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增，杜兴艳，，王林萍

(1.福建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2.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一、引言

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养老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更是难点和薄弱点所在。农村老年人不仅养老经济资源相对缺乏，而且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愈发引起社会关注。根据当前社会实际情况，家庭养老仍然是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方式[1]。家庭作为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的重要载体，成年子女的代际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健康与福利发挥了社会经济支持无法替代的作用[2-5]。随着城镇化带来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迁移，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出现空间性分离，使得农村父母在获取成年子女经济供养、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慰藉上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削弱。因此，为了解决农村社会养老问题，中国政府于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试点推行新农保制度，并在2014年与城镇社保制度统筹合并。

以新农保为主体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农村家庭的经济约束，直接影响农村老人的经济状况乃至养老模式的选择，继而可能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现有关于评估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研究，多关注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转移等方面的影响[6-8]，较少有学者探讨新农保对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探讨农村父母参保行为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并深度解析和评估新农保制度的福利效果，以期为未来相关社会保障政策的改革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自2009年中国试点新农保政策以来，探讨该政策的影响效应就成为经济学、社会保障领域的热门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新农保政策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及其家庭在消费、储蓄、劳动供给，以及养老模式的选择等方面的福利水平和行为决策影响展开了广泛的研究[9-13]。而关于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结论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强化家庭代际情感支持。Lund[14]研究发现，老年人以养老金为回报可以获得成年子女更多的日常照料和情感关怀。Jensen[15]研究表明， 获得养老金收入的父母会增加其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增加了代际情感交流的频率。Deindl和Brandt[16]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家庭照料和情感支持具有挤入效应，那些接受公共照料服务越多的群体，其得到的子女照料时间也越多。于长永等[17]认为新农保有利于促进农村老年人精神慰藉和日常生活照料的获取。李云蕾[18]研究表明新农保政策增加了农村老年人获得日常照料和精神慰藉的概率，随着养老金收入的不断提高，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没有显著影响，甚至弱化了家庭代际情感支持。老年人拥有养老金后，提高了其从家庭外部购买正式照料服务的能力，减少了对成年子女提供非正式照料的依赖[19-20]。焦娜[21]认为，新农保显著挤出了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提供的时间和服务支持。杨政怡[8]研究发现，是否领取养老金对农村老年人获取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无显著影响。靳卫东等[22]和张召华等[23]的研究也表明，新农保显著降低了农村老年人与成年子女见面的次数，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独自居住的概率。刘伟兵等[24]利用CFPS数据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显著弱化了老年人所获的家庭代际情感类支持，老年人领取养老金后其子女提供情感类支持的频次显著减少17.97 次。

上述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针对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研究涉猎不多，影响机理和效应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和证明；二是国内外学者基本立足于从父母的角度探讨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但考虑到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决策主体是成年子女，仅从父母群体角度来研究亦失之偏颇，而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探讨新农保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影响还鲜有研究。因此，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立足于从成年子女的角度，探讨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深度剖析和科学评价现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福利效果，进而为探究如何修复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以及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提升提供政策建议和理论支撑。

(二)理论分析

根据贝克尔[25]的家庭生产理论，家庭生产决策行为主要受时间和货币性收入两个关键性因素的影响，家庭成员通过对上述两大资源进行有效调配从而实现家庭生产行为效应最大化。而父母参加新农保后，尤其是领取一定养老金后，预示其将有一笔相对比较稳定的、属于家庭预算外的“意外之财”，家庭货币约束得到释放，而时间资源变为家庭现阶段的主要稀缺资源。一方面，新农保打破了原有农村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均衡状态，成年子女更愿意采取以经济供养而非强化日常照料等方式来赡养父母[24]。另一方面，根据代际支持动机理论，若家庭某位成员收入增加，则其他家庭成员对其支持的资源必然减少，而父母参加新农保增加了经济性收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年子女的家庭支持，包括情感类支持。因此，新农保会挤出成年子女对农村父母的代际情感支持。与此同时，父母参加新农保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对农村父母的经济约束，由于“隔代亲”等情感因素的存在，当老年父母收入增加后，也有能力给未成年孙辈提供一定的零花钱和教育投入，出于家庭成员交换动机，成年子女除了增加经济供养外，还会相应提高与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作为补偿。与此同时，根据家庭现代化理论趋向于表达一种议价能力模型[26]，认为当父母掌握的资源较多时，与成年子女议价的资本会增强，新农保预期收入使父母掌握的资源增加，成年子女会出于对相关资本拥有量的期待而提供更多情感类支持。父母参加新农保后，虽然当前新农保收入不高，但减少了父母对子女的过度经济依赖而导致的家庭代际矛盾，有效增进了代际互动、改善家庭代际关系，尤其是子女及其配偶对父母更加和颜悦色，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概率也会逐步增加。

此外，当父母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计划时，会强化成年子女对父母年龄、生活等状况的认知，使成年子女意识到向父母提供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7]，从而增加与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避免出现“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终身憾事。

综上所述，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效应取决于正向和负向作用强度的相对大小。因此，针对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效应的方向以及强度，下文将着重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

三、数据、变量与实证模型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综合采用CHARLS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该数据库不仅包含45岁以上农村父母及其子女的基本信息，还有新农保参与、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等信息，基本满足了分析和研究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需要。本文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几个原则:(1)子女年龄大于等于16岁且非在校学生；(2)父母为农村户籍，且至少有一方满45周岁。此外，为了准确识别新农保政策的影响效应，我们还剔除了农村父母中参加或领取其他养老金的样本。本文保留了2011、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中都存在的非家户成员的成年子女信息，并与农村父母、家庭等信息进行匹配，共形成有效样本8058个。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

1.因变量。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因变量“家庭代际情感支持”主要指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日常联系情况，采用成年子女与父母的联系频率来表示。本研究参照郑晓冬、方向明[4]的处理方法，当成年子女与父母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方式联系频率为每月一次及以上，则联系频率变量界定为1，联系频率低于每月一次的则为0；相关信息主要通过CHARLS调查问卷中编码为CD004问题的调查结果来获取。

2.关键自变量。本文关键自变量为新农保参与行为，主要指父母是否参加了新农保，相关信息主要通过CHARLS数据中编码为FN071(2013年的编码为FN069_w2)问题的调查结果来获取。

3.控制变量。除了新农保，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也会受到其他很多因素影响，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一是成年子女相关特征变量(如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长子、年龄、收入状况、未成年的孩子数以及婚姻状况等)；二是农村父母相关特征变量(如父母年龄、是否照顾孙辈、是否患有严重慢性疾病、是否患有功能障碍、收入水平、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健在子女数以及是否与子女同住等)。此外，设置地区虚拟变量来体现东、中、西部父母新农保参与对子女情感支持的区域差异。

相关变量设置、具体含义以及描述性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模型选择

因为因变量联系频率为二元虚拟变量，所以，本文构建基于个人层面的Probit回归模型，用来探讨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Pr(Yit=1/NRISit,X)=Φ(θ0+θ1NRISit+θ2Xit)

(1)

其中，i代表成年子女；t表示调查时点(2011、2013)；Yit为成年子女i在时点t的日常联系情况；NRISit代表成年子女i在时点t其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情况；Xit表示控制变量；θ0、θ1、θ2为待估参数。

由于中国新农保政策坚持农户自愿参保的原则，而事实上农村参保的父母多由其成年子女代为办理和缴纳保费：成年子女能为父母办理社会养老保险，本身代表其对农村父母更为关注和孝顺，提供的代际情感支持水平亦较高。同时，影响代际情感支持的因素较多，尚有一些变量(如孝顺等)难以测量，因此可能因选择性偏误或反向因果等原因导致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马光荣等[10]的类似处理方法，选择当时家庭所在村庄是否实施新农保政策，作为父母新农保参与的工具变量，采用2011、2013年的截面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IV Probit模型)进行影响效应估计。该工具变量在CHARLS2011可以通过社区问卷直接获得，2013年主要通过2011社区问卷以及2013年问卷分析综合获得。具体来说，因CHARLS2013年未提供社区调查数据，所以本文首先分析2011年社区问卷里该社区是否实施新农保，若2011年已经实施，那么2013年也肯定实施；若2011年社区没有实施新农保，则通过分析2013年同一社区编码中60岁以上老年人是否领取新农保养老金来判别该村庄在2013年是否实施了新农保制度。此外，借鉴郑晓冬等[28]的做法，采用滞后一期模型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运用CHARLS调查2013年数据中成年子女联系频率相关数据作为因变量，同时选取滞后一期，即CHARLS调查2011年数据中自变量的数据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估计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

1. 基准回归

通过表2可以发现，无论是工具变量法还是滞后一期模型，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日常联系频率的影响方向均为正，且回归系数显著。因为滞后一期模型剔除样本量过多，且工具变量法较好地处理了前文所提到的内生性问题，其回归结果更为稳定和可靠。所以笔者主要以工具变量法得到农村父母参保行为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由于Probit模型的估计系数不代表影响的边际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边际效应转换。

表2 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模型估计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中回归方程(1)表明，父母参加新农保对成年子女利用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与父母日常联系的决策行为影响为正，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边际效应计算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农村父母未参加新农保的成年子女，父母参保后，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通过电话、短信、信件或者电子邮件等手段日常联系的频率提高了3.7%。回归方程(2)显示，父母参保后，成年子女与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提高了2.9%，因此，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稳健。边际效应显著，说明新农保制度除了可以解决农村养老经济支持不足的问题外，还可以增进家庭代际情感关系，由于我国新农保制度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新农保对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影响效应发挥的力度有限。

2. 稳健性检验

在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基准回归中，因变量使用的是联系频率这个二元虚拟变量来考察新农保与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关系，回归结果发现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能显著提高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如果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是稳健的，那么使用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日常联系频次也应该能得到检验。因此，本文将运用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日常联系频次对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与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两者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联系频次定义为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等手段联系的次数，本文参考解垩[29]的做法，将联系频次“差不多每天”“每周2～3次”“每周1次”“每月2次”“每月1次”“每三个月1次”“半年1次”“每年1次”，以及“几乎从来没有以及其他”，依次赋值为365、130、52、24、12、4、2、1、0。

由于部分成年子女日常联系频次为零，因变量联系频次在零点出现积聚及“左截取”的现象，参照陈华帅等[6]的处理办法，拟采用Tobit 面板模型进行分析；同时为了克服父母新农保参与同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由于反向因果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部分亦采取工具变量法再次回归。从表3可以看出，无论是固定效应模型还是工具变量法，农村父母参加新农保均增强了成年子女与其日常联系的频次，且在1%水平上统计显著。表3中回归方程(1)和(2)表明，相对于父母未参加新农保的成年子女，父母参保的成年子女每年与其父母联系频次分别增加6.587次、18.328次。上述结果表明，因变量替换成联系频次同样发现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充分说明，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是稳健的。综上所述，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会显著增进成年子女的家庭代际情感支持，促进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代际情感交流，改善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为修复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3 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稳健性检验

(二)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成年子女特征、农村父母特征以及区域特征分别进行分组，进一步探讨基于不同特征子女、不同特征父母以及区域情况下，父母新农保参与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所产生的影响。

表4为基于成年子女性别、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的分组回归结果。在以性别分组的回归结果中，父母新农保参与对儿子的日常联系频率的影响效应大于对女儿日常联系频率的影响效应。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我们认为主要是根据传统惯例，农村父母多由儿子来赡养，家庭矛盾也多出现在父母与儿子及其配偶之间；而父母参加新农保，预示未来将有一笔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儿子经济上的过度依赖，改善了父母与儿子及其配偶间的家庭关系，必然有利于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传递。在以收入水平分组的回归中，父母参保后，收入水平高的成年子女联系频率反而低于收入水平低的成年子女。在以成年子女教育程度分组的回归中，在父母参加新农保后，教育程度低的成年子女日常联系频率高于教育程度高的成年子女。可能是由于成年子女受教育水平较低、收入不高，其父母参保后，经济性约束得到适当缓解、劳动时间相对减少，从而会更多帮助子女分担家务、补贴支出，如更多地照料孙辈，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补贴。作为报答，成年子女一般也会增加对父母的日常联系的频率。

表4 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基于成年子女特征的分组回归)

表5为基于年龄以及健在子女数量等农村父母特征的分组回归结果。在以年龄分组的回归中，父母参加新农保后，成年子女联系频率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有逐步提升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新农保产生的教育效应，同时也是随着父母年龄增大，成年子女的年龄也在增加，其家庭负担也越来越重，若迁移在外，回家探望的成本较高，因此会越来越选择用日常联系替代直接探望的方式来关怀留守农村的父母。在以健在子女数量分组的回归中，父母参加新农保后，健在子女较多的父母获得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概率高于健在子女数较少的父母。可能的原因是，成年子女间的同群效应比较明显，显著提高了新农保对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果；同时也证明了农村广泛存在的“多子多福”观念具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因此，新农保使得健在子女数量少的农村父母获得更少的来自成年子女的代际情感支持。

表5 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影响的异质性分析(基于父母特征的分组回归)

表6为基于地区特征的分组回归结果。父母新农保参与对西部地区成年子女日常联系频率的影响效应更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收入水平较高，而新农保养老金收入相对较低，其影响效应发挥尚不够充分。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养老金收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放宽家庭经济约束，其影响效应也较为显著。

表6 基于区域差异的异质性分析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CHARLS数据，实证考察了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农村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显著为正，提高了成年子女与农村父母日常联系的频率，缩短了农村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心理距离，改善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父母新农保参与对儿子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大于对女儿的影响效应。说明新农保改善了父母与儿子及其配偶间的家庭关系，有利于家庭代际情感支持的传递。同时，父母参加新农保对成年子女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父母参保后，收入水平低的成年子女日常联系概率高于收入水平高的成年子女；新农保对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成年子女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高于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成年子女。同时，新农保对年龄较大、健在子女数少的农村父母获得来自成年子女的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更大，此类人群更具脆弱性。此外，父母新农保参与对成年子女日常联系频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差异，相对于中、东部地区而言，父母参加新农保对西部地区成年子女提供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

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新农保政策的出台主要立足于有效缓解当前广大农村老年人养老中经济保障严重不足的困境，然而本文的研究却发现新农保制度的实施还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政策效果，新农保显著改善了中国农村家庭代际情感支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修复和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当前，为了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增强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更好地发挥家庭养老中不可替代的精神慰藉功能，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逐步提高广大农村居民参保缴费的积极性，引导农村居民选择较高标准的缴费档次，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稳步提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由于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持续在低水平上运行，保障层次不高，严重制约了政策效果的发挥。各级政府部门应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尤其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补贴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第三，逐渐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精确瞄准机制，即根据新农保对成年子女代际情感支持的影响效应存在的异质性采取差异化瞄准机制。如针对健在子女数少的农村父母获得成年子女情感支持的相对概率在下降，对此要予以特别关注和更多的政策倾斜。

此外，为了提高农村老年人晚年生活品质和主观幸福感，需要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逐步提高其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其赡养农村留守父母的能力。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唤醒成年子女对农村父母提供更多的家庭情感支持。同时，要不断完善提高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增强对农村家庭养老行为的影响力，不断发扬尊老的社会风俗与文化传统，稳步提高广大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

致谢：感谢福建农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宁满秀教授对本文的意见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