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皙

自鲁迅在《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两文中提出，将“立人”的思想，主张以“尊个性而张精神”和“重独立而爱自繇”作为新文学发展的核心开始已有百年的时间，而中国文学在这一时期也拥有了新的书写对象，建立了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形成了新的文学价值观，构建了新的审美原则。

在鲁迅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文化运动对“人”和“妇女”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现，例如下文首先要谈的《伤逝》，就是在该时期易卜生有关社会问题剧引发的创作潮流中较为特别的一篇。由于受到《玩偶之家》的影响，大批“娜拉剧”就此而生，如胡适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熊佛西的《新人的生活》、郭沫若的历史剧《卓文君》、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等作品，但《伤逝》一作独立于众“出走者”的形象之外，借子君的命运传达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鲁迅《伤逝》）的冷静声音，尖锐地指出知识青年（尤其是女性）仅凭满腔虚无的热血而对人生的实际出路缺乏正确认识的不可行性。鲁迅的这种理智，某种程度上也启示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创作，聚焦在“问题”意识上。而如今距离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人性独立与解放，也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之久，《伤逝》就仿佛一剂显影剂，此后关于女性独立的主题探索在将近一百年显影时间中始终未曾断裂，只是有关这一主题的文学创作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也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动向。

一、从《伤逝》到《我的前半生》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并且指出了女性独立是需要经济实力作为前提的，“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