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坤琰

1938年7月2日下午，陈独秀、潘兰珍夫妇和包惠僧、夏松云夫妇，同乘民权轮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整整一个月，陈独秀在重庆异常活跃，后因政治及环境因素，他来到江津。

到江津后，陈独秀仍与重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将撰写的时事评论和文字学、音韵学方面的文章，寄给重庆出版的《政论》《中央日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发表;特意订阅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以了解国内外大事;还请周纶、曾定天两位重庆名医，专程到乡间为他诊病……陈独秀生命的最后四年，与重庆有着颇深的渊源。

抵达重庆，为抗战鼓与呼

陈独秀到重庆后，继续为抗战呼号呐喊。他不顾舟车劳顿和酷暑逼人，坚持外出演讲，且笔耕不辍。1938年7月7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陈独秀挥笔写下《抗战一年》。他认为，“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有价值的一年，一年战争中所给予我们的经验与教训，胜过一百年”。他从四个方面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必定走向失败，中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

7月14日，陈独秀应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的邀请，发表题为《抗战中川军之责任》的演讲。他慷慨陈词，在分析了敌我形势后，认为“敌人利在速战速决，我们利在延长战争”，高呼“川军是我们国家民族的最后长城”。

7月16日，陈独秀又应卢作孚之邀，在重庆民生公司发表了主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他批驳了当时社会上关于中国社会“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提法，认为“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这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还大有发展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