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昌惠  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人。云南省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会员。2015年开始文学创作，其诗歌、散文、小说在县级、市级、省级刊物刊登。其《梨树坪的只言片语》获2017年“第五届全国人文地理散文大赛”二等奖，并授予本年度“中国旅游散文创作金牌作家”称号;《通往家的路》获2017年西部散文学会《西部散文选刊》精品奖;《百花花的线团团》入选2018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卷“语文素养读本丛书”小学六年级上册《我在追赶一束光》一书中;2019年《离村庄记》获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文学类二等奖。

1

爸爸要上调到城里，我想，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可是妈妈却变得异样。

她躺在山花头起这亩地上，在阳光下呼呼大睡。从不关心土地的我高难度与她无中生有的想法融合。后来，我常常把这种精神的分离聚焦在一个点上，一个极点，一个对土地千般依赖的极点，一个对这亩地至诚如神的极点。她肯定是想方设法让这极点能在这无中生有中转化，变得合乎情结。她是这样表述的：“这块地好不好，除了会长庄稼，我躺下去一觉醒来就知道了。”不管我理不理解妈妈对这亩地的诚意，反正她就是用她的方式感应这一亩地的。

于是，她打完了那一亩地上的土?，把疲倦从嘴巴里嘘出来，榔头一丢，从地埂上抓一把干草垫在榔头把上，系紧头巾，枕在榔头上，侧身团在午后的阳光中熟睡了。她像一个生命的开端，我小心翼翼看护着她，不敢离开半步。

她醒来，喊我幺儿，惊喜比在山花头起的草丛中捡到一窝意外孵出的小鸡还高兴。她梦到那一亩地前有一股清水冒出，地里青枝绿叶，旁边还有月季花，牡丹花，粑粑花。还说她躺在那一亩地上是暖和的。暖和，反复的语气，一脸深情。她一本正经告诉我，这是块宝地，等她老来时就要在这亩地里安身。我明白她说的老来就是百年归去。可是一个年岁又不老的人说这生死之事，我多少有些恐惧，不愿听。

我不信妈妈的话，认为她是故弄虚玄。我们又不是憨包，都知道，一块生硬的土地怎么可能温暖人的身体。妈妈的心与这块土地契合了，就算我们对她的话悬疑不信也得依着她。

但是，有一点不难看出，关于全家进城她是一千个不愿意，她的本意很现实“进城根本养不活这六个娃娃”。

2

我们家把房子左右侧的两堵墙叫山花，山花高出来最高的部分叫山花头，山花头周围叫山花头起。我们家的山花头起，有我们家的那亩地。

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是，山花头起那亩地像我妈妈的肚脐眼。这生命的物象，它翻新的犁痕在某个早晨的阳光下变成了柔顺的生育纹，我不得不想到这一亩地上的生命体系。比如，村子是天地丢下的一块饼干，农村人都希望自己得到最大份额;人能不能离开土地之外找到生存的方式;村里人平时亲近，面对土地时又寸土不让，互不相容;落入困境时相互搀扶，行侠仗义;趁人之危使劲踩踏的时候往往又令人意想不到;又如每个人，每座山，太阳，月亮，星星都有既定的位置;风霜雨雪，昼夜日昴，天地人间各有领地，各有位序，有着微妙稳定的间距;又如山花头起有人人都想要的心愿。

自然我们家也如此了，妈妈务农，爸爸行政，我们读书，各在各的位置上。

3

对爸爸的升迁我有着无限遐想。虽然我每天充满好奇地翻看他的红色笔记本，还是无法探及到他的秘密。如果要有什么秘密，那就是偶尔从口中说漏了一个工作思路。他说漏了嘴，却总是警告我们不能出去乱说。我们不认为是秘密，而是被他的表情吓得不敢乱说。

欲望，让我们脑袋装满城市的五花八门。我们一阵狂喜，开始浮想大山之外，城市的符号，照相馆，自行车，电影院，丁字小红皮鞋，背带裤这些城市元素快闪在我脑海中。听说还有个第七中学，里面专有校长难管的美少年。

我们问妈妈到底城市有多大，她白我一眼回我，肯定没有山花头起那一亩地大。我们瘪瘪嘴说，谁信。城市还是令我们心花怒放，牵肠挂肚。

爸爸升迁的消息给了我们通往城市的无限期盼，当然他对权利的追求是在我的意想之外。

他总是提及和他很铁的兄弟同志已经在市里当了行署专员。并且逢年过节也真的能收到专员捎来的烟酒茶。他自豪他这位兄弟同志官越大，越没有官架子，他的神态就像是夸亲弟弟一样。可是当我们需要求人办事的时候，爸爸眼里又没了这个好兄弟，好同志。嘴巴紧闭如铁，他一返往常，说官场无朋友，好像他往常赞的是一个假人，一个影子。

其实有的事帮了就帮了，在我们家是大事，在他能力范围内就是一桩小事，为此我们都对爸爸不满。他以后也就不好在我们面前提及他的这位兄弟同志了。

我家爸爸，他不会种地，但是他了解土地。也不是五谷不分，他会对我们说洋芋含有氨基酸，包谷要施复合肥，洋芋要施有机肥，烤烟哪个时候移栽，哪个时候采叶，什么时候小火烘烤，什么时候大火烘烤，他说的倒是头头是道，就是不下地干活。

神奇的是他指挥我家哥哥他们，把地里的包谷草收回来，打成细面粉，铺在一块地上，洒上水，再从那些瓶瓶罐罐里洒上我们不知道的水，说是一种培植菌子的药水。这药水喷洒在这些细面上，过几天就长出了灰白色的菌丝，继续洒水，菌丝长得更快，慢慢变得轻重有形。不要几天就变成顶着灰帽子的小魔怪。我们家开始不敢吃，爸爸说不怕，大胆吃，这是科技。

我聽到各种议论，有人损他，科技太害怕连吃的都可以造假，有人解围，科技就是好，还能生出食物，也有人打击有如吃这种人造山珍，还不如吃一朵长在牛屎粑上的菌。这个缺少地气的食物没有泥土培植的香气，它给了我们一种魔术般的新奇后，很快退出了我们的饭桌。

此后村子里的人开始关注着我们家庄稼的长势。一开始不信化肥的作用，不信地膜覆盖的作用，等我们家收成好了，他们又说我家的包谷大个大个的是因为盖了大碗大碗的肥料。有的人家道听途说，结果肥料放的过多包谷苗辣死了，收成没了。最后也要放下面子请教我们家，直到他们种植成功后，不乱说了。

我爸爸光说不做，纸上谈兵，他天天跑区政府和后来的乡政府，开会作报告。红本本写满密密麻麻的草字，我只认得落款的日期和爸爸的名字。我不识得我爸爸的草字，可是偏偏每天都要偷着去翻一次他的笔记本，我无非是想看他到底写了几页而已。草字的触须触碰着我，潜意识里我有一种不可抵达的仰望。爸爸摞起来的笔记本，大大小小清一色的红色塑料壳，我敢说我都翻过。我有时也用铅笔模仿，往往是不成个样子。我佩服爸爸在我六一儿童节头天晚上写笔记到深夜，第二天照常站在学校升旗的台子上，稿子不带，高音喇叭里就有了他铿锵有力的讲话声。

台上的威武，台下的掌声，天空的流云，一切都不同寻常。荣耀让我可以随意跑进任何一间教室炫耀我的美好心情。优越感，也让我萌生崇拜。虽然我爸爸自从支援老挝回国后，受伤的右腿短了一厘米不到，这使他走起路来，腿脚一高一低，两支臂膀就像要起飞。这种缺陷生在别人身上百分之百会被人取了绰号，但是这种身体的缺陷轻而易举就被他的职位掩盖了，至少爸爸任马路区区长和后来改为马路乡乡党委书记的时候这些话是传不到我们耳朵里的，人们对他还是毕恭毕敬。后来他杵拐杖了，凡间俗子，哪怕红极一时，也会东升西落。谁都要直面人生。

有时我觉得爸爸就是一匹不停蹄子的马，他不在田间地头，而是天马行空。这种荣耀也让妈妈原谅了他不去田间地头。而我们心疼的妈妈更像是一头牛，一头在山花头那一亩地上的牛，一直在土地上劳动着。

妈妈经常对爸爸说：“你管好你的事，我管好我的地，给娃娃们好好读书。” 显然妈妈和爸爸是各有领地，而又有着对人生的共同愿望。

4

进城之前得好好盘算。一有空，一家人坐在一起凑数字。爸爸总想把数字凑够在城里，妈妈则是拼命把数字凑在乡下。

妈妈不会写字，但会算。她算起来不出声音，只看到嘴皮子絮动，手指头掐来掐去。我们都静悄悄的，怕有什么闪失，影响进城。她凑着数，明摆在眼前的有父母二人，外婆，我们兄弟姊妹六人，加起来就是九人。九人中，外婆和我们上学的六人不算劳动力，是纯粹吃闲饭的。算来算去就只有爸爸的工资口粮，爸爸的公粮每月只有三十二斤呀，不用算就知道不够九张嘴吃。当然妈妈可以去缝纫店重拾曾经丢弃的手艺。可是九人进城，住房怎么办。妈妈说进了城脚下哪里还有我们的土地。一棵葱，一棵菜都要花钱，上个厕所也要花钱。凑着凑着妈妈就反悔了，坚决不同意跟爸爸进城，这让我们膨胀的欲望破了个大洞，泄了气。

爸爸劝说妈妈进城的理由听着也很贴心，他说妈妈身体不好，就算种地身体也吃不消，累垮身体就亏了，还说土地里又挖不出几个金娃娃来，一年到头就几箩干包谷，几箩干洋芋，明显他就想快点促成妈妈进城的决心，他故意加个‘干字增加妈妈的失望。妈妈才不听爸爸的那一套，她好像偏偏相信土地里就是能挖出几个金娃娃。

妈妈扬着脸，把激动的脖子筋凑过去对爸爸说，你什么时候操心过我们的一顿饭，你哪一天背过一箩洋芋，掰过一个包谷，你一日三餐吃着国家公粮，还好意思“干包谷”“干包谷”，要不是靠这些“干包谷”全家子不得饿死。要不是这些吃干包谷的人天天劳动，每年交公余粮，你们公家人吃啥。

妈妈数落：“气死人的是，你回家就回家，你还带着你们公家人回来吃我们娘儿的口粮，本来粮食就少，没啥吃的，你几爷子一来，我还得把好的好的搜出来做给你们吃，你今天倒好，吃人还来羞人了。”

这回我们都站在妈妈这边。我们一激动就脱口而出：“说得好，说得对，说的鬼子哇哇叫。”突然，妈妈反过来骂我们：“这是你爹，你说你爹！”说实在话，我们根本不想有外人来家里吃饭。他们一来，我家四耳子土缸缸里的油就要少大半，火塘头起木杆上的老腊肉要少一块。甚至活蹦乱跳的大公鸡也可能在院子里惨叫。

等客人走后我们像是可以做主似的对妈妈说，下次不要做饭给他们吃，我们自己都舍不得吃，还给他们吃。妈妈反过来解释，在外人面前，她得给足爸爸面子，要不然单位人会笑他，连家里人都管不好还想管别人。没有威信，他們就不服他管。大人难懂，白脸红脸都唱。

妈妈削弱了爸爸的威严，显得爸爸的权利在家里用不上。亏理的爸爸，不敢搭白，变得跟个小孩似的不回嘴。这个场面变得难收了，我们又为平时清高的爸爸感到尴尬。气氛紧张，凭经验，我们得赶紧躲。于是我们转身就跑出去，玩够了，等回来已经不吵了，又有说有笑了。

5

爸爸升迁的调令还没到来，春播时节先到了。妈妈嘴巴一吹，浮在老黄历上的灰尘飞起来，阳光从土墙的窗户照射进来，扬尘活跃在简陋的灶屋里，我们反而觉得这样才像家，连火烟都是香的，灶台的烟灰都是干净的。它囊括了我认为的自由自在。整个人都有尘土飞扬的轻松。

放在灶台上的黄历，就只是为了晓得哪天是清明雨水才存在。它的使命就是使生长物不要产生时错，永远在自己的位序上。

妈妈看着黄历，嘴巴念叨：“二月清明包谷在后，三月清明包谷在前。”我们以为妈妈在念“灶王经”，其实妈妈也不是念什么灶王经，她说她是在看哪天可以点包谷。如果清明来的早，在二月，包谷就在清明之后点，清明之后，春暖大地，不会有冷冻，包谷会成活。如果清明来的晚，在三月，包谷就得在清明之前点下，清明雨水来时不会冷，正合适，包谷容易成活。

时节让雨水洒在细致平整的土地上，打出的窝窝点点，看着看着就变成了那一锅黄生生的包谷饭。

泥土的味道与包谷饭的味道就在这雨后的空气中，形成一段特殊岁月。我记不住不要随便跑到别人家添麻烦的家庭警告。我到同学家，她给我添了一碗黄包谷饭，单单煮了一碗挂面。看着桌子上仅有的包谷饭和挂面高兴，以为可以选择端一碗挂面单吃，可当我美滋滋想着要独享这碗挂面时，她却说没什么菜，就煮这碗挂面当菜。没说的，我也只能吃挂面下饭了。那面条一放在饭里，黄色饭粒粘在面条上，筷子一挑，像一条金色的链子在空中闪微微的。金黄色的食物链在空中星星点点，我不敢说它有多香，我只能说它有多稀有，这是我吃到的最特殊的一顿饭。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年月。

6

春天标记着农人的起始，土地的生命就从播种开始的。我认为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是从犁头下开始的。农村人永远不会错过庄稼人的时宜节气。我不去地里劳动，我也体会不到劳累，如果不是我看到那双指甲变形，指头裂开的手沾满了厚厚的泥垢，我一定会讨万人恨，说春播是他们信手拈来的轻浮话。

有着耕牛的人无疑是有着大劳动力的。就像我们村的赵老嬷嬷，虽然全村人都叫他赵老嬷嬷，可我还得叫他一声“赵大舅舅”。

赵老嬷嬷只会做苦力，有一双养得很壮的耕牛，他个子很矮，戴着个烂毡帽，烂毡帽发油发亮，倒看不出是个烂毡帽，像戴着钢盔帽。他的胡子上经常有白白的水汽，全村人都不想跟他坐在一桌吃饭。时间一长他也习惯了，他也不跟任何人坐在一桌子吃饭，拈了一大碗饭菜就坐在火塘边吃起来，他不跟人说话，他只说自来话，说的又小声，自己说给自己听。他除了说自来话，就只跟他的牛说话。如果我们单独在路头路尾遇到他，就赶紧绕开走，怕他的样子。有回，我们伙伴手臂套着手臂齐排排走在路上，唱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突然有个人大喊“赵老麽麽来了”，我们惊叫着散开了。

赵老嬷嬷的名字多数人不知道。我是被迫喊他“赵大舅舅”的，妈妈说外婆的妈妈是姓赵。但是当时我们背开妈妈都不喊他舅舅，因为全村老老小小都喊他赵老嬷嬷，他们当面喊，他也答应，好像他就真的是赵老嬷嬷。我当着妈妈的面不敢喊赵老嬷嬷，有次我已经喊出“赵老……”两个字了，妈妈从牙齿缝里使劲挤出几个字：“呜……！你在作皮子！”妈妈指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下。直到我在脖子眼处困难地发出一声“赵大舅舅”的变音。以后我就是背开妈妈当着赵老嬷嬷的面也不敢喊赵老嬷嬷，因为在他松树皮的脸上，耷拉的眼皮下一双黑眼珠猛的愣起来还是让我胆怯的。

星星掉下天边，天亮了。我们听见山花头起传来赵老嬷嬷那些奇怪话语。一双牛在赵老嬷嬷跟前，嘴巴套着竹篮兜嘴，眼睛始终注视着前方，赵老嬷嬷一只手扶犁头，一只手扬起挽手，嘴巴高亢拖长尾音“发发列……列……”，“奧来……来……”，不一会他好像装出着急、生气的样子扬起牛皮挽手又轻轻打下，嘴巴不停喊“找，找，找”，我就蹲在地埂子上亲眼看着赵老嬷嬷犁地，但是我从来没有看清过，赵老嬷嬷的左右手之间是咋来咋去的急急交换。在他这些熟练的动作之间，我根本无法把闲时不说话的赵老嬷嬷和犁地时有着丰富表情语言的赵老嬷嬷联系在一起。一个字，巧！牛在他的自来话中出奇听话。犁地人后面是丢包谷种子的女人，赵大妈，刘大娘，张大嫂，她们丢包谷种子出奇的巧。种子与种子之间的距离基本是均等的，她们的手，脚，不快也不慢，一直就保持那个速度。手伸出来，从手心梭出最多四粒包谷籽准准丟进犁沟里。丟种子的女人后面跟着盖粪的女人们，她们挎着粪撮箕，一双手上瘪蚕豆似的指甲壳里塞满了黑漆漆的粪土，手裂子张得像娃娃嘴，她们就一把一把抓起粪土盖在种子上，我蹲在地埂上想，怪下得了手。种完一犁勾第二犁翻起的土盖在头犁的种子上。我突然大叫起来，提醒她们说，这犁沟里没有下种。我以为空着的这犁沟忘记下种了，我为自己眼尖口快洋洋自得，可是这些姨妈娘娘嘲笑我，洒脱地骂我只认得吃，说完个个就笑了。等她们笑完后又一本正经说，这是隔行下种，第二犁只是盖种子，不下种，不然种出来的庄稼就密密麻麻，那不就成了种荞子了。用今天的话来说，隔行如隔山。我不知道她们是担忧还是夸奖，说以后这些读书娃娃们怕是不会种庄稼了。

我站在地埂子上无所事事看着牛，赵老嬷嬷、姨妈、大婶们在一条线上。牛与人，人与人，相随，相形，来来回回，连脚步都一致。这种步调一致的流线在我眼前晃动，摇摆……一种情绪在心里拨弄着，我们家的土地再多也不够她们来种。好像人一到了地里，就有用不完的力气，使不完的劲。我很奇怪他们会如此多情，我常常听到了她们编的山歌：

“清早起来大太阳，一照照在山花头，山花头起种庄稼，庄稼种下人轻松;牛走前来人在后，一排排来一犁犁，一沟一犁撒下种，不愁生来不愁长。”唱山歌，就像说话一样，管它押不押韵，只要唱出来就行，字多的速度放快点，字少的就多拖着音走，万变也不离其调。所以在家里，在山上，在地头，大家出口就成歌。

刘大妈爱欺负老实巴交的张大嫂，她故意喊答应张大嫂，指着满山的碎米花张口就说：“碎米花来满山开，张家讨了个小老奶，嘴又歪，脚又大，一脚踩过半边街。”一地的人，哄地一声笑出来，笑声顺着山坡爬到山顶，鸟儿都听着欢喜。那时的人不识个字，也就不咬文嚼字，顺口就说，一说起话来镰刀斧子都割不断，不像我们天天坐在学校里，三捶也打不出一句话来。

我看着播下的种子，翻起的潮土，一排排，一行行，均匀又整齐，就像爸爸红色笔记本上线条流畅的草字。这种相似性把我从视觉上分割，而又在内心里重拾，紧紧粘合。

妈妈的饭菜上了桌，赵老嬷嬷还是不上桌子，依然是尖尖堆了一大碗饭菜，坐在火塘边。有人说笑：赵老嬷嬷，在地里，牛是你的伴，在屋头火是你的伴，你老婆娘不急啊？然后一桌子的人又开始拿赵老嬷嬷寻乐了。赵老嬷嬷像是听不到人家说他，只顾吃他的饭。

吃着吃着速度就慢下来，眼睛盯着火塘边的油缸缸。他盯着油缸缸看了一阵，几大嘴就把饭扒进嘴里，还没来得及给他添饭，他突然就把他的筷子伸到油缸缸里，猛的挑起一大团猪油，放在碗里，端着跑到了院子里去了，我们都以为他要吃油，结果没吃。他把碗端在他犁地的耕索边，把碗里的油就用手抓了抹在耕索上，从头抹到尾，一边摸一边小声说，说啥也听不清。他左抹右抹，白生生的油在他大黑手掌的温度下融化，从指缝中黑糊糊地冒出来。想不到这个老实巴交的人对他的耕索养护如此细致。直到僵硬的牛皮耕索在他的手上被猪油浸润柔软、发亮。这时他耷拉眼皮下的黑眼珠透出满眼的笑意，说出了一句很清楚的话：“好了。”

7

爸爸进城的欲望在他一天天的抱怨声中淡化了。而我们的欲望在妈妈的耕作中层层掩盖。生活的样子渐渐不容许我们多想了。妈妈被爸爸说中了，包谷种下去，长出两片叶子，施了第一次肥后妈妈生病了。施了肥的包谷树长的更快了。再加上喝了雨水，包谷树也长，杂草也长，很快就只看着包谷树不长，杂草在长。当我们看到山花头起那亩地上的包谷时，只见包谷叶子变黄了，包谷杆细得跟高粱杆差不多，而杂草嫩生生，绿茵茵的。这种草盛豆苗稀完全不是我们要的结果。可是妈妈却无力再去除草。爸爸天天不是县城开会就是下乡。眼看着就要走入荒年。但是生活并没有让人绝望，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了无限希望。

那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大场景。那天清晨我去上学，我走出家门口时，就在山花头起的转拐处，听到了那一亩地里有咔塔咔塔声，那声音一起一落，混杂着人的说话声。我感觉有大事要发生了。到底是些什么人在我家地里面搞鬼，是不是趁着妈妈生病时来欺负我们家。我把书包挂在苹果树上，放开腿脚跑到那亩地上，我站在地梗子上一看，我的妈呀！多少人在这亩地上薅草，我估计全村劳动力都来在这一亩地里了。就连平时争挖我家地交界线的那个死对头也来了。他为啥要来我说不准，他好像就是能把事情一码归一码清算的大神。我吓一跳，转身就跑，告诉妈妈地里头有多少人在薅草。突然我看到妈妈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看着妈妈眼里的泪水心就乱了，我不知道要咋办。我把书包捡回来，妈妈吩咐准备找个人做饭，不可能让人家不吃饭帮忙呀。当我去请他们到我家吃午饭时，他们谁都不来，说这点事他们抽个空就做好了，不必要麻烦我们了。

杂草在烈日下腌败，包谷在露水中变绿了。这年粮食没有荒废，有了收成。

爸爸仍然下乡，开会，作报告，喝酒吃饭，讨论。我们家最头疼的事其实是家里来客人。来找爸爸的人很多，调解的，说情的，开后门的，找工作的，吹捧讨好的，谈天喝酒的，感觉爸爸有天大的本事，吸引着这些人，我也奇怪来帮妈妈除草的人，怎么留都不吃一顿饭。而来找爸爸的人不留也要死皮赖脸吃顿饭，有时多达三桌人。这些人有的对我们很客气，对妈妈也客气。可是有的人只当着爸爸的面对我们很客气，背着爸爸就不认识我们，面对面遇到也不知道我们。往往这时妈妈就会朝那个人努努嘴悄悄对我们说，那是一颗不会长籽的灰包谷。

来我们家的人不止这些人，还有威宁人，威宁人那时就已经挑着砂锅到处卖，不过我们最喜欢他们的吹机，鸟儿样的，像是彩色土做成的。后来我们把他们的吹机拿来研究，去大沟里扣来白色和浅粉红色的粘泥巴，做成鸟儿样子，再用一根细圆木棍倾斜插在鸟肚子里，然后从包谷杆上撕下一小丝皮穿过鸟嘴，当鸟嘴的方孔和鸟肚子上的圆孔在一个焦点上时，一吹就响了。这时我们染红墨水在吹机身上，晒干了天天吹。

爸爸有空的时候也和我们讲他的故事。他告诉我们，他出生在贵州省威宁县牛棚区斗古乡牛栏江边叫九股水的地方，从小随我爷爷从贵州搬迁到云南省会泽县马路乡，坐落在马路乡牛栏江边的二平子，上学到二年级时，生产队缺识字人，硬被生产队长喊回去当文书。他说他那时还小，第一次生产队开会时，他就睡着了，是生产队长把他背回家的。慢慢地从文书考核到了县委组织部，后被会泽县委选派支援老挝修路。回国后，分派到马路区任副区长、后又任马路乡乡长、马路乡党委书记。爸爸讲完，顺手摸着他从老挝带回来的泛着柿子红的折叠椅子。他的眼光是我无法懂的。

来我们家的威宁人都说是和爸爸一个姓。外国人来了倒是好区分，这中国人，土地也不能证明我们是本家，谁还能证明，又没有身份证。

他们挑砂锅还不算，还背着双月猪来卖，又要管他们的吃，还要管他们的猪食。只要那些货郎一来，妈妈就愁了，说这样下去大房子也会吃成牛棚子。我们抵死不要开门，妈妈说万一真是爸爸的亲戚，先给他们点吃再说。后来有民兵带着步枪来我家，说要查是不是有可疑人在我们家，才把那些货郎撵走了。

8

秋天来了，再没听到爸爸妈妈为进城的事争论了。我们在敞院里，听妈妈呵风扬豆子。其实呵风就跟吹口哨差不多。妈妈端起一筛子红豆，举到眉头高，双手轻轻抖动，嘴巴嘬成圆形，发出嘘嘘嘘的声音，说风要呵才能引来，大了才知道应该是气流效应。但是又觉得不对，嘴巴呵出来的这点气微不足道，怎么会形成气流呢，但是这股气流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仿佛这口气吹出来，敞院都跟着在动。小娃娃们听到呵风就喊，妈，要尿尿。一看整个敞院里的人都在喝风扬豆子，才不管娃娃尿不尿，也不管娃娃尿在哪点。又有人告诉我们，边呵风边扬豆子不累。到底是谁说的对，是不是气流效应，我们谁都不去考证。

正当我们好奇的时候，我眼睛尖，看到一队人从对面山梁子下来了。虽然看不清楚，但是我们都能猜到那是我爸爸带着他工作上的同志回来了。整个敞院上的人都说是我爸爸他们。还不等我们看清，我妈丟下呵风的筛子喊起我们就朝家里跑，一副大事不妙的感觉，我们不敢问就跟着跑。两掌推开门，开始收拾屋子。我妈妈叫我用洋铲撮火塘灰把满院子里的鸡屎盖着。叫我妹妹从堂屋到院子里洒水准备扫地，不能让灰喷起来。我妈妈忙着理顺桌子板凳。我们比动画片上的人还快。

等我爸爸推门进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干干净净，得到了他们的人的赞扬。接下来就是宰鸡，煮肉，七凑八凑凑了一桌子。我们就饿着肚子在门外等，等他们吃的差不多时，我以为可以轮到我们吃了，哪防他们来个猜拳喝酒，一划又是一大晚，星星月亮出齐了还在划。没办法我们饿的抵不住，就只能从砂锅里面舀鸡汤泡饭吃。肚子饿，加上平时基本吃不上鸡汤，一碗鸡汤泡饭，是这世间最可口的味了。等他们喝得东倒西歪离开桌子离开家，我们吃着剩下的花生米，闻着满桌子的酒味，看着鸡骨头，我们认为花生米是白酒的绝配，那个香是我再也找不到的第一香。

要是人情能像花生米配酒那么香，那么久远就好了。可是事情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是的，来访我们家的人，随着爸爸即将退休，人渐渐减少。一开始，跟着爸爸来我们家吃饭的人就有三几桌人，到了退休的头年就最多二桌人，等退休当年就只剩一桌人了，等接近退休当月就一桌人不到了，等退休后第二年时就连个鬼影子都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图个清净，可就是我妈妈说他是个不长籽的灰包谷那个人，实在欺人太甚，升了职，因为工作上出了点差错，被我爸爸说了重话，失去脸面。等我爸爸回到家时，那个人酒醉醺醺，用脚揣我家的大门撒野。

他吼吼也就算了，可是他还想在我家对爸爸动手动脚。就在这时，刚从武警部队退伍回到家的二哥，几拳头，几脚就把那个人打翻在地。那个人后来官职不保。我只清楚记得官职不保的其中一条理由是，不尊重老同志。

妈妈在茶余饭后总拿这件事讽刺爸爸：“我这亩地上的包谷不成器，老早就晓得，挂灰的，滑杆的，虫害的都一眼就看见，镰刀一割，还可以喂牛。你那亩地上的灰包谷，要等多少年才看得出来，等看出来已经晚了。”爸爸这时觉得老了，沉默了。

9

多年后，我们兄弟姐妹被当初在山花头起种地的姨妈婶婶下了紧箍咒，真的不会种庄稼了，离开村子，离开了土地，在城市安家立业。爸爸开始在山花头起的地边地角上种几棵红豆，栽几棵辣椒，在山花头起养了几窝蜜蜂。他支援老撾时留下的腿疾越来越严重，他拄着拐杖，颠簸着在山花头起看着他的蜜蜂飞来飞去。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