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美国是近代以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重要的两个西方国家。分析英美历史，人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外在环境相似性，即“光荣孤立”：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相对隔绝，美国与世界重要国家的相对隔绝。这种地理环境，为英美制定相应的“光荣孤立”政策打下基础，让英美面对世界的时候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去行事。这个观察角度也可以运用到古代世界。而古代世界，以文明古国为基础的强大帝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只有中国长期孤悬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显然有利于中华文明从容不迫地健康发展。

孤立的中国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完全是国际自然环境造成的，但这却为形成中国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中国间歇性受到草原力量的冲击，这为中国文明的统一性酿造了外在的条件，也促成了中国外交重点以北方、西方为主的态势。因为古代海洋的隔绝性比较强，汉代以后，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丝绸之路于是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化身与代表。中国对域外交往的向往，一方面存在“万国来朝”的政治期望，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机会进行接触和交流。不过，在东方形成的“汉字文化圈”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对于周边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力基本上是放射性的。

“以我为主”的外交格局

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作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

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最初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与唐朝交往各国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其中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这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朝贡，实质为经济贸易

古国外交，实力原则贯彻得赤裸鲜明，丝毫不加掩饰。所以，与大国交往，小国追求的绝不是与大国分庭抗礼，而是其他实际利益。朝贡看上去是附属国的进贡，在政治上主仆分明，但是现在研究表明，朝贡与其说是政治关系，不如说是经济关系，所以学术界又称之为“朝贡贸易”。

唐朝對于这种朝贡贸易，有独特的语言描述。对于朝贡一方，唐朝称之为“献方物”，名马、战象、狮子等等，都是具体的“方物”。唐朝有专门的规定，如何接收处置，都有明确的程序和办法。如果方物是药物、食物，一进入唐朝边境，边境的州县就要验收、打包、封印，然后交给使者，同时上报鸿胪寺。鸿胪寺检验无误，通知少府监和市场管理部门，派专门官员检验贡品并且确定价值，然后奏报并送往朝廷，是否引见、宴会等皆听从朝廷指示。使者归国（称作“还蕃”），一定要赏赐（“赐各有差”），地点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官员负责引导使者领取，并教会使者拜谢礼节等。为什么“赐各有差”呢？之前对朝贡品的定价，在最后的赏赐环节发挥因果作用，皇帝的赏赐是有依据的，即根据进贡方物的价值决定赏赐的多寡。虽然没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质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对外交使节的赐物，并非百物皆有，通常只是纺织品，这就是“赐物”的真正含义。唐朝与边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但有些物品不许用来互市。根据唐朝的《关市令》：“锦、绫、罗、縠、绣、织成、紬、丝绢、丝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与诸蕃互市及将入蕃。”同是锦绫等丝织品，皇帝的赐物中有，但却不许互市交易，或许是想体现浩荡皇恩的独特性。朝贡贸易本质上是贸易，但毕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记，所以受到政治的影响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乱时期，回鹘曾经援助唐朝平乱，这为唐后期的双方关系带来了长期的问题。回鹘利用互市关系，输送大量的马匹给唐朝，以换取唐朝的绢帛，为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

文化软实力比军事实力更重要

外交活动具有能量交换的意义，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就是为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共同抗击匈奴，虽然没有成功，但开辟的丝绸之路却成为当时世界主要文化区域之间的交通大通道。此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文明输入西方，都是通过这条道路实现的。

唐朝的中央学府是国学、太学，而在这里就学的学生并不限于高官子弟，还有各国的留学生，“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平定高昌，此役是唐太宗外交思想的卓越表现。高昌王国位于今新疆吐鲁番盆地，自公元502年麹嘉建立王国至此，已经一百多年，在南北朝时代，算得上是长命之国。但是，自西突厥陷入分裂以来，一直向唐朝称臣的高昌王国，也无法摆脱西突厥的内战。尤其是，控制了高昌的西突厥欲谷设一派，倚仗连续的胜利，并不把唐太宗的朝廷放在眼里。当和平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彻底丧失之后，唐朝不得已动用军事力量解决问题。高昌国人口全国不足四万人，而唐朝贞观十三年（639）出兵不少于二十万。何以如此？唐朝讨伐高昌，但把西突厥的势力计算在内，所以才会如此兴师动众。最终，唐朝打击高昌的动作十分优雅，高昌王麹文泰战前去世，当唐朝大军压境之时，高昌举国发丧，唐朝指挥官侯君集决定暂时放弃攻打高昌首都的机会，让高昌安心发丧。何以如此从容？因为此时的西突厥主力在欲谷设的率领下已经西逃，高昌国被西突厥临阵放弃。

高昌平定，唐朝经营西域的战略得以贯彻，丝绸之路东段再次回到中国的控制之中。武力是最后手段，不得已才能动用，不能经常性使用武力，但更不能没有武力。

古代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的时间更长久，因此积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制度经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更加突出。如此，在外交活动中，常常处于从容不迫、有理有利的良好状态中。外交是国际多重关系的综合展现，经济利益、军事实力和文化状态，任何方面都不能在外交活动中缺席，任何缺席都会损害外交国的整体利益。中国信奉物极必反的原理，所以不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因为暂时的利益最大化，最有可能损坏长期与整体的利益。实力是捍卫利益基点的保障，但过分诉诸实力则会留下仗势欺人的印象，长远地看则会损坏自身的更大利益。利益是国家不能放弃的追求，而见利思义才是中国人的根本信条，道德诉求给文化软实力的展现保留了最大空间。说到底，国家之间的分歧，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文化，按照中国的传统，叫作“以文化之”。

（摘自孟宪实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