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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批评视角分析《五四遗事》

2021-06-25郑真真

青年文学家 2021年12期
关键词:宗法婚姻生活父权

郑真真

张爱玲以其传奇经历与才华闻名于世。作为女性作家的代表,她塑造了一批被压抑的女性。她以女性视角,描绘传统女性被宗法父权压制的边缘感受,为我们刻画了女性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状况。她的作品大多以婚恋为题材,透过描绘各式各样的婚姻状况,来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从属地位,为女性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和人生观提供参考。“‘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养育了一代人,‘人道主义、‘个性解放的大旗吸引着一批女儿勇敢地走出了家庭,背叛角色,争取自由。”《五四遗事》是她晚期的作品,在历经了两次婚姻后,她对人生有了更多的体会和看法。小说中的密斯范是新女性,大胆追求婚姻,历经11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与罗修成正果,然而男权社会的藩篱又让她回归到一夫多妻的旧式婚姻中去。这个理想爱情婚姻破灭的故事,透露着作者本人浓浓的女性悲观意识,表达了自己对女人悲哀命运的怜惜。

本文主要运用女性批评的视角,通过分析《五四遗事》中的女性形象,男主人公的形象以及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女性意识,来揭示五四时代女性的婚姻生活状况以及从中体现的作者的女性意识。

一、《五四遗事》中的女性

张爱玲作为时代新女性,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五四运动也是印象深刻的,然而尽管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抨击了旧制度和旧伦理,但埋藏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父权文化的封建伦理秩序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根除。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这是女性受到父权体制的压迫而无奈作出的选择。林幸谦分析张爱玲的作品时,提出了“宗法父权”的概念。在宗法父权体制下,女性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甚至在婚姻体制内,女性亦扮演男性主体的他者,将女性置于社会家庭的边缘地位,压抑了女性的人格发展,深深影响了女性的生活与心理。

密斯范虽是新女性,但内心仍受到传统道德礼教的影响,她作为女性的意识并没有觉醒,她接受了新教育、新文化,她崇拜雪莱,读雪莱的书,注重自己的打扮,不过是为了迎合男性,为自己的婚姻取得更多的利益。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解析了女人在婚姻中的处境,她认为婚姻是社会赋予女人的。无论是传统女性还是新女性,在张爱玲笔下,那个年代的最终归属仍是婚姻生活。无论是对少女还是其母亲,思想早已被禁锢,认为融入群体的方法就是结婚。可见,在那个年代,婚姻对一个女人的重要性,而年华是女性获得好的婚姻的重要资本。

另外不得不提,《五四遗事》中的另外两个女性,她们与罗都是封建婚姻,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这样无爱的婚姻在中国屡见不鲜,是大多数女子的婚姻处境。这反映出女性的传统恐惧感,女性由于受到宗法父权制的压迫,对于自身的地位有一种不确定感,更因为三从、三纲、四德、七出以及传宗接代的责任等,都在心理和文化层面构成女性的传统恐惧。

这些传统的道德规范巩固了父权制,但女性却因为受到这些宗法道德规范而受到压制,深深地影响了女性的心理和生活。婚后的密斯范又回归到传统的婚姻生活中去,她虽有文化,但却没有出去工作,仍然是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她在经济上完全依附于丈夫,无法摆脱附属于男人和家庭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说到女人在结婚后命运被男性主宰,在经济上,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社会生活中,女性要配合男性,融合到男性的社会生活圈中,变成他的“一半”。在文中提到密斯范不外出工作,在经济生活上完全依赖于罗,这也是她在婚姻生活中失去自主权的原因之一,面对罗要将自己的前任妻子接回时,她无力反驳。

文中还有几段是关于婆媳关系的描述,张氏在罗回家后因为婆婆的劝诱,而穿着打扮一番,到罗的房间里,却遭到罗的拒绝,罗离开家里返回杭州。由于罗常年不在家,家里只有婆媳两人,她们日常不免发生摩擦,内心也互相猜忌、怨恨。在婆媳斗争的背后是宗法父权制的运作。在婆媳关系的斗争中,一方总是试图压倒另一方,这是女性在父权文化下争取主体身份的一种消极模式,她们压制自己的同胞,在闺阁政治中,她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了她们在父权的引导下,变成自己的敌人,憎恨自己,与女人为敌,这一切都是受到宗法父权制压迫的结果。

小说虽然没有直接批判传统的宗法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但却运用现实的描述为我们呈现了女性在那个时代受到的各种压抑,婚姻生活的悲惨状况,这充分显露了张爱玲自己悲观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以及女性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

二、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女性意识

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写道:“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几千年来,中国的社会一直处于宗法父权制的统治下,女性一直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没有话语权,她们受到男性的压制,女性意识没有觉醒,而五四运动促进了女性意识的第一次觉醒,一批女作家的出现,她们开始以女性的视角阐述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地位以及两性之间的政治关系。

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作者介绍了这批女作家的创作概况,她们大多从“爱”这一主题入手。而张爱玲是这批女作家中最富有才情的,她以女人的视角写女人,“张爱玲的世界毕竟是一个女人的、关于女人的世界”。在她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涉及女性的婚姻生活,透过描绘女性的婚姻生活状态,来探讨两性关系,反映女性在社会中长期受到压抑,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现实。

《五四遗事》是她晚期的作品,作品仍是描述男女婚恋的故事,在五四时代,风起云涌,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旧礼教、旧道德受到抨击,处于边缘地位的女性,她们开始觉醒,追求自由解放,最重要的则是自己的婚姻自主权,文中的密斯范就是这样的新女性,她大胆与罗相爱,为了自己的婚姻,奋斗11年,但由于长期受到宗法父权制的压抑,她的潜意识仍受到旧道德的束缚,无法摆脱依附于男人的枷锁,走出男权的藩篱,最终仍走向旧式婚姻。看似喜剧的结局,三美团圆的生活,其实透露着作者对女性丧失性别意识而在婚姻生活中失去自主权的批判,和对女性缺乏爱情的婚姻抑或是失去自主权的婚姻的悲惨命运的深深同情,其中透露着作者浓浓的悲观的女性意识。

《五四遗事》中能够看到张爱玲对女性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其中透露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她对女性主体意识以及两性关系的思考与她自己的成长体验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林幸谦对张爱玲作品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对其进行了探讨。张爱玲对父亲存在着怨恨与不满,这反映在她文本中就是无父文本的出现,把父权边缘化,代替的是将女性家长处于主体地位,从而有意地颠覆了父权文化。而她的两位女性长辈即母亲和姑姑对于张爱玲也有重要影响。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了张爱玲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她自身的经历,历经生死、婚姻的破灭,她将丰富的人生经验分割到不同的女性身上,而她笔下的女性形象则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

三、结语

《五四遗事》以作者对人生的感悟体验而创作而成,通过描绘男女婚恋的故事,来反映五四时代女性的婚姻生活状况。尽管五四时代,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风起云涌,旧道德、旧礼教的封建统治秩序受到抨击,一批批女性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开始追求自我,争取婚姻自主;然而由于封建伦理的根基太深,一部分女性她们在心理上和实际的行动上并不能完全摆脱宗法父权下的伦理道德的枷锁,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也离不开男人,女性意识没有完全觉醒,无法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只能过着悲惨的婚姻生活。

“张爱玲把探寻女性不幸的目光转到自身,从女性本体出发,揭示那个时代集体无意識的种种表象,展露女性深沉意识里顽固而持久的‘原罪意识,从女性自身的性格悲剧,从人性堕落的角度挖掘女性不幸的根源”。张爱玲通过自己女性的视角,以特有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揭露女性长期受到压抑,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感受,她以女性的视角观察女性的生活,不同于男性作家,她对五四时代的民族历史问题没有直接的描述,回避了救亡与启蒙的主题,反而将眼光投向了日常生活,最后集中在广大女性身上,通过描绘女性痛苦的婚姻生活,让后人来了解女性受到压抑的历史文化背景,反思女性受到压抑的原因,来表现出她反抗父权传统文化的态度,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为当代的女性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婚姻观提供参考和借鉴,主题深刻,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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