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想想这思想最可怕的形式吧：生存，正如它现在这样，没有意义和目标，但不可避免地重复着，没有终结，直至虚无：“永恒的轮回”。

这是虚无主义最极端的形式：永远虚无（“无意义”）！

——尼采《重估一切价值》

只有无意义（das Unsinnige）的东西能够是荒诞（widersinnig）的。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1994年，在给周锐微型小说《除法》的评语里，汪曾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荒诞，就没有现代文学。”汪曾祺这句话有个人感慨在里边：人们读自己的作品，读到了欢乐、和谐，却忽视了忧伤、苦味和嘲谑;由于各种原因，自己真实的人生感受并未得到充分表达。汪曾祺受到过萨特、加缪、卡夫卡等人影响，创作过一些带有存在主义和荒诞色彩的作品。不仅如此，他还试图通过改写，从《聊斋志异》《一匹布》《一捧雪》《大劈棺》等传统小说、戏曲中，钩沉中国文学自身的“荒诞”传统。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另一面，汪曾祺却不断重申：“我不认为生活本身是荒谬的”“我没那么多失落感、孤独感、荒谬感、绝望感。我写不出卡夫卡《变形记》那样痛苦的作品，我认为中国也不具备产生那样的作品的条件。”从汪曾祺这个例子不难看出，面对“荒诞”，中国作家的态度是复杂的、矛盾的。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现代以来，随着相关哲学、文学作品的译印，“荒诞”已然进入中国文学内部，使我们对人、社会、历史、生活及文学本身的认识发生了整体性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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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40年代，国内就有荒诞文学的介绍和翻译，但大量创作荒诞作品则是在80年代以后，王蒙、张贤亮、韩少功、林斤澜、宗璞、刘索拉、徐星、马原、残雪、莫言、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都曾涉猎此类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