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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妈”形象的双重还原

2021-07-01左高超

读写月报(高中版) 2021年6期
关键词:礼教大脚阿Q

左高超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吴妈是一个着墨不多却又极其重要的人物形象。她不仅是阿Q恋爱悲剧的主角,也是阿Q命运悲剧的制造者。很多老师往往从小说情节发展的角度来讲解吴妈形象的作用——“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吴妈,阿Q就不会离开未庄,也不会沦为“强盗”,直到被枪毙。然而,仅从情节结构的角度来解读吴妈形象,显然是肤浅和片面的。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中废笔极少,他善于用极少的文字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因此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形象在他的作品中都可以成为“有意味的形式”。关于作品解读,孙绍振先生曾提出“还原解读法”:“把潜在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发现差异和矛盾。”(孙绍振《文学文本解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笔者深以为然。在此将借助这一方法,从心理还原、背景还原的角度对吴妈形象做一番深入分析。

心理还原:“集体无意识”与“精神分析”

西方叙事理论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区分为“功能型”和“心理型”。“功能型”是指将人物看成情节的“行动者”,“心理型”是指将人物视为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人。对于吴妈这一人物形象的“功能型”分析,许多前辈已经做了不少研究,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下面笔者试从“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分析”两个方面对吴妈“心理型”的一面进行分析还原。

阿Q的恋爱闹剧发展成悲剧,是二人的“集体无意识”造成的。不管是阿Q还是吴妈,他们都无意识地自觉维护男尊女卑的纲常名教。因此,阿Q才会认为“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这也是他瞧不起并欺负小尼姑的深层心理原因。

同时,阿Q内心深处又不自觉地深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当小尼姑诅咒其“断子绝孙”时,阿Q“传宗接代”的伦理意识便被激活,于是便跪倒在吴妈面前说出“我要跟你困觉”的话来。许多人认为这是阿Q性意识的觉醒,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首先,阿Q想跟吳妈“困觉”的目的是“传宗接代”而不是满足生理需求。其次,面对坐在同一条长凳上的吴妈,阿Q没有动手动脚,而是真诚地跪地告白。再次,从后面的情节发展看,当吴妈为此要寻死觅活时,阿Q却不知何故,表现出一种“内心无愧”的样子。由此可见,阿Q的恋爱反映的是其封建伦理意识的觉醒。

反观吴妈,她却将阿Q的真情告白理解为性骚扰和对其贞洁的挑战。吴妈作为旧时代的底层劳动妇女,深受“一女不嫁二夫”“男女授受不亲”等礼教思想的影响。礼教思想的束缚对吴妈来说是无意识的,她甚至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面对阿Q的突然告白,她便不自觉地运用这种集体的礼教意识来处理。由此,她想到了自己的贞洁,想到贞洁有可能被阿Q玷污,于是她“楞了一息,突然发抖,大叫着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后来带哭了”。

总之,阿Q的突然表白和吴妈的誓死拒绝,都是在封建伦理道德浸染下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阿Q的表白越是突兀、越是荒诞,吴妈的拒绝越是夸张、越是无情,就越能表现礼教思想对人的毒害之深,也越能凸显作品的思想深刻性。

弗洛伊德将人的精神领域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包括各种生理需求,超我是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的,自我则常常用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

吴妈是个年轻寡妇,她有“本我”的生理欲望是不可否认的,只不过这种“本我”的欲望被“超我”的封建伦理压制着而得不到释放,她的“自我”则是释放性本能与遵从封建伦理之间的矛盾。

从吴妈与阿Q的闲谈中可以读出,吴妈潜意识里关注的事情大都有性色彩。如:“太太两天没有吃饭哩,因为老爷要买一个小的……”“我们的少奶奶是八月里要生孩子了……”当然,吴妈的闲话绝没有挑逗阿Q的意图。然而,对于一个死了丈夫的寡妇来说,能够拥有一个哪怕是要纳妾的丈夫也是幸福的。同理,对于一个没有生育过的寡妇来说,看到别的女人生孩子,她内心应该是向往的。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吴妈的闲话是其内心愿望的达成,也是其内心压抑的释放。释放得越是强烈,说明其压抑的程度越深;压抑得越深,说明封建礼教的贞洁观念对其迫害得越严重,也说明礼教势力越是强大。这种由强大的礼教势力内化而来的“超我”终于完成了对“本我”的管控,于是吴妈便又回到了那个封建礼教塑造出来的“超我”状态,继续保持那贞洁的外观,正如邹七嫂所说的那样——“谁不知道你正经”。

由此可知,吴妈和《祝福》中的柳妈、祥林嫂一样,都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疯狂压抑“本我”的悲惨人物。鲁迅笔下的吴妈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类人,作品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背景还原:“婚恋问题”与“大脚问题”

孟子曾提出“知人论世”的观点。所谓“知人”,是指结合作者的文化认知、情感经验等个体要素对文本进行个性化的解读;“论世”就是要求读者在解读文本时要参考作品写作的时代和社会背景。《阿Q正传》创作于五四运动后的1921年,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和观念剧烈碰撞的时代。作者鲁迅先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引领先河的文化思想在他的作品里都有明显的映射。

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妇女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婚姻自由、反对包办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议题。深受包办婚姻束缚的新文化大师,如陈独秀、鲁迅、胡适等,都先后写了不少文章来抨击封建礼教制度以支持婚姻自由。婚姻问题指的不只是未婚男女的婚恋问题,还包括丧偶男女的婚恋问题。讨论婚姻问题自然绕不开“贞操问题”。以“贞操”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女性思想的钳制,鲁迅先生曾在多部作品中予以揭露和批判。对于深受其害的底层妇女,鲁迅先生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表现出怒其不争的一面。

吴妈作为丧偶又无子女的少妇,是极其不幸的。在新的婚恋价值观被提倡和推崇的时代,她完全可以重新选择属于自己的婚姻和幸福。然而,吴妈没有那么做,她无法改变固有的婚恋观念。这一点从鲁迅先生对她的命名中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以吴妈的年龄(小孤孀)来看,称她“吴嫂”似乎更恰当,可是为什么不称其“吴嫂”而称“吴妈”呢?这也许就是作者的寓意所在。对比《祝福》中的祥林嫂和柳妈来看,祥林嫂尚且还有点反抗的意识;而吴妈似乎和柳妈一样,深受礼教思想的毒害而不自知,并“乐在其中”了。因此,吴妈也只能是“吴妈”而不能是“吴嫂”。

面对婚姻的不幸,吴妈的内心应该是悲苦的,她内心的孤独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她才会“也就在长凳上坐下了,而且和阿Q谈闲天”,她渴望在闲谈中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就如《聪明人傻子和奴才》里的那个奴才一样,以获得别人的共鸣来实现自己内心的满足。然而,当“傻子”用一种更彻底的方式来解决他的悲苦时,奴才却转而投向老爷的怀抱,以巩固自己奴才的地位。此时的阿Q就是那个“傻子”,他以最笨拙的方式向吴妈求爱。阿Q的恋爱悲剧是必然的,因为吴妈就是那个奴才,所以吴妈不仅要拒绝阿Q,還要大张旗鼓地拒绝——且跑且嚷且哭,把自己关在屋里寻死觅活。这种夸张式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哭闹,其实是做给别人看,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贞洁,以此来获得“观众们”的高看。更可笑又可悲的是,她内心最想得到的是那个想要纳妾的赵太爷的高看。这正是吴妈的悲哀之处,也是作品的深刻之处。

阿Q在革命的臆想中曾表示:“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

这是阿Q的革命美梦,是隐藏于阿Q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愿望的达成。现实中越是需要什么,梦中就越会呈现什么。未庄众多女性中,阿Q最中意的还是吴妈,这一点从阿Q对吴妈的怀念中便可以看出来。在阿Q的眼里,吴妈近乎完美;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吴妈的脚有点大——这是作者反讽手法的运用。对阿Q,鲁迅先生是以揭露和批判的目光来创作的,阿Q越是坚持的旧传统,作者的批判就越强烈,比如白话文,比如辫子。女性的大脚也是如此。阿Q越是瞧不上,作者给予的讽刺就越强。鲁迅先生本人是推崇大脚、反对缠足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写信给朱家,让未婚妻朱安放脚;而朱安谨守缠足传统,这也为其婚姻不幸埋下了隐患。由此推知,借阿Q对大脚的不满来表达作者对缠足传统的批判应该是符合文本深意的。

早在维新运动时期,康梁就发动过“不缠足运动”,全国各省乃至各县都成立了“不缠足会”。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展,“不缠足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全国各地不缠足的女性越来越多,女性的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然而,身体获得解放的女性,如果心灵得不到解放,她们的命运依然是悲惨的。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一共塑造了两个“大脚女性”的形象:一个是“手脚都壮大”的祥林嫂,一个就是“脚有点大”的吴妈。祥林嫂的最终命运是走向死亡;吴妈虽然没有走向死亡,但是她也难逃沦为麻木的“看客”的命运。“阿Q在喝彩声中,轮转眼睛去看吴妈,似乎伊一向并没有见他,却只是出神的看着兵们背上的洋炮。”在阿Q走向死亡的路上,围着无数的看客,吴妈是其中之一。她并不在意被枪毙的人是谁,她只关心杀人的武器,已经来到城里帮工的她似乎也像城里人一样,只是“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已。

不管是大脚的吴妈还是祥林嫂,她们都没有成为新伦理影响下的“新人”,由此可知“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不可能有任何区别”。这正是作者的深刻之处,他要通过吴妈这一形象来告诫国民:心灵的孱弱比肉体的孱弱更可悲。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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