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谷立立

［美］《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肖海生等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2021年2月

定价：65.00元

在谈论写作的时候，希拉里·曼特尔提到了一个词“扮演”。对她来说，历史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物事，哪怕没有近距离接触人物的机会，她也可以靠想象来完成。于是，写作就成了一次角色扮演：如果不能时常“在内心扮演它们”，那又如何能够写成文字？甚至，曼特尔完全有理由说上一句，“我知道生活在克伦威尔的皮囊下面是什么感觉”。正是有了这样细致的想象，才有了《提堂》和《狼厅》的诞生。然而，这是不是说，优秀的作家也是优秀的演员，尤其是对女作家而言。

常言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么，16个女人聚在一起，又该是多么宏大的场面？《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以下简称《女性作家访谈》）正是如此。如果不是碰巧翻开了这本书，普通读者一定不会知道他们熟悉的女作家，只要从幕后走到前台，就有了这样一副面孔：有的拼命吐槽，有的耐心解释，有的滔滔不绝，有的点到即止，所说的都不过是有关写作的那些事儿。那么，什么是写作？或者说，我们是否要绕过长期以来贴在女作家身上的性别标签，单纯去谈论一部文学作品：如何创作，受到谁的影响，成书过程中有过怎样的波折，它对作家本人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个问题又是难以回答的。毕竟，在文学的世界里并不存在理性的、量化的指标。即使针对同一个命题，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家也会写出截然不同的作品，更何况这只是一次访谈。于是，基于文学的对谈，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抓住细枝末节穷追不舍。而被记者、作家反复念叨着的，也只能是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写作的周边，或者“写作的周边”的周边。甚至，借由这些步步为营的对谈，《女性作家访谈》更是把16位女作家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翻了个底朝天。

伊萨克·迪内森对四周环境（天空、月亮、博物馆的雕像、墙上挂歪的画）的兴趣，远远超过了面前的采访者；珍妮特·温特森说她是文学圈的局外人，在诺大的伦敦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相比于文学，玛丽莲·罗宾逊对宇宙学和“量子实相理论”更有心得；多萝西·帕克笔下所有人物的姓名，都来自电话簿和报纸的讣告栏；为了抵御强烈的思乡之情，琼·狄迪恩大学毕业后开始写她的第一本小说，在此之前写作对她来说，曾经是一件很让人灰心的事……换句话说，如果人类已经可以在一粒天体尘埃上找到观察宇宙边缘的方法，那么为什么不能从作家访谈中，读出更多的言外之意？

毕竟，当下这个世界已经很少有人会像“可怜”的福楼拜那样，“在地板上踱来踱去，花三天时间思索那个恰切的词语”，哪怕是书中这些心细如发的女作家。写作就是一种诉求，装满了她们内心的渴求。比如女性主义。今时今日，“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文学圈中人仍然用如此可笑的称呼来打发女作家。试想，如果文学是“不带偏见”的用词，编者又为何要急于表露心迹，编撰一部《女性作家访谈》？于是，在遵照惯例完成了“为什么写”“为谁而写”“怎样去写”的经典问题之后，记者们就不约而同地向受访者抛出了“女性写作”的杀手锏。

不幸的是，就连这个问题也是无解的。因为最让女作家们揪心的，不是如何像男作家一样写作，而是如何与他们一起共享一整片文学天空，而不必在意作品究竟是姓“男”还是姓“女”。抛开对“主义”的联想，格蕾丝·佩雷的一句话完美地阐释了女性写作的由来，也更切中女作家的小心思。在她看来，写作没有性别之分，男性可以书写女性，女性也可以书写男性。唯一的区别在于对真相的把握，“男人往往根本就没有了解女性生活的真实就下笔去写女人，更有甚者，他们对女性现实的日常生活压根不感兴趣”。

问题是，既然文学作品注定是无性别的，那么由文学创作引发的“傲慢与偏见”也该是不分男女的。纵观《女性作家访谈》，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曾经在男作家当中盛行的种种恶习（偏见、刻薄、文人相轻），竟然一个不少地被女作家拿了过来，并以相似的形式在女性写作江湖中流传开来。比如尤瑟纳尔。她的访谈就像是她一生写作的总结陈词，既充满真知灼见，更不乏凌厉言辞。她承认雨果是个“奇才”，哪怕他“也有写得不好或者辞藻浮夸的”。但她对亨利·詹姆斯并无好感。因为就像毛姆所说，詹姆斯好比登山者，“全身装备地去攻克喜马拉雅山，却一路走上了贝克街（伦敦市区的一条街道）”。

另一方面，尽管声称不接受采访，埃莱娜·费兰特的名字还是出现在《女性作家访谈》的目录中。不仅如此，面对采访者费里一家三口（桑德罗、桑德拉，以及他们的女儿埃娃）的连环追问，这位匿名作家非但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对答如流。同样是亨利·詹姆斯，到了费兰特这里，就成了她的良师益友。她反复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就我所知，真诚是一种折磨，也是文学上深入挖掘的动力。作家一辈子都在努力，就是想找到一些合适的表达工具”。

然而，阅读詹姆斯的小说《中年人》，却让费兰特明白了一个道理：她的寻找注定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詹姆斯早就真诚地把真相放到了她面前：每个全身心投入写作的人，都会像小说主角一样发出哀叹，“在他最成功时，他已经快要死了，他希望还有机会再尝试一次，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而费兰特之所以隐去身份，既不是因为出版的作品不多，“害怕没有达到男性写作的水准”，更不是因为畏惧“应该付出更多努力，写出一定水准的作品，让男性写作无法轻视”的高标准。

她很清楚，一位写作的女性“唯一应该考虑的事情是把自己所了解的、体会的东西讲述出来，无论美丑，无论有没有矛盾，不用去遵照任何准则，甚至不用遵从同一个阵线的女性”。甚至，她还把写作当成了某种程度的救赎，“需要极大的野心，需要摆脱各种偏见，也需要一个有计划的反抗”。这意味着，如果写作是一次角色扮演，费兰特汲汲以求的就是做回自己。只是，这个目标太过宏大，难以实现。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不再沉迷于为“作家”这种词汇加上性别的限定，费兰特（以及其他女作家）的反抗，才能真正地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