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维民

乡村人居环境变迁，记录着农民的勤俭与坚忍，见证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题记

“五一”长假，妈妈翻出一叠旧红纸“日子书”——乡下建屋择日的单子，讲起当年祖父、父亲起屋的事，引得叔公叔婆们说了列祖列宗开基创业的许多艰辛故事来。

一

粤西萧氏始祖大鹏公，宋末官高州，流寓当地，后人屡次迁徙。元代中叶由高州迁吴川大寨村及廉江、电白、广西北流等地。明初，吴川大寨村又有迁北京、化州或廉江、电白随亲族而居者。明朝中叶，八世祖由大寨村迁山东村。萧氏一族频繁迁徙，不禁让后人思考究竟为何。

迁徙一般与户口赋税相关。《明史·食货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10652870户60545812口，弘治四年（1491）、万历六年（1578）户口不增反减。美国学者何炳棣认为，洪武时数字接近事实，其后二百多年户口在6000万上下波动，是应付赋税隐漏户口的结果。《大明一统志》《广东通志》等记载，吴川天顺五年编户27里（每里110户），嘉靖三十九年（1560）2982户12833口，万历二十年（1592）3185户8570口，户数升而口数减。户均夏秋两税，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州府3石，嘉靖三十九年吴川县3.1石;万历二十八年（1600）高州府6.29石，吴川县6.04石，另加各种税银高州府2.38两、吴川县2.03两，赋税上升。

先祖迁徙，大概是丁口日繁，居处逼仄，耕地不足，赋税渐重，只好另谋生路。七世祖惟昌公，大明景泰甲戌科孙贤榜三甲第一百六十三名进士及第，官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天顺八年致仕作《归里》：昔日同看上林花，出谷迁乔几岁华。飞倦归来寻旧隐，桑榆千亩乐生涯。“千亩”是虚言，但仕宦之家多占田地是实情，其他人远徙拓荒是不得已的选择。

山东村开基祖八世常荣公，字子青，号紫轩，邑禀生，进士公从子。进士公始编族谱，大明天顺丁丑科状元黎淳于天顺八年六月为族谱作序，进士公于成化五年作《修谱遗训》。子青甫《小引》：“谱之有文集，所以备稽考、示劝惩、广见闻也。然御制为朝廷纶音，故首列之以尊君父。其历代佳篇亦随采而载于后，以备考据之林云。”手工誊写族谱，颇费时间人力。大寨、山东两村道路不通，禀生公万难经常往返，故始迁当在谱成之后，最迟不过成化末年，禀生公41岁，率妻颜氏及三子三媳两孙迁居。

山东村是江心岛，木棉江由东北蜿蜒而来，先自北而南，再自东而西，转自南而北流去，三面环绕。村北水网密布，乡下称为“潦”（乡音读上声），村西有“江埒”，连通南边木棉江与北边潦，“江埒”隔着一片田野，便是转为南北流向的木棉江。岛上无山，“山东”之名，大概是刚修完族谱的禀生公，从萧氏由安徽萧县迁山东兰陵，再迁福建、广东的经历中取最辉煌的“兰陵世泽”历史，以祖居之地命名新村。

吴川曾七修《县志》，明万历《志》已佚，清六《志》俱存，均记大寨而未载山东村。《县志》载进士公进阶敕命：“奉天承运皇帝敕曰：户部司养民之政，其任匪轻，故置属详于诸部。苟非其人，曷称厥职？尔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萧惟昌，发身贤科，擢任斯职，历年既久，式著忠勤，是用进尔阶承德郎，锡之敕命，以为尔荣。夫朕正治官以责庶务之实，尔益懋廉谨慎，用殝来效，毋怠朕命。其往钦哉！天顺八年七月十二日。”此道敕命原载族谱之《文集》，可见明万历二十八年始修县志时“县学生”曾到大寨村采访，自然知有族人迁居，但山东村处茫茫大江中，往来全靠舟楫。民国期间村民蜗居西南一隅，尚且高低凸凹，崎岖泥泞，始迁时必十分荒凉，“县学生”没到过就不足为奇了。

迁居不到廿年，甲子（1504）年六月八世妣颜氏卒，享年五十九;同年十二月九世时蔚公卒，得年三十七;次年七月禀生公卒，享年六十。《诗·大雅·文王之什》：“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萧氏在山东村瓜瓞绵延五百多年，禀生公如古公亶父一般，率家人居彼小岛，何其不易！黄遵宪《台湾行》云：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土……

二

叔公叔婆们说，我家还有我没有见过的祖屋，是公祖婆祖（曾祖父母）所建，饱含着辛酸悲壮的故事。

公祖幼孤，随他的母亲依外祖生活，帮舅父们放牛干活，长大后才返回本村。生计艰难，公祖经常半夜到村西“江埒”摸鱼摸虾。有一个晚上没摸着多少鱼虾，好几次在江埒与木棉江接口处摸到一块石头，往旁边扔去，后又反复摸到，遂将石头恭恭敬敬地捧至木棉江岸边一棵榕树下，祈祷“保佑多摸几只鱼虾”，摸到不少后再祈祷“保佑我中几手‘花会（旧时一种赌博，类似现在‘买码）”。公祖连中多手“花会”，就买个小小的石香炉，在木棉江岸边的榕树下敬奉石头。

敬奉“石头公”后数年，公祖婆祖建了屋，坐北朝南，“一沓两臂”（一正厅两房两小房，正厅连着天井再接着门厅），但地不够，开不了正门向南，便开横门向东，东“臂”便成为门厅。

晚清以降、民国期间民风剽悍，经常械斗，我们村就因十八世祖葬地问题，每到清明节都与隔着“潦”的郭屋村打架。叔公们说，新中国成立前邻里纠纷也多，公祖常常见欺强邻。有一次，村里某老人被人扔砖块砸破头，他四个儿子说是公祖责罚爷爷而误伤的，就用“禾枪”（一种长约两米、两头尖的木制工具，用于插进大捆的柴火中挑走，也是旧时械斗之“械”）围困我家祖屋，逼索赔偿。幸得村里读书人培鲲力证公祖当时在他书房聊天，不可能伤人，方才作罢。这是祖屋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叔公们对此记忆很深。

爺爷娶奶奶，是祖屋办的一大喜事，而祖屋是爷爷奶奶婚事的关键。当初六舅公与培鲲的弟弟培钦是同学，知道我们家见欺强邻的事，对爷爷也有所了解，不大赞同奶奶许配给爷爷，奶奶的父亲认为“有这样一座屋，当也是勤俭积德之家”，做主同意。奶奶有嫁妆，最重要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书箱书篢”，长辈们至今还津津乐道。

山东村是“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员陈信材、李仕芬、潘乔棪等同志就到村里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在村里发展了3名党员，其中一名是公祖的叔叔。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员杨子儒、陈以铁（爷爷的襟兄）同志深入山东村发动群众。1943年2月日军侵占雷州半岛及广州湾，中共南路特委决定组织武装，展开游击战争。1944年12月下旬，广东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后更名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二支队第三大队成立，陈以铁为大队长，爷爷就随陈以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1945年1月，南路特委和张炎将军举行抗日起义。1945年2月24日，南路特委命令陈以铁进军茂西，3月4日陈大队到达木坑塘村，遭敌重兵包围，陈以铁被捕，4月16日下午被枪杀，头悬城门。爷爷侥幸逃脱，扮作哑巴挑着一担柴，一路走一路躲，或宿丛林，或睡墓穴，逃回山东村，然后逃亡外地，东躲西藏。国民党伪政府乡公所、联防大队隔三岔五来搜捕。公祖忧惧惊惶，1946年3月21日逝世。

农历戊子年年关，爷爷返家。除夕（1949年1月28日）晚上，伪联防大队顽兵迹至，爷爷从天井越墙而出，再次逃亡外地。爷爷的二弟不幸中弹殒命，婆祖被拘禁。大年初二，奶奶哭哭啼啼去梅菉找六舅公，六舅公出钱买了“薄箱”安葬死者，然后奶奶带着八岁的长子和两岁的长女回娘家避难。爷爷三弟十四岁、四弟十一岁，只好寄食他们的姐夫家。爷爷三弟跑去大寨村，求长老普昌、茂芝出面保释他们的母亲……

生活艰辛、苦难频作，让公祖婆祖将希望寄托冥冥虚空，虔诚祈求神灵保佑。公祖四子二女，一出生就拜“石头公”请“钱贯”求保佑。婆祖得过一场大病，在公祖向“太平堂老爷”（乡下称神祇为老爷）许愿后就好了。婆祖对祀神祭祖极为周到，三跪九叩，行礼如仪，亦步亦趋。

婆祖极端节俭，“半斤豆腐下三位家先”（下家先，意为祭祖）。农历十二月初六、初七、初九是三位先祖祭日。初六那天，婆祖就买半斤豆腐煎好，外加三四条“羊婆鱼”（即“剥皮牛”，价格便宜），再摘点青菜，有三四个菜就是“崇盛帝”（非常丰盛的意思）了。傍晚祭拜后，婆祖就把常吃的咸菜拿上桌，那半斤豆腐就装入竹篮，吊上“二架梁”，人不敢偷吃，猫和老鼠也够不着，等过一天、再过两天，热一热再“下家先”，十二月初九祭祖后才吃掉。

婆祖辛勤操持，居然买了几块田地，1952年土地改革时被定为“地主”，43天后改为“中农”。那43天里，婆祖随时被人叫去干活，有个人嫌干得慢，用扁担打婆祖背脊，“阿母虽痛，却一声不哼”，八叔公说。那人几年后得麻风病，右手僵成“鹰爪手”，村里便有人说是报应。

土改后，面对家徒四壁，爷爷想尽办法，凭着错划地主补偿的50万旧币（当时一石谷7万元，一斤盐700元）重新创业。几年后六叔公、八叔公成了家，1960年兄弟分家，祖屋三家共住。爷爷奶奶住东房;六叔公将西房做了厨房，在东边另建茅屋一间;八叔公家住在西“小臂”，将厨房设在“小臂”门口与门厅之间。屋里两个厨房，没窗户，全靠天井通风，十分闷热。曾祖母没安身之所，就在厅里支个床，半夜起来，摸黑“搓索”（索，小麻绳）。“每天天亮起床，见到婆婆身边盘着一大堆‘索呢，我们‘搓索要么坐高架上让‘索垂下来，要么在空地上让‘索滚动远些，否则都搓不好，不知她又怎样搓得转？那时‘搓索还没有‘大腿皮（用旧轮胎切割出来的薄胶皮），婆婆长年累月在大腿上搓，腿上搓出一个深深的坑窝”，八叔婆说。

乙巳（1965）年十二月初五，“半斤豆腐下三位家先”前一天，婆祖在祖屋去世，如平常一般躺在厅里，只是不在床上，头不再朝南，而是躺在草席上，头朝北对着神龛，头顶和脚前各点一盏灯油——为老人家照亮前去的路。这是老祖屋办的最后一件大事，五年后爺爷兄弟便拆了祖屋，两位叔公在原址各占一半，建了新屋。

三

1950年6月，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在全省农林水会议上提出“以工代赈，堵口复堤，恢复生产，渡过灾荒”。随后，吴川开始大规模兴修水利：1950年新筑老巴山堤，1951年堵塞鉴江叉流木棉江口，1952年修筑三柏等六段堤岸，1954年修筑鉴江海堤、积美坝引水工程，1955年修吴阳防洪工程，1956年鉴西水利工程完工。

1951年冬天，堵塞木棉江口，灌渠截弯取直，新修的西干渠从山东村北边流过，经振文至黄坡入海。西干渠高于北边潦，也高于木棉江，“江埒”便由原由南流北改成由北流南。北边“潦”废弃为若干段，成为养鱼或蓄水的“塘”，江心岛成了半岛，后来又修路建桥，到我记事时已不觉得住在岛上。耕地之名有“潦头”“潦尾”“老鸦潦”之类，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天换地的历史记忆。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指示：“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茂名（那里有油页岩）搞人造油，那也是重工业。”为解决用水问题，遂建设高州水库。高州、信宜、化州、电白、吴川县组织12万人，群众自带口粮，吃住在工地上。时值“大跃进”，群众焕发极高热情，“大雨避一避，小雨不停工，晴天加油干，北风当南风”，一个又一个竞赛，涌现一批又一批典型。“三芳（共产党员梁秀芳和共青团员丁运芳、冯莲芳）摆擂台”，引出“三妹”“三英”“五勇士”“五虎将”“十姐妹”等战斗小组来“打擂”。一时间“学三芳、赶三芳、超三芳”家喻户晓。爷爷是修水库的12万农民工之一，自带口粮，常吃不饱，就将“裹腰布”缠紧一点干活。轰轰烈烈的水利工程，让爷爷想到解决居住难题的妙招，盯上了“西头角”。

“西头角”是神奇的。土地低洼，蓁蓁莽莽，长满簕古、芦苇、狗尾草、天灯笼、地胆头以及不知名的杂草。几丛青翠的簕竹伴生在一棵樟木旁边，不远处还有一大一小两棵乌桕。叔公们小时候是不能到“西头角”玩的，因为地势极低，从村边下来有两米多的陡坡，一不小心就会摔着。而且故老相传，夜里常影影绰绰，时有硫火流萤，甚至听到什么声音又听不清楚。这片地里的老樟木，被采去造了“老会”的“老爷”，留下两句民谣——“山东老爷沙尾庙，上窦锣鼓下窦轿”，说的是几条村组成一个“老会”，共同敬奉一堂神祇，神像源自山东村，供奉在沙尾村庙里，出行巡游的轿与锣鼓道具存放在两条窦姓村庄。因为低洼和“不干净”，村里从没人想过在“西头角”起屋，爷爷曾出生入死，墓穴都躺过，怕什么“不干净”？连高州水库都可以建好，低洼又何妨呢？1960年分家后，爷爷便在“西头角”的西南边稍高处建起“三间（间，音jiǎn，三间即一厅两房）”泥砖茅屋。低洼地的落差苦了婆祖，她从老屋来新屋，得爬下两米多的陡坡。“婆祖用柴刀在木屐面上砍了三四道口子，这样爬下来就容易些” ，妈妈说。

建好茅屋后，爷爷便率领子女在“西头角”填土种树，种的是不用花钱又易生长的朴仔（学名黄槿树）、番桃（学名石榴）和簕竹。生产队要干活，爷爷、爸爸、姑姑就利用上午出工前、上下午之间的“工夹”、下午放工后以及春节放假时，到村边“沜”（滩涂地）挑泥来填“西头角”。屋地长宽各20多米，近500平方米，要填土数百立方米，泥土每立方米重2.3～2.8吨，滩涂湿泥还重些。“最初是爷爷、你爸爸和大姑姑挑，后来二姑姑、叔叔、三姑姑参加，我嫁来后也参加，一家子挑了十多年、填了十多年”，妈妈对我说。

爸爸早年告诉我这样的场景：大年初一，天色微明，薄雾氤氲，春寒料峭，鞭炮声三三两两，断断续续。爷爷、爸爸腰间束着“裹腰布”，一把大铲当扁担，挑着两个大畚箕，走向木棉江“沜”上取土，装满畚箕，沿村边坑坑洼洼的小路往回走，偶尔遇上大人小孩，互道一句“恭喜新年发大财哈！”天色大亮时，“西头角”茅屋门打开，叔叔和小姑姑从门口出来，一边揉着眼睛。大姑姑、二姑姑拿锄头，将卸在地上的一堆堆泥平推开来……

在爸爸不止一次的叙述中，我想起《愚公移山》“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山，箕畚运于渤海之尾”。

四

1970年一个上午，山东村“西头角”，阳光透过竹林照射下来，地上草儿还顶着露珠，竹木深处偶尔传来一声两声鸟鸣，清幽婉转。红的石榴花、黄的黄槿花都开了，随风散发着丝丝清香。小溪从西北蜿蜒流来，浅水汩汩流向村边田野。“西头角”斜坡还在，已不太陡，坡边几棵黄槿散漫地生长着，往西是那丛1934年曾生出竹籽又重新长起来的簕竹，绵延十多米，竹根盘缠处依然看出南北的地势落差。

“西头角”的东南处，一头黄牛牯双角用红绳挂着“红包”，牛驼峰套着牛轭和耙绳，爷爷左手执缰扶耙，右手扬鞭，“唏、唏、唏”地赶牛，就着建屋的四至，一圈圈地“耙屋地”——“西头角”不干净，就得耙干净，才大吉大利。耙过地，便“开墙路”，泥瓦匠在四角打小木桩，用线连成施工图样，爸爸他们就用锄头和铲沿着线挖出“墙路”。接着便“起手”——开始建屋。爷爷恭恭敬敬地递上红砖，“成行”（牵头的泥瓦匠）“二爹儿”将砖接过去，糊上灰浆，安放在东边正中的“章公”位，鸣炮——一小串炮仗，十来声——礼成。

这次建屋的故事，爸爸妈妈跟我讲过多次。大工三人，“三把泥刀”，要付钱的;小工便是我家人，邻居偶尔来帮忙，不用钱，将来人家建屋，我们去帮忙就行。屋北面是沿村小路，“成行”之外的两名大工争着砌这面墙，砌得好，一村人都能见到，就当广告。红砖不够，受力重的南北墙是“双而绵（双重墙）”;东西墙是“单而绵”，怕不够坚固，就将小竹子剖成两半，放在砖之间做“砖筋”。两堵间心墙是“红砖走脚”的泥砖墙，“走脚”用的是祖屋拆下来的草砖。即使这样，砖还不够，就向村支书借了一点，过后再还。

新屋是典型的“三间”，长9.36米，宽5.5米，斜坡式屋顶，屋脊引雨水前后分流，瓦面分39行（湛江地区传统的“三十九坑瓦”制式），中间厅两边房，结构简单实用。大门与厅相当的位置凹50厘米，建成门廊（乡下叫“凹墙”）。门廊两头角位各一个灰雕——一朵简单而传神的向日葵，这是我舅舅和他师父“二爹儿”的杰作。“万物生长靠太阳”，“一颗红心向着党”，形象的历史印记。

新屋在村里两个“第一”。一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座紅砖瓦房。我家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姑姑叔叔八个劳力，工分挣得多，爷爷统制收入，奶奶极端节俭，积下起屋的钱。二是村里第一座坐东朝西的屋，“西头角”填了一米多，仍低于南边，只能朝西，往前不足百米便是“江埒”，越过田野，就是南北流向的木棉江。

新屋建好一年后我出生，爸妈在老宅连生两姑娘，搬新屋立马就生个带把的，一家人异常高兴。1973年某日，外婆和她婶母士直六婆路过我家，六婆逗我说“外甥，阿婆来了，还不煲晏（煮午饭）？”两岁的小豆丁说：“饥荒时年，哪有晏吃？”当年8月，吴川刮台风，暴雨成灾，浸水稻146600亩，塌屋6005间，死伤若干人。木棉江排涝功能强大，山东村没伤人，但稻禾损失惨重，大人时常唉声叹气。多少年后六婆还笑话我，问“如今去你家可有晏吃？”

我上小学时，“西头角”周围渐渐建了房子，我家屋后成了戏场，屋前空地成了“大话馆”。盛夏初秋，月亮升起来，叔叔伯伯们吃过晚饭，陆续到来，爷爷早早摆好椅子凳子，准备“大碌竹”（水烟筒）。淡淡的月光下，好多人围着坐，那“大碌竹”在大人们手中转圈儿，轮流抽，一直“咕噜咕噜”着。孩子们呢，或绕着大人转来转去，或溜到旁边“捉鸡猫”（抓迷藏），或安静在听大人讲故事。常开讲的有两人，一位是沂昌四公，教念《人之初》和《天地玄黄》;另一位是沂和十公，常讲故事。有一次讲：古代有两个狐狸精变幻成美女，引诱一个男人养在洞里，称作“如意君”，大狐狸外出打食时小狐狸吃掉男人。十公背了一段狐狸姐姐与妹妹的对答：“如意君安乐否？”“窃以啖之矣。”十公翻译后，小屁孩们好几个晚上都不敢单独睡觉……

五

1972年夏秋两造都丰收，年关时爷爷将一担担稻谷粜了换钱，蒜头等明年开春值钱时再卖。爸爸考虑小孩多，怕明年收成不好要挨饿，建议先卖蒜头。爷爷不听，训斥“等你当家才有今年的粮食吃到明年”，1973年真的“饥荒时年无晏吃”。有一次下雨，年近不惑的爸爸建议趁大家有空煮顿饭吃，奶奶却认为既不劳动，喝粥就行。节俭的奶奶把一条“羊婆鱼”分三段煎，妈妈一顿喝六碗粥、吃两段鱼，奶奶就批评“大味”。过了几年，叔叔娶妻，婶子不好相处，爷爷掌管家族渐渐力不从心。

1978年冬夜，安徽凤阳小岗村18个农民按手印，开启了农村改革进程。1980年吴川贯彻中央文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妈妈觉得，国家都分田到户了，我们也得分家。妈妈从来都听爸爸的话，唯独这次闹分家，是妈妈做的主，爸爸也默认。

最大的家产是两座同款的“三间”屋，“长子不离旧居”，爸爸得东南1970年建的屋，叔叔得西北刚建的屋。粮食和劳动工具等分为三份，爷爷、爸爸、叔叔各得一份，浮财留给爷爷奶奶。长孙应得些“着数”，当年爷爷与叔公分家，爸爸作为长孙分得老祖屋的大梁，这次就分给我。爷爷觉得少，加一只公鸡。

“分田到户”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双亲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干活，爸爸是村里几个“沤烂垌”（“垌”指田野，干农活就叫“出垌”，“沤烂垌”是长时间“沤”在田野劳动的意思）之一。我家没养牛，却耕六亩地，犁地时妈妈扶犁，爸爸和大姐拉，大姐出嫁后就是二姐拉;耙地时爸爸压耙，妈妈和大姐或二姐拉。我有时也参加拉耙，站在两根耙绳中间，反手抓住绳子中别着的小竹棍使劲拉。家里养一头母猪两头肉猪，妈妈每天吃过晚饭，就得熬明天的猪食，第二天天未亮起床喂猪，天亮就跟爸爸“出垌”，中午、晚饭都是边喂猪边吃。长期操劳，妈妈休息不够，眼睛得病，常莫名其妙地流泪。

分家时大姐在读中学，看着父母辛劳不堪，就辍学了。大姐看着村里人种藿香、圆椒，就说服爸爸种经济作物。爸担心种不好，大姐就打包票。大姐打听到藿香喜热喜湿怕雾重，也怕水多沤烂根，就将每畦的间距拉大，畦也起高些，天天早起担水淋，给藿香解雾。大姐一担一担地担水，飞快地在藿香地里窜来窜去，喷桶里的水洒在藿香苗上，再往下流，汇集到畦与畦之间的沟里。大姐裤腿卷得高高的，光脚板满是泥巴，一畦畦地淋，淋完天就亮了。大姐精心打理，我家藿香长得又高又壮，每次捡藿香叶去卖，蹲下来会淹没在藿香丛中，闷热难忍，汗流浃背。艳阳高照，大姐挑着满满一担藿香叶从地里回家，红扑扑的脸上渗着汗珠，身材高挑，步履轻盈，青春无敌……

天道酬勤。分家头一年，我家打的粮食就多，真实现了爷爷当年的气话——今年的粮食吃到明年。爸爸先用“风车”把秕谷除掉，拉最厚实的稻谷去交公粮，别人都笑他傻。蒜头丰收的时候，我们家厨房上边的“火熏架”太小，不得不分多次熏干蒜头，每次熏好一批，爸爸就爬上“火熏架”，将熏好的蒜头移下来，再装上新的蒜头，烧火去熏。一次两次三次，爸爸上上下下，那身上脸上便被烟灰弄得黑不溜秋的，一张嘴就露出一口白牙，让人忍俊不禁。有一年花生丰收，边拨边脱粒来不及，就白天先拨好，把花生苗铡断，留下根部和果实晚上再脱粒。爸爸把连根的果实堆在屋里时，大姐在门外大声叫，“爸，留条路儿进去拿筷子哈！”那时乡下压根没消毒碗柜之类的东西，筷子洗干净后就放在“箸笼”里，“箸笼”钉在墙上，爸爸堆花生的时候，把“箸笼”附近堆满了，姐姐就焦急提醒。这是我们家多少年都津津乐道的丰收故事……

六

随着我们渐渐长大，爸爸就像他爷爷、我爷爷那样，面临着起屋的问题。1982年我考上中学，不愿再和爸爸挤在一张床上睡。爸爸便将房间顶上堆放柴火的“架”一分为二，里面一半放柴，外边一半用木板铺好，供我作睡觉和学习之所。窗户很小，不甚通风，闷热之极。每到夜晚，常常听到那半“架”柴火里老鼠“索索”走动或者吱吱叫，我就学猫叫，老鼠一下子就安静，然而一会儿又照旧热闹起来。而下边，是爸爸的呼噜声、弟弟的磨牙声，另一间房里患支气管炎的爷爷咳嗽声、吐痰声。夜间下雨，暴烈的雨点打在屋顶上，噼啪作响，大风吹过，呼呼有声，真如东林党“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为了起屋，爸爸妈妈一步一步打算，掰着手指头一分一分攒钱，分家第三年便“打砖”。“打砖”是技术活，爸爸请堂叔乾锦来帮助。先将耕地刨开一米多，去掉沃土，取深层有韧性的黄泥，几次三番地踩，把泥踩实踩柔软。踩好的泥高高堆着，边上是一个半身深的坑，坑前铺一块长木板，右边是一小堆沙。堂叔站在坑里，在木板上垫上底板，架上砖模，右手抓一把沙往砖模里撒，左手用“大泥弓”刮出一坨泥，两手搓实，用劲往砖模里拍打，“啪”的一声，再用“小泥弓”往砖模一刮，刮掉多余的泥，把砖模提起来，将底板往前推，一个砖就“打”好了。爸爸将湿砖连同底板，一块一块架起来，五块一起运走，到空地里放成一排排，抽走底板，形成空隙，以便晾晒。过两三天晒得半干，我和弟弟将每行中偶数砖抽出，斜着架在原来那行砖上，这叫“翘砖”。“翘”过后，一行砖便成了两层，上层斜着空，下层横着空，一行一行规则排列，煞是好看。一家子人在太阳底下忙碌着，挥汗如雨。堂叔在坑里打砖，“啪啪”有声;爸爸运砖晒砖，往返小跑;妈妈和两位姐姐在踩泥，左一脚右一脚;我和弟弟在“翘砖”，边“翘”边东张西望……三万块砖打好后，便去买煤来“烧砖窑”。这要很多人手，爸爸请村里人帮忙，好酒好饭招待，我第一次喝酒——菠萝啤，也酩酊大醉……

之后，每年攒一点钱，就买点沙、石灰、鋼材之类，1986年就建了新屋。那时，依旧是大工付钱，小工不用。“装模板倒楼面”，工程量大，时间紧，人工多，请邻里要给钱。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了嘛。

新屋坐落“西头角”东北、1970年建的“三间”屋右边。坐东向西，长宽各9.36米（含阳台1.2米），中间是长长的厅，两边各有一大一小两个房，北边两个房的中间是楼梯，因此北小房便凸出，占了阳台位。这样“一沓两臂”是改革开放后对传统“三间”制式的改良，厅房的大小基本没变，没天井，有阳台，每个房都开窗。传统“三间”制式只盖一层，新式可建若干层，但我家钱不够，就只建一层，外墙和屋里也不批灰砂，不装房门，挂个门帘。妈妈想让爸爸借点钱再建一层，夏天可少点闷热。爸爸说，两个儿子在念书，不应使过头钱，否则交学费不及时，影响读书学习呀！

“入伙”那天是农历十二月廿五。早上八点，新屋开着电灯，厅正中间“五方五土龙神之位”点着长明油灯。爸爸、妈妈、二姐（大姐已出嫁）、我、弟弟，每个人手提着一个红塑料袋，装着两盒红纸包的“糕”，鱼贯进入新屋。爸爸带着我们，先在大厅转一圈，往正中“章公”位的香炉里点上三支香，再在南大房、北大房、南小房、北小房都转一圈，每到一个房间就点亮放在桌上的煤油灯。场面充满仪式感，二姐却觉得滑稽，每转到拐角处，就冲我抿嘴微笑，弄得我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来，硬生生憋住。转完圈，爸爸指挥我们搬东西进宅，妈妈到厨房点火，煮糖水吃，便是礼成。奶奶备好“三牲”祭品和香茶宝蜡，让爸爸去木棉江边拜“石头公”。爷爷准备宴请亲朋……

那张旧红纸“日子书”，工整地记录着起屋过程：

福宅坐东向西甲庚兼卯酉

宅父辛酉年十一月廿四子时

宅母乙未年七月廿六日子时

宅主庚辰年十月初八日戌时

宅相癸未年十月初五日亥时

男辛亥年八月廿四日子时

男甲寅年正月廿六日申时

女戊申年正月廿二日亥时

平基开墙路择丙寅年八月廿四日辰时动工大吉

行墙砌砖择丙寅年八月廿五日辰时仝时采梁头指东西方大吉

安门择本年九月初二日巳时大吉

进人入火择本年十二月廿五日辰时仝时作灶点火煮食顺利

七

1990年8月，爸爸在新屋举办了他有生之年最大的宴席，共十三桌，又给全村放电影两晚，因为长子上大学了。爸妈从不惜力，无论大小事情都愿为邻里帮工帮忙，因此办酒席时来的人很多，十三桌坐不下，一些亲人便挤在一起随便吃，不讲究上席礼节了。

1995年3月祖父大去，1997年1月父亲驾鹤。祖父和父亲去世后，妈妈与奶奶相依为命，照顾奶奶极为周到。奶奶一次起夜，摔断了股骨颈，要换人造骨，妈妈衣不解带地服侍。奶奶换骨后，长时间不敢下地走路，又自认大限将至，执意住旧“三间屋”，妈妈常三更半夜起床，到旧屋照顾奶奶。后来，奶奶又患老年痴呆，不认得人了，还动不动就骂人，妈妈无怨无悔地服侍，直到2012年10月奶奶94岁去世。一向迷信的妈妈说，老太太高寿，骂人的话都会变成福报的。

1998年，我与弟弟举债将新屋加建一层，好让高堂少受暑热之苦。2003年再稍加装修，用围墙将两座屋连起，起名“厚园”，以纪念祖父父亲的遗德遗教。这两次修建，大工、小工都得给钱。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交换意识已经深入到农村了。

八

解放如东风吹醒中华大地，改革开放如春风绿了人间。人居环境不断改造，民生不断改善，山东村繁衍生息，与国咸休。1949年吴川人口31.2万，山东村不足300人，占0.09%;1990年全县人口76.5万，山东村1100人，占0.14%;目前全县人口129.9万，山东村2100多人，占0.16%。父老乡亲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新房子越建越多，村边由西北流来的小溪，一而再地往北移，成了由西流东，从我家到小溪之间，整整齐齐地建成十几排新房子，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的都有，高高低低错落村边，如同奏响新时代新农村的新乐章。

“五一”节清晨，晨曦初露，凉风习习，我信步走上天台，远眺那片高低错落的房子。忽然想，我家“西头角”东南“三间”屋，像祖父穿著加贝短衣，留着山羊胡子，背着双手，伫立在黄槿树下;东北“一沓两臂”屋，像父亲穿着简式中山装（“农民装”），手握锄头，准备“出垌”;西北是堂弟前年新建的两层小楼，新式“两间式别墅”——厅在左边，房在右边，设有厕所——还没装修，像堂弟身穿打工仔的“单吊西”，还有点慵懒式的褶皱。这如同农村房屋博物馆，形象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山东村的发展呀！

傍晚，我和弟弟在村中溜达，村道巷道都平坦整洁。近年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里开展“厕所革命”，收集生活垃圾，提升村容村貌，初见成效。往村南木棉江走，水很浅，河道已不足十米，“沜”上建起一排排房子，又占河道修了环村路。顺着环村路往北绕，便是1951年堵塞木棉江口截弯取直而成的西干渠，堤高了，水很满。隔江望去，“垌”里一望无际的水稻，在夕阳下随风摇曳，如绵长的地毯，亦如微澜的海面，“喜看稻菽千层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列祖列宗的老村，生我养我的旧屋，一代代生生不息，一天天辛勤劳作，一茬茬填地起屋，一段段奋斗故事，从“有得住”到“住得好”，如同换了人间。乡村振兴了，生活越来越好了，乡亲父老会继续改善人居环境，把农村建设得更美，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田园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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