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文,张龙

(南京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世纪30年代，倡导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所发起的“邹平实验”，其目的在于唤醒和培养农民对团体生活及公共事务的注意力与活动力；另一代表人物晏阳初把乡村建设的核心目标指向“愚、贫、弱、私”四大病，其中以“私”的问题为甚，这是上千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鸡犬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之小农经济模式的结构性弊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近20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日益重视，通过大范围、多层次的脱贫攻坚和政策倾斜，“愚、贫、弱”得到了大幅度的改观，而“私”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且难以解决，这就导致政府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分散的个体理性需求存在着差距性的悖论。在市场逻辑关系的冲击下，乡村社会业已存在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使得个体的“私”理性充分发挥，而村庄作为生活共同体以及文化共同体的理性意识较为缺失，部分乡村的公益文化以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某种程度上存在向政府“等、靠、要”的惰性思维。如何在乡村建设行动中更充分地发挥村民内生的共同体行动，是一个需要政府及学界思考的问题。

以村庄作为实质意义上的共同体并进而产生村民的集体行动，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利益、精英和文化伦理3个视角进行诠释。第一，利益视角关注经济社会变迁中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维权问题，以此解释农民为何产生集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