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宋代儒生实现人生价值与构建社会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2021-06-25林敏

文教资料 2021年5期

林敏

摘要：对于宋代的儒生而言，儒学是实现人生价值、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儒学提倡“出世”，儒生通过科举可以施展个人抱负。儒学提倡通过教书著书传播思想，儒生投身其中可以实现理想。儒学还是儒生及家族扩大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在这一过程中，儒生及家族的声望、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宋代福州凤岗刘氏家族作为典型的儒生家族，深谙此经营之道，本文以留存于世的《刘蒙伯墓碣》碑刻作为研究载体，剖析儒学对宋代儒生实现人生价值与构建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儒生人生价值社会关系碑刻

一、《刘蒙伯墓碣》与宋代福州凤岗刘氏家族

《刘蒙伯墓碣》①碑刻于1977年被发现，现存于福州于山碑廊。刘蒙伯，名刘奕，字蒙伯，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官至润州通判。其人儒学造诣深厚，在《刘蒙伯墓碣》中，蔡襄称赞其“君于文章，要以理道为得，不苟声律。其论性情，推明孔子之法，尤非浮屠所传”。

刘蒙伯所在家族为福州凤岗刘氏家族。凤岗刘氏家族于唐末五代入闽，宋代成为闽中望族，《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中记载了刘氏家族的八位成员，《闽江金山志》卷一“疆域”记载：“有诸贤祠，在凤凰冈，初名五贤祠，祀宋儒刘彝、康夫、藻、砥、砺，凡五人。后增祀嘉誉、世南、子玠，更今名。”是典型的儒生家族。

二、儒学对宋代儒生实现人生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

对于宋代的儒生②而言，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投身科举、金榜题名，二是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一）儒学提倡“出世”，通过科举站上政治舞台，以此施展个人抱负。

自隋代科举制建立，经唐至宋，科举与儒学的关系已密不可分，即使是凤岗刘氏这样以儒学自傲的家族，亦以能否科举中第作为是否施展才学、光耀门楣的衡量标准。《刘蒙伯墓碣》记载刘蒙伯“就举进士，中乙科，喜曰：‘吾不能为时之文章，恐不复得仕进，今幸中第，吾志得矣”，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宋庆历六年（1046）刘易简、刘偁中进士，使家族经济实力更加殷实，从此崛起，后来又有多位族人中举走上仕途。此后，刘彝、刘康夫、刘世南、刘砥、刘砺、刘藻、刘嘉誉、刘子玠等儒学名家相继出现，奠定了凤岗刘氏家族作为闽中望族、儒学世家的地位。

儒学为什么能驱使宋代儒生汲汲于科举呢？以宋代福建为例：

一是儒生通过中举改善生活条件。宋人曾丰在《缘督集》卷17中指出：“凡为士者，多擅殊举异科以进。凡自科举而为官且仕者，多擅清选华贯以显。”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儒生，未获科名之前也可能难以果腹，《刘蒙伯墓碣》记载刘氏在中举之前虽有教学谋生，但“久之，贫无以生”。无论是从事何等职业之人，解决温饱问题都是首要的，儒生也不例外，投身科举无疑是儒生们尤其是家境贫寒的士子及家族解决生存问题的首选。

二是儒生通过中举实现人生抱负。宋代儒学的发展使宋代福建路的整体文化水平有了质的提升，教育水准跃居全国前列，福州作为福建路的首府，兴文崇教之风更浓厚。《三山志》卷12《版籍类三·赡学田》中记载，南宋绍兴九年（1139），丞相张浚莅临福州，以“福唐儒学最盛之地”为由增加学田。儒学的兴盛无疑为科举中第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科举中第又为家族崛起或保持兴旺巩固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凤岗刘氏家族即为明证。同时，宋廷南移，使福建在地理位置上更加靠近政权中心，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更重要，客观上使福建的儒生有更多的机会通过科举走上政坛，施展抱负。

（二）儒学提倡通过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传播儒学思想，在此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敦化社会风尚、构建礼乐秩序，因此儒生们积极投身其中，甚至以此为毕生要务。

以宋代福州凤岗刘氏家族为例：

教书育人方面——《刘蒙伯墓碣》记载刘蒙伯就曾“力教于人，开晓其路，从之学者咸以吾道自处”。《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记载因为刘康夫“其文皆羽翼诗书，根抵仁义”，所以“（北宋）熙宁中五路置学官，有请以康夫主番禺教者”，任教三十余载，刘康夫注重敦厚风俗，以认真教学为己任，门生千余人，州官张伯玉、元绛、程师孟等都非常敬重他。在泉州任教时，泉州人蔡彰还把他的教学方法及言行编成书传世。北宋宣和年间，刘康夫被立为福州乡贤之一，入祠祀典。另一乡贤郑侠专门为其写悼文，赞扬其施教学生、造就人才的精神。《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记载刘子玠“尝类列先贤矩范，参之己意，而以教戒其子侄曰：‘行好事，做好人，足矣！侥求名利，非吾志也”。

著书立说方面——刘彝著《水经》等，刘藻著《礼书》等，刘康夫著《志述》等，刘砥编《王朝礼记》等，刘砺著《礼经注解》等，刘子玠著《孝经演义》等。

三、儒学对宋代儒生构建社会关系方面发挥的作用

儒学是儒生及家族扩大社会关系的重要媒介。儒生及家族通过拜师求学形成师徒、同门关系，同榜中举或中进士的形成同年关系，通过缔结姻亲与其他儒生及家族产生亲属关系，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这一过程中，儒生及家族的声望日益巩固、社会影响力日益扩大。仍以宋代福州凤岗刘氏家族为例。

（一）师徒、同门关系。

刘彝，字执中，北宋著名水利专家，师承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③。

刘藻，字照信，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及第，《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记载“与王普、任文荐同以礼学称，亦尝解《易》”，同卷评价王普时提到“朱文公尝评福州前辈明礼者三人，普为最优，刘藻次之，任文薦又次之”，师承闽学奠基人之一的罗从彦④。

刘嘉誉，字德称，一名冈。师承儒学大家李侗⑤。

刘康夫，字公南，刘蒙伯长子、刘彝侄子。幼承家教，少年时拜儒学大师的周希孟⑥为师。

刘世南，字景虞，师承林之奇⑦，与当时另一位重要儒学大家、有着“小东莱先生”美称的吕祖谦⑧互动良好。《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称其“受业林子奇之门，与吕祖谦相厚善，秉礼蹈义，为乡邦所敬仰”。

刘世南之子刘砥、刘砺兄弟，师承闽学集大成者、理学大师朱熹⑨，并与当世名儒蔡元定⑩、黄干{11}等人交往密切。《八闽通志》卷62《人物·儒林》记载其“（刘砥）因遍取伊洛诸儒书读之，有见，于是帅其弟砺登朱文公之门”“（刘砺）中童子科，弃举子业，偕其兄受学于朱文公……与黄干最相友善……蔡元定编置道州，砺与其兄馈赆甚厚”。

刘子玠，字君锡，号立斋，刘砥之子，师承其父好友、理学名家黄干。

（二）同年关系。

《刘蒙伯墓碣》为蔡襄{12}亲自撰文并书写，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蔡襄与刘蒙伯为同年进士，刘蒙伯临终前手书托孤于蔡襄，可见关系匪浅。蔡襄不仅为其亲撰碑文，还曾为其父撰写碑文，与其长子刘康夫关系也十分熟稔。《刘蒙伯墓碣》记载：“考讳若虚，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光禄卿，光禄之碑襄尝铭之，系次详焉……君病渍以手书谓予曰：‘吾止于此矣，惟稚子是托……康夫以学行自立，又能请文永其先烈，予既悲之，而又庆其有后也。”

（三）姻亲关系。

刘蒙伯有三子二女。“子康夫、宁夫、歧夫。女长适韩昌国，次明州慈溪令陈章，其季进士林回”。未记其儿媳，故暂未考证。但其长女夫婿韩昌国，连江人，为北宋熙宁元年（1073）进士{13}，次女夫婿陈章，北宋嘉祐五年（1060）任慈溪县令{14}，幼女夫婿林回，虽暂未查出是何年进士，但蔡襄既称之“进士林回”，想必也是儒生出身。

四、小结

儒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宏观上，对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微观上，对当时的个体（尤其是儒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模式、社会关系的形成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以《刘蒙伯墓碣》为研究个案，并结合宋代福州凤岗刘氏家族的家族史，从儒学对宋代儒生实现人生价值与构建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角度切入，加以阐释，希望以一斑窥全豹，展示儒学不一样的一面。

五、附录（《刘蒙伯墓碣》全文）

宋故朝奉郎、尚书屯田员外郎、通判润州军州兼管内堤堰桥道劝农事、上骑都尉、借绯刘君墓碣文

君讳奕，字蒙伯。其先汉唐以来世有显人，至祖考皆仕国朝。考讳若虚，尚书屯田员外郎、赠光禄卿，光禄之碑襄尝铭之，系次详焉。

君天圣八年进士及第，授惠州推官，疾不果行。次调南康军判官，移知洪州武宁县事，改大理寺丞，累迁尚书屯田员外郎。历知郑之荥阳凤翔府判官，通判漳州、润州事。以皇佑三年五月二十三日终润州，年五十三。明年正月廿四日，葬福州怀安县灵山乡越城里。夫人陈氏，封宝应县君。子康夫、宁夫、歧夫。女长适韩昌国，次明州慈溪令陈章，其季进士林回。

君于文章，要以理道为得，不苟声律。其论性情，推明孔子之法，尤非溪屠所传。力教于人，开晓其路，从之学者咸以吾道自处。久之，贫无以生。就举进士，中乙科，喜曰：“吾不能为时之文章，恐不复得仕进，今幸中第，吾志得矣。”其在武宁，民熹讼而易囗，初为令者多严法以止之，犹不能胜。君虽细事为之尽心。有兄弟讼者，譬之亲爱之理以感动之，辄泣涕自咎引去，刑省而民犕。庆历中，元昊叛，陕西用兵，韩丞相为经略使，辟君凤翔一道，兵民剧事，多倚君办集。连年兵败民穷，乃上书朝廷，言其兵所以败，民所以穷之状。其略曰：“陕西之要，练兵运粮最为首务，其策皆未为得。都部署者，上将军之任也，而无专制之权。其偏裨才否，不敢辄去留之。军无行阵之法，见利轻进，畏敌遽退，所以每战必败主。偏裨不死上将之令，士卒不知什伍之制，其理岂有胜哉？边戍益多，禀粟益广，转运使职其事也。今之转运使皆以序进，不计其能，未更年岁，屡迁易之，文书凡目，曾未能知，其暇以民为意乎？一方之患，内靡度支，外轰两川之赋，调及天下。关陕之民，流离穷困，而边储日窘。不幸天下之患有大于此，何以支乎？盖由转运使不择其才，不久其任，无所归责也。”又言被边，宜募土人，给其闲田，使之自卫其境，可以省费。言数十条，率多此类，事格不报。漳州漳浦有虔州民四百人入县，买官所卖盐，令捕之。民因斗拒，遂鞫其私贩，而强捍其法，应死囚多。系久，疫殍相属。君为其非私贩而出其不斗拒者，坐法数十人而已。

君初仕，顾天下事若无所为而可办。历官二十年，所至施为谋议，多不能如其意，然后知不可以力为也。于是补吏南归，展省坟域，顷然有退耕之志，而未果也。其终之岁，予适过润州，君病渍以手书谓予曰：“吾止于此矣，惟稚子是托。”既终，殓无新衣，囊无余资，郡吏民集钱二百千以赙，夫人辞焉，归葬于闽。居无室庐，产无田园，勤劳其家，清节不渝，夫人之力焉。

呜呼！十年之间，康夫以学行自立，又能请文永其先烈，予既悲之，而又庆其有后也。铭曰：

文弊于词，在天圣初。牵拘媲偶，华阑剽肤。君于斯文，本末扶疏。世言性情，沦于浮屠。君为中庸，圣悊之枢。经营万务，于时有需。既官于陕，昼思夕图。条兵转饷，实充民痡。上书于朝，事愿之殊。漳有冤狱，十百其徒。辩处平治，脱释不辜。最后丹杨，声闻益敷。齐终克明，归宅海隅。父子兄弟，次序不逾。既顺囗，安斯其已

嘉祐六年岁次辛丑四月十九日，枢密直学士、尚书礼部郎中、莆阳蔡襄撰并书，陶翼模刻。

注释：

①墓碣，别称墓碑。方首为碑，圆首为碣。

②儒生，指的是遵从儒学的人。

③胡瑗（993—1059），宋代理学先驱、思想家、教育家，世称安定先生。

④罗从彦（1072—1135），宋代经学家、诗人，豫章学派创始人，世称豫章先生，与杨时、李侗并称“南剑三先生”。

⑤李侗（1093—1163），朱熹的老师，世称延平先生。

⑥周希孟（1013—1054），与当时的陈襄、陈烈、郑穆并称为“海滨四先生”。

⑦林之奇（1112—1176），世称拙斋先生。

⑧吕祖谦（113—1181），开“浙东学派”之先声，创立“金华学派”，与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