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读王充闾先生的新著《诗外文章——文学、历史、哲学的对话》的过程中，我就想起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论述的“基底”：“诗”与“思”的一体性以及“诗”“思”“史”三者“生命体”性质的不可分割。这实际上是这部著作的主体性在我的领会中的客观反映。的确，《诗外文章》的思想与艺术分析的骨干和有关的论述，都贯穿着这种思想文化品质。这一点的详细论证，我且留待后续段落里来申说，这里先从著作的产生说起。

惟博学者方能为

打开这部诗歌选本及其诠释，就能感受到，此非一般学人所能作，唯博学者方能为。首先，选择便是一个难题，非浅学者能够胜任。

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中，谈到“选本”问题时，曾经提出“选者的眼光”这一命题。他的意思是，选者“眼光锐利”和“见识深广”，选本才能准确（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二集》）。这两个前提条件，这里也暂时搁下不说，且先说这“前提”的前提：要做到這样两点，其前提则是博学。这一条，充闾先生可谓绰绰有余。他家学渊源，幼习诗古文辞，博学强记，积学丰厚，及长又日积月累，胸中自有古典诗词渊薮。常见他于谈话论学中，随口即出适用的诗词典故，它们几可说是他思维与述说的“词汇”。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之“知根知底”。这是他完成此著之前提——“选诗”的强劲基础。而其所选，以我的粗浅感受，有许多个“敢”字堪赞：他敢选习见之作（不怕解不出新意）;敢选孤僻之作（不惧人谓孤陋寡闻）;敢选选本皆不选之作也敢不选习见选本皆有之作;敢选唐宋诸多名家大师之非著名之作;也敢不选他们的其他选本必选之名作;敢选诸多“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之作;敢选虽为名士但诗作并不著称之人之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