的机趣，写觥筹交错中自己如何吐得不省人事……但每当回到自己的书房，就会得到片刻的安慰。时间于我也显得仁慈和和蔼，一切事物都可以谦卑，一切智慧也自然会升腾。那时，我总梦想着当学归有光，并不介意书房的大小和破败，“项脊轩”就是一间百年老屋，门朝北，还漏雨，但归有光却可以怡然自乐，不仅亲手栽植兰、桂、竹、木，还能咏叹出“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的佳句。是啊，原来“陋室”也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草堂”竟能“其境胜绝，又甲庐山”。一切改变源于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精神容量和盛装知识的器皿在内而不在外，在里而不在表。沿着这种想法，我走过来了。

如果把写作看成是作家的呼吸，那么书房就是供氧机，时刻给我们的写作输送能源和补给。随着年龄的增长，书房也多了起来。沈阳的“诗墨轩”“青斗阁”，长春的“泉思雅舍”，但让我最记忆犹新的还是乡下老宅的那个由土炕和土地构成的公共而流动的空间。父亲把那处老宅封存在那，任尔风吹雨打，它显得老当益壮，承载着我童年无穷无尽的读书岁月。人过中年，都喜欢弄一些古玩、字画、瓷器和盆栽、摆件，我的书房中也很多，以书画居多，书房名题字高悬于显要位置，然后是山水为上，花木次之，禽鸟人物不与也。或奉名画山水云霞中，神佛像亦可。名贤字幅，以诗句清雅者，可共事……惟香炉、盆景、匾联三物必不可少。养几盆兰花、文竹、绿萝，金属器皿和流水不可少，一张暂时休息的床榻，一桌一椅一盏灯几架书，仅此而已，却也足够。为了赏心悦目，我还布置了长桌、茶台、古砚、墨盒、宣纸、毛笔、画笔、颜料盒、笔格、笔筒、笔洗、镇纸，以及朋友送的插花瓶……原本角落里有一把落满灰尘的吉他，被曾红波先生强烈建议后替换了，他说和房间布置有些违和，放了一架从他那里“勒索”来的古琴。红波先生是大雅之人，书房布置自然别具风味，他喜欢收藏，好东西随处可见。我总是觉得他的书房和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给出的摆设方案如出一辙，虽是照葫芦画瓢，但也需要用心良苦。置身其中也自然魂牵梦绕，好像时光在倒流，我们在其中沉醉、穿越，和古人在对话、交谈，好一派春光秋赏。

人是可以改变的。原本我对焚香特别地排斥，结识红波先生后，我受其影响也喜欢上了香道。每日读写前必净手、焚香，然后进入一种微醺和思考的状态。明代高攀龙在《高子遗书·山居课程》称：“啜茗焚香，令意思爽畅，然后读书。”如今，我极力在控制自己对书房产生的依赖，书房让我和文字之间的亲密感保持着一种微妙而细腻的关联，但我需要持有的是手与文字的感觉。罗伯特·格雷夫斯说要思考，你身边非手工自造的东西越少越好。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某种颠扑不破的真理。不过，书房依旧充当着我的御花园，每当香雾缭绕，我心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