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技术变革  城乡融合发展  城镇化  国际经验

【中图分类号】F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07.013

技术革命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国际经验

西方国家有关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理论中比较著名的是熊彼得的工业技术发展长周期理论（Schumpeter， 1934），该理论将主导技术的创新分为五次长波，即蒸汽机和纺织工业技术、钢铁工业和铁路、家用电器和重化工业、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技术革命的五次长波分波次推动产业革命和城镇化发展，纺织、能源、交通、建筑、信息技术的重大突破推动了农业、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和城镇化的演进。如交通工具由原始的风帆车、马车向蒸汽火车、轮船演化，最终发展为内燃机车、汽车、飞机;建筑材料由原始的砖石发展为钢构架和钢筋水泥材料，钢筋水泥构筑的摩天大楼大大提高了中心城市的人口密度，轻便木质构架则大大加快了美国人口向郊区别墅区的扩张;信息技术则由原始的驿站传信发展为电报、电话通讯，后来发展为卫星、互联网和手机通信（Berry， 1990）。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城镇化和逆城镇化为标志的人口流动，从人口向工业化城市聚集，到向大城市郊区扩张，再到逆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的城镇化进程。二战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等压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及高耗能、高污染和对矿产资源依赖性强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者通过国际贸易获得城镇化必需的能源，通过进口矿产资源和原材料发展冶炼工业、加工业和制造业。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工业发展的机遇，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工业污染和环境恶化现象。在历次工业技术革命和发达经济体产业升级的驱动下，世界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经历了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第一次是19世纪末期自英国向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向日本的产业转移，第三次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第四次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众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向中国的产业转移。2010年以来，伴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来临和我国制造业的内移外迁，全球开始了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影响深远的第五次国际产业转移，中国开始加入发达国家的产业外移行列，产业转移目的地主要是我国内陆地区、南美洲、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施瓦布，2016;赵伟，2018）。

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各有其特点。英国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其城乡融合发展的特点是注重中心村建设，通过城乡一体的规划体系，形成多样化的中心村发展模式。日本的特点是进行市町村合并，允许二地域居住和发展市民农园，通过“一企结一村”发展六次产业，城镇化后期着力建设小城镇，逐步使中小城镇同大城市生活相当（张莹，2020）。以色列城乡融合发展特点是建设三级乡村服务中心，区域中心集中了大型企业，是农村工业中心;地区中心为社会文化中心，服务于25～50个移民村;村庄集团中心为4～8个移民村提供日常和经济服务。荷兰围绕温室产业生产链建成的社区是最具特色的城乡融合模式，政府注重营造社区生产经营和生活环境，服务于产业发展，为从业人员提供产业信息和知识培训。美国土地资源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特征鲜明，主要是大力发展郊区新社区和新村，将居住、工作、购物和娱乐集为一体，注重通过发展步行道、自行车道和公交系统缓解交通拥堵（徐志华，2012）。20世纪初，德国南部地区各种经济活动如工业、商业、贸易、服务行业等向城市聚集，形成了城市数量和规模等级有规律的空间分布。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原理》，提出中心地理论，众多研究表明，世界许多地区的城镇体系的分布符合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该理论对我国城镇体系建设亦具有指导借鉴意义。

仔细分析世界城镇化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存在6个规律，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有重要参考价值。（1）最早城镇化的英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最慢，第二波次城镇化的欧美国家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比英国同阶段的城镇化速度快，第三波次的日本快于欧美国家，第四、第五波次的韩国和中国又快于日本。这种现象可以用后发展优势理论和交通通信技术变革加快了新技术传播扩散速度来解释。（2）农业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如美国和法国明显滞后于同一波次的德国和荷兰，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于同一发展水平的阿根廷、波兰、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等国。这种现象可以用发达的农业对劳动力有吸引力、部分抵消了工业发展和优越的城市生活对劳动力的吸引力来解释。（3）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伴随着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追赶和超越城镇居民的过程;以日本最为典型，目前日本农村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城镇居民的1.1倍，农民人均耕地面积远高于耕地资源丰富的中国，政府支付高额农业补贴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化促成的农业经营规模扩大是两大决定因素。（4）逆城镇化过程的开始标志着城镇化过程的基本完成（徐和平，2019），发达国家逆城市化开始时间从1910年的英国开始延续近100年，但是开始时的城镇化率在73%～80%之间，平均值为76.1%，且存在耕地资源丰富、农业发达國家逆城镇化的起始城镇化率偏低和逆城市化开始时间偏晚的现象。如美国和法国逆城镇化开始时间节点分别为1970年和1975年，城镇化率分别为73.6%和73.7%，滞后于德国1950年的城镇化率75.0%，节点城镇化率明显低于英国1910年的79.6%;日本和韩国逆城镇化开始时间节点分别为1976年和1996年，城镇化率分别为75.9%和78.7%，节点城镇化率明显高于美国和法国（见图1）。（5）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城乡均衡发展，制定城乡融合相关的计划和规划，完善法律法规，实行政策倾斜，加强农村环境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利用农村丰富优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发展乡村旅游业。（6）亚洲发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经验最值得中国借鉴（朱红根，2020），主要有加大对乡村工业开发区的财力支持和税收贷款优惠等政策措施，引导城市工业合理有序向农村转移;工业农业部门融合发展，打造农业生产产业链，使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村实现一体化;通过提供技术服务将高新工业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些措施分别同我国日益强化的支农政策、农产品加工业向产地转移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推进城乡融合的共同点是以法律体系保障为前提，始终贯彻城乡融合发展思路，以农业现代化为发展方向，以乡村产业带动为主要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措施有美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产业聚集，欧洲发展农村工业带动农村可持续发展，日本通过快速工业化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些宝贵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当前新技术变革的特点和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

充分了解新技术变革的特点和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把握好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方能为我国选择利用新技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合适途径，提供参考数据和决策依据。

当前新技术变革的特点。首先，新技术革命是技术集群的突破和崛起。新技术变革是第三次技术革命的延续，也称为新技术革命或新一轮技术革命，是以新型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以新能源技术为动力支撑，以新型制造技术为标志，在生物、交通、新材料等多方面取得突破的技术创新集群。新技术革命相对于前三次技术革命，凸显了多种技术交叉融合发展的特点。从世界范围看，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不断改进人们的信息获取和传递方式，为人们搭建了便捷高效地获得更丰富信息的平台，带动其他新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AI（人工智能）技术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其次，新技术革命是技术、产业和经济的一体化变革和发展。技术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周期性变化的主要因素。以上新技术的发展，促使新的工业革命的到来，被称为工业革命4.0、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蓬勃发展，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能。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历史性交汇，将为我国加快转型发展提供战略机遇（易信，2019）。目前，新技术应用于衣、食、住、行、用，文、体、娱、育、康等各方面，覆盖农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各行业，改进了生产组织，降低了资本循环的成本，缩短了资本的总周转时间，实现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大规模定制生产。5G网络开启万物互联时代：大数据云计算应用于农业、医疗、金融、教育等领域;互联网同区块链结合，应用于金融、物流、公共服务等领域，实现了去中介化;现代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业、医疗、健康等行业;3D打印技术使零部件生产小作坊化，使工业品生产实现私人定制，可融入生物医药、航空、汽车、工业设计等多个行业。鉴于人工智能对社会有深远影响，学者呼吁加强人工智能的产业治理，特别是应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张旭，2019）。新技术推广应用在新基础设施建设中，主要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八大领域，同城乡融合发展均紧密相关。

最后，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形成了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新的经济形态。目前，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实现了逆势增长。数据显示，2018年，工业数字经济占比超过30%的国家有韩国、德国、美国、英国等。根据预测，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4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50%（阳军，2020）。中国在新技术运用上正赶超发达国家，2020年10月中国网民总数达到9.4亿人，5G手机用户达9000万;《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同比提升1.4%;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以中国零售业为例，其经历了杂货店、商场超市、电子商业的演进。目前，全渠道零售、全场景服务成为零售业发展的方向，国内的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入新零售战场，线上线下融合，云联网与传统业态协同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机器人、无人机、自动化分拣等技术逐渐应用于零售业，零售业支付方式、获客方式的革命使零售业从实体商业转为全渠道的运营（裴亮，2017）。《人民日报》时评指出，新技术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催生新动能;新技术能够改变生活方式，带来新业态;新技术能够重塑力量对比，塑造全球经济新格局;新技术的进步映照着创新的厚度和活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中国需要在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空间技术等颠覆性、战略性技术上占据制高点（余建斌，2019）。

当前我国城乡融合的现状分析。有学者将城乡融合定义为通过招商引资，在农村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按照城市标准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产业融合、农民市民化（郭红海，20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历程大致为：1978～1985年农产品集市贸易实现城乡之间经济贸易互通;1986～1997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迅速发展;1998～2011年工业反哺农业，城乡统筹发展;2012年以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胡丹，2019）。农村中小企业是非农就业的蓄水池，小微企业是带动就业的主力军。我国农村经济结构变化趋势是乡镇企业、农户个体企业份额稳定，村组、村办企业占比下降;外来资本占比明显增加，表明外来资本更具有活力，有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高鸣，2019）。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现状，可以透过SWOT模式进行深入分析。

目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优势（S）有：（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取得重大进展，户籍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门槛不断降低、通道逐步拓宽。（2）中国城乡化发展是数次产业革命的叠加，农业新技术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不断发展，城镇化速度快于英国、美国和日本。（3）大都市圈正在走向成熟，为新技术应用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和发展经验，也为国内经济循环提供广阔的市场。（4）乡镇企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前期城镇化，当前城乡融合通过资本下乡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再一次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5）正在探索并逐步完善城乡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和多元投入机制，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乡村公路为主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手机和互联网覆盖多数农村地区，农村电商打破了“农产品难卖”的魔咒，城市、小城镇和乡村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程度正在提高，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6）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逐步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險制度逐步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着制度接轨、质量均衡、水平均等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仍存在制度短板和薄弱环节，劣势（W）有：（1）农户经营规模小，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缓慢，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应用;（2）过分鼓励发展新业态，盲目限制传统业态，就会破坏产业内部的自由竞争环境，可能使新旧业态不能平稳过渡，经济增长放缓。（3）长期以出口导向推进城镇化，形成国际循环发达而国内循环较弱，在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下，经济增长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逐步加大。（4）城乡二元的户籍壁垒依然存在，造成城乡要素流动存在障碍，要素市场改革明显滞后，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尚未建立，严重制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提升。（5）城乡金融资源和金融机构配置分布严重失衡，导致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更多地单向流入城市，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还未建立起城市资本适度合理进入农村土地市场的机制，乡村发展缺乏要素支撑。（6）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尚不健全，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组织体系还不完善，农业的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竞争力弱，农产品的阶段性供过于求和供给不足并存，供给质量和效益都亟待提高;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发展不均衡。（7）地方土地财政刺激了城市蔓延扩张，造成土地城镇化速度显著快于人口城镇化速度（胡祖才，2019;张海鹏，2018）。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土地流转、农业规模化经营、农业新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更多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情况下，农民工失业或隐性失业现象日趋严重。

机遇（O）在于：（1）国家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政策倾斜力度大，资金投入有保障，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战略机遇;（2）政府最近提出的国际国内双循环政策，以大力发展国内经济循环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大力开发国内消费市场，有利于发掘乡村消费市场。（3）当前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工业化发展潜力大，广大农村为新技术推广应用提供广阔市场和发展空间，在世界性经济下行危机下能够保持相对高速增长。中国新技术推广可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农村发展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通过引进、吸收、改造和超越四个阶段渐进式发展，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4）制造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契机，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利用低地租优势在农村地区建设分厂和零部件生产车间，有利于实现工业向农村地区扩散，增加非农就业。（5）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确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正在试点推广，土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有利于加速城乡融合发展。

挑战（T）在于：（1）我国人口众多，公共服务水平不均衡，服务质量有待提高，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大。（2）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逆城镇化还未到来，大城市多处于郊区化时期，中小城市新兴产业薄弱，农村产业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带动力不足。（3）整体经济下行和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增加了城市人口的就业压力（冯丹萌，2020）。（4）土地制度改革步伐决定着市民返乡置业的意愿和城乡融合发展速度，农村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需在法律保障下进一步完善和推广。（5）乡村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吸引力仍不够大，乡村企业税收政策需要有同经济特区相当或出台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6）农民增收长效机制有待完善，虽然城乡居民收入比近几年的缩小幅度逐渐收窄，但农民持续增收仍面临较大的挑战。

运用新技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城乡全面融合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发展时期同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和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程高度吻合、同步发展。根据我国国土空间广阔、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差别显著的特点，本文就运用新技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利用信息技术加强涉农法律制度建设。（1）信息技术提供的人口、经济、税收、土地利用、地籍管理等大数据可以有效克服法律的滞后性，使法律制度运行的精确性、时效性、执行效率均大大提高。在土地利用和地籍管理制度建设中应用高精度遥感技术和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有利于加快土地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步伐，便利农民进城落户和市民返乡置业，实现城乡人口自由双向流动。目前，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分置不利于吸引外来资本对农业的长期投资和外来人口的返乡定居，可以在空心村现象严重的地区试点推行宅基地资格权限量入市政策，鼓励获得资格权的新户主进行房屋建设投资;在土地流转率高的地区试点推行承包地承包权限量入市政策，鼓励获得承包权的新农民进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和规模化经营。在法律保护和优惠政策下，市民返乡置业可以顺利进行。相较而言，农民进城镇落户则需要进一步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光靠出租出售宅基地资格权和农用地承包权只能部分解决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主要还得依靠建立和完善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来解决。（2）利用税收大数据和税收信息管理新技术将实施优惠税收的特区措施应用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优惠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特区发展是可以效仿的成功案例;日本对农户采取优惠税收制度，涉及农地出售、出租、所有、购取和承租五大类，也值得参考借鉴。因此，建议设立县城、建制镇、中心村三级产业园，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吸引外来企业和本地创业者投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利用信息技术合理规划和布局乡村和城镇。在行政区划管理中应用人口统计大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按照行政区划、商业、交通分布情况和城镇体系发展规律，以宜居宜业城镇为目标设立城乡融合建设规范，集中建设县城、建制镇、乡政府或中心村，发挥居民点的规模效益，提高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形成城乡融合规模梯度连续体。县城和建制镇以下以建设乡政府和中心村为重点，将产业发达、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政府和中心村居民作为城镇人口进行统计。这样在人口统计上扩大了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同時县城、建制镇、乡政府和中心村的人口变化也可以作为监测城乡融合进度的指标。

借鉴国际国内新技术推广和城乡融合先进发展经验，因地制宜采取城乡融合发展模式。如城郊现代农业发展借鉴荷兰经验，西北节水灌溉推广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学习，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向美国中西部农业区看齐，山地丘陵和南方农村发展乡村旅游和养老社区可参考日本的布局，小城镇发展和乡村城镇体系建设以德国为蓝本。城镇规划应注重土地集约开发和建设低密度社区，如设立容积率低限和高限，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和步行道，合理规划立体停车场，大量使用立体停车设备，建设郊野公园，同步规划市民菜园。人口、土地、融资、物流、环境保护等大数据可率先应用于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引导工商资本入乡发展，促进城乡公共设施联动和城乡融合发展。

应用高新技术因地制宜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新技术在农村产业发展中的广泛应用，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其覆盖农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细分为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机制造业、零售业、乡村旅游业、康养产业等，大幅提升了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当前我国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主要有：高效节水灌溉和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测土配方施肥，水肥一体化滴灌，覆膜保墒，温室栽培与植物工厂，基于云计算和传感技术的智慧农业，光诱导灭虫，中医农业，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机械，农用无人机和飞机，暖棚养畜，秸秆氨化养畜，食用菌养殖，网箱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种养一体化循环农业，沼气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正在我国推广，农业机械化率逐年提升，耕地灌溉率已超过50%;优良农作物品种和栽培方式已普及;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业应用生产型机器人和自动化机械，如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利用GPS定位精准施肥、利用激光平整土地、使用棉花采收机采收棉花、使用核桃去壳机为核桃去壳等;在乡村旅游小镇和休闲观光农业区建设5G基站、智能高效停车场、电动汽车充电桩和电池更换站，运用北斗卫星定位加强旅游业管理等。

农业现代化、农民非农化、农业规模化是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运用农村经济和产业大数据等新技术调整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是农民增收的具体措施和实现途径;而判断新技术推广成败的标准是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能否得到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是否明显增加。如我国南方丘陵地区农村不适宜推广大型农业机械，而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果园茶园;新疆适宜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发展棉花和干果等轻质农产品;康养社区和旅游小镇适宜发展高尔夫球场、热气球、滑雪场、温泉疗养、私人游艇等高消费项目，适宜应用服务型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产品从事维护、保养，修理、运输、清洗，保安、救援、监护，医疗、养老、康复、助残等工作。

在城乡融合中充分发挥新旧业态的优势。创造自由竞争环境，使新旧业态共生共存，共同促进农村经济繁荣发展。就新业态而言，应将地热取暖、太阳能路灯、新型建筑材料、钢构别墅、电动汽车、智能服务等高新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观光农业、康养小镇等新业态;利用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如推广智能温室大棚、水肥一体化滴灌、现代化苗圃、食用菌工厂、网箱养鱼、工厂化养畜等。

就传统业态而言，传统手工业如土法酿酒、卤水豆腐、土法榨油和工艺品等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意义，应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乡村集市和庙会、城镇大型农贸市场和购物中心是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繁荣的标志，是网购这一新业态无法取代的，应得到传承和发展。农村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与区位优势，应充分发挥农村地区资源与区位优势承接城市传统制造业转移，增加非农就业人口。如将农业机械装备制造业布局在农村地区或在农村地区设分厂和装配、修理车间，有利于更好地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和掌握农民对农机的需求，推动农业机械技术革新和农产品加工業发展。

取消各种政策限制促进大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我国仍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期，人口、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实践表明，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高，吸纳非农就业效果最佳。当前信息技术发达，城郊轻轨和城际高铁不断延伸，正是大城市向郊区扩容和城市群发展的黄金时期。

应运用大数据挖掘国内国际各级消费市场，推动国内消费升级，将人口众多的人均资源劣势转化为巨大的消费优势，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质量;开展智能停车管理和修建立体停车设备以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为大城市扩容;利用大数据合理规划大城市商业体系，形成线上线下优势互补、竞争共存的态势，促进商业繁荣，为大城市大量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条件。

（本文系中国农业科学院联合攻关重大科研任务“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AAS-ZDRW202012;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刘岚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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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肖晗题

梁书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农业经济、农业资源开发。主要著作有《中国城镇化的资源瓶颈与破解方略》《中国城镇化与资源利用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