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金河，仍会有些激动，因为那也是在重读自己的青年时代，重读一个国家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年代。

1986年，我读研毕业，回家乡进了省作家协会。8月的一天下午，末伏正与秋老虎交接之际，我首次参加《当代作家评论》的编务会。那会儿作协还在张作霖的大帅府办公，编辑部设在二楼西南侧，我和主编——新四军时期的“红小鬼”陈言先生在紧里面栅上的小间内坐对面桌。当年好多办公室里都“官兵不分”，你和领导对面坐着是寻常小事，你甚至可以跟他们没大没小、胡说八道。

那正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大变革年代，大学里的青年学子多半书生意气，棱角分明，与其说我们不够成熟稳健，不如说是一个新时代催生出的新气象。但那会儿，我得尽快完成从校园学子到机关工作人员的角色转变了。我备好笔和记事本正要起身，从大办公室外走进一个人来，没什么特殊动静，可我就是感觉到了来人的特殊性。陈总似乎在让座，来人却说等一下，我先见见刘嘉陵。

我从里间迎出来，一位中年汉子正走向我，短短的平头，一身浅灰色夏季薄料制服，上衣半袖，四个兜，好像都有兜盖儿。不劳陈总介绍，我知道他就是这儿的最高领导，获过三次全国短篇小说奖的作家金河。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眉眼英俊，笑中略含善意的讥诮，却无通常的大领导派头，倒有几分像阅历和绝技都很丰富的民间智者。会间，他边听我们汇报，边用小本子记着，迎着我们目光的时候比不迎的时候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