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为了纪念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建设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式落成。

在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烈士名录墙上，镶刻着经各方查找已经发现的846位当年牺牲于台湾的烈士英名，尚有200多名烈士的姓名没有下落。

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在隐蔽战线开展斗争

1928年4月，当时以旅沪台湾革命青年为骨干的台湾共产党（后被俗称为“老台共”）在上海租界一家照相馆的2楼成立。台共建立后即返岛发动群众，并于1929年在台湾中南部发起小规模暴动。在随后的两年里，日本警方展开了2次“台共大检肃”，导致组织瓦解，只剩下少数人隐蔽民间或潜回大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军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为此，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随后两年，地下党组织得到快速发展。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解放台湾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

蔡孝乾被捕叛变，引发台湾地下党组织全面灾难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3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蒋介石紧急召开阳明山会议，3天后，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根据一个学生供述， 8月14日特务局逮捕了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钟浩东历经了3天3夜的连番讯问，表现得十分坚强，但夜以继日的讯问使得他有些精神恍惚。一天，钟浩东忽然反问讯问他的特务头子谷正文：“老郑怎么样？”虽说后来钟浩东一直不肯说出“老郑”是谁，但谷正文心里明白，“老郑”肯定是中共在台湾的头面人物。

10月，地下党高雄市工委负责工运的李汾被保密局特务抓住了，他供出了中共台湾工委副书记陈泽民。特务随后对陈泽民实施了抓捕，经严刑拷打，陈泽民说出了“老郑”的住址：台北市泉州街26号。但当特务赶到此住所时，已空无一人。

1950年3月，根据之前的线报，特务在嘉义农村找到了蔡孝乾，也就是“老郑”。蔡孝乾随后叛变，在一周内便供出所有的名单资料，造成400多名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被破坏。从1949年8月到1950年3月初，保密局一共破获了80多件“中共间谍案”。其中因为蔡孝乾叛变被抓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竟达1800多人。

舍身取义，那些宁死不屈的英雄

1950年6月10日，一群士兵走進位于台北延平南路的保密局监狱，押解即将行刑的死刑犯。4名威武不屈的勇士，被五花大绑，以军用大卡车运往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的正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吴石的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英勇就义，时年45岁。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坟岗。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特别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的吴石将军。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美国。她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2013年12月，为纪念我党在台湾牺牲的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落成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摘自《炎黄春秋》 陈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