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贾平凹不无欣慰地提到：1978年，时年27岁的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总算摸出点门道了”，“稿子的采用率逐渐在提高”。①事实的确如此，尽管从1971年贾平凹就开始尝试向报社投稿，并且在此后六七年间他陆续有各类作品在一些报刊发表，但他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并有了寻找属于自己创作道路的自觉意识却是在1978年——我之所以重提这一点，并非意在回顾他文学跋涉的早期历程，而是要提请大家注意：贾平凹文学创作真正意义上的发端与“新时期文学”乃至“新时期”政治、思想和文化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较为明显的同辐共振关系。贾平凹这样回顾当时的自己：“我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我开始否定了我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了我一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我要在创作中寻找我自己的路，提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 ②——自我否定想必是有些痛苦的，然而，这对一位有巨大的文学野心并在未来也走得足够长远的重量级作家而言，又是极为必要和极其重要的。就此而言，发表于《鸭绿江》1979年第11期的短篇小说《丈夫》，似乎可以视为在经历了明确的自我否定过程之后，贾平凹试图调动自己的生活和知识积累并将其转化为去寻找“自己的路”的作品，也是他逐步形成自己精神内质和艺术风格从而实现自我蜕变的一次创作实践。

时隔三十多年再去重读贾平凹这篇“少作”，很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诸如矛盾冲突的二元对立倾向、情节设置的人为安排痕迹、价值判断后显现出的单一化道德立场、情感与文辞表达的质直浅切等问题，尤其较之今日贾平凹的醇厚、沉稳、朴拙而老辣，其间差距自不可以道里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