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改造国民性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大课题。它是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和强国之梦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要建设一个伟大的强国，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当然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需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现代化，但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没有人的素质的现代化，现代化就不会真正实现，暂时实现了也会是“沙上建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列强侵略，吃了许多败仗，不少人在充满屈辱与痛苦的情势下，想到了物质力量，想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想到了制度改革，但都没有成功。即连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也没有使中国向着具有现代意义的方向发展，其宏大的理想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尘封为一坛香醇的老酒。于是，一些有识之士便敏锐地意识到人的素质问题，想到了“改造国民性”。例如，1925年鲁迅曾就民元以后表面上热热闹闹的政体改革活动说：“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载《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鲁迅深刻认识到，中国政治改革和现代化的核心不在招牌的更换、政体的变更，而在于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对这一问题，鲁迅早在青年时代就有过精辟的论述。1907年他在考察19世纪物质文明的偏颇后严肃地指出：“递夫十九世纪后叶，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弃置不之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