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洁

摘 要：文章围绕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征集到的一件有关红西路军历史的重要文物，深入挖掘红西路军精神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当年红西路军将士的悲壮历程。

关键词：西路军;孙玉清;手迹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征集到一件有关红西路军历史的重要文物，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图1）。该文物的捐赠者是乌鲁木齐市90岁高龄并曾从事过中共党史教学的刘镇海先生。这是一张大约8厘米见方的纸条，上面有52字：“剪台子、杜山梁父老兄弟：本军此次誓师北上抗日，沿途经过纪律严明，但顺利北上，望我父母帮助军需，敢谢之极，千万勿悮！军长孙。”其中，“敢”和“悮”是两个错别字。随信说明文字为：“现寄上文物一件，是红西路军孙玉清军长路过我家乡（时靖远硷台子，今白银市武川乡一带）时写的一张字条，在我家乡和我家珍藏了六十多年……”“不知何时，字条传到我母亲手里，她也识字，一直珍藏。‘文革后我兄弟始知此事，看字条是红西路军孙军长所写，这是英烈的遗物，是重要的文物，应当捐献纪念馆为世人瞻仰。但因故蹉跎至今，现在寄给你们完成了我的夙愿。”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充分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深入挖掘红西路军精神所蕴含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将这张见证历史变迁的珍贵文物完整地珍藏了下来，将红西路军精神发扬光大。如今，这张纸条虽然纸面早已泛黄，但透过它，依然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当年红西路军将士的悲壮历程，以一页字条、一念精神、一份延续永久的传承为火種，让它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说起这件文物，我们必须先了解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第9军军长孙玉清。孙玉清，1909年出生，湖北红安人。少时家贫，既读过私塾，也当过学徒。1928年19岁时投身革命，20岁时参加红军。从战士当起，就因作战勇敢而一步步由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升任为团长。当团长时更以能征善战闻名全军，如在1933年反三路围攻战役中，先是率32团在侯家梁一战就消灭敌3个团;接着，又在中魁山连连击溃敌6个团的进攻;长征开始后升任31军军长。此后，无论是在31军军长任上，还是长征途中调任9军军长，都因屡屡战功在整个四方面军中享有赫赫威名。1936年10月，会宁会师后，率9军随30军和总部西渡黄河。景泰一条山时，曾围困敌马禄残部于景泰锁罕堡，迫使马禄不仅给红军献出了部分粮食、服装，还将一部分急需的弹药支援了红军。可以说，这个时期孙玉清率领9军在30军配合下仗打得极为主动，特别是经过11月4日、5日的两天激战后，总部还为之发出介绍其具体战况的《大拉牌战斗胜利捷报》：“我二十七师以五个营之少数击溃敌步、骑五千余众，血战终日，卒获全胜，实可为全军之模范。望各（部）深入动员，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西北是我们的。”

孙玉清所率领的红9军经由景泰向古浪进军途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首场战斗在1936年11月9日打响。是日，在4小时里，空中，12架敌机对正在由景泰沙河井向镇虏堡一带集结的红9军25师不断轰炸袭扰;地面，遭敌韩起禄旅马长青团和马朴旅马志武团的猛烈进攻。为避免被动和甩开敌人，红9军且战且行。次日拂晓，马元海的4个骑兵旅和部分民团尾追赶上了经大板沟、干柴沟赶向干柴洼昼夜不停的急行军红9军，战斗随即打响。敌人以步、骑兵相配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对红9军发起疯狂进攻。面对敌人的频频攻击，军长孙玉清和政委陈海松各指挥一个师英勇抗击。下午，马元海两次聚集力量，在三架飞机的助阵下，再次发起了强攻。鏖战一整天，红9军指战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潮水般的进攻。11日，不肯罢休的马元海率部再度卷土重来，坚守干柴洼阵地的红9军将士与敌决一死战。是役，虽毙敌100多人、战马50余匹，但红9军司令部一科科长刘培基等200多指战员壮烈牺牲。这无疑是红西路军西进途中第一次比较严重的失利。

之后在古浪的战斗中，红军在1929年大地震中遭毁的古浪城残垣断壁中以步兵对抗敌人的骑兵，战斗进行更是异常残酷。将士们拼力修筑两天的防御工事常常被敌人的战马轻松跃过，经过历时3天的冲锋与反冲锋、巷战与肉搏，战事进行得极为不利，红9军在毙敌2500多人的同时，自身蒙受重大损失，军政委陈海松受伤，军参谋长陈伯稚、25师师长王海清、27师师长易汉文等以下2000余官兵壮烈牺牲，弹药损耗巨大得不到补充。可以说，正是这一仗反映出了红军前所未遇的一系列问题。一是气候寒冷。西路军多是南方人，没经历过北方的冬天，且过河时大多穿着单衣和夹衣，气候不适应。二是祁连山中人烟稀少，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因此部队只好行进在川里，也就是说失去了通常的山地优势。三是敌人多骑兵，红军多步兵，以往游击战的优势无法充分发挥。四是马家军与以往的敌人不同，他们的特点是“政教合一”，虽只有4万多正规军，但有6万多的民团、7万多匹战马，且打起仗来极为野蛮、凶残，往往是“前面的打死了，后面的照样冲”。五是子弹缺乏。过河后的不断战斗使西路军原本弹药缺乏的问题日渐突出。加之马家军又多为骑兵，远战射击，近战刀砍，别说抓不住俘虏，就是抓住了，也往往是猎获一支空枪。仗越打越难。

再接下去，战事进行得更加艰苦。敌军有后方有补给，我军有耗无补;敌人吃得饱穿得暖，我军食无粮穿无衣;我军白天打仗晚上行军，敌人吃饱睡足后骑马两小时就赶上了红军一夜的路程。我军停留一处就被敌军团团围住，若不停留，则绝无补充任何衣食之望，就这样从武威西四十里堡、永昌、山丹、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三道柳沟、梨园口、石窝山一步步走了下来打了下去，直至兵败河西血铸祁连……

孙玉清被俘后，敌人用尽浑身解数进行逼降。马步芳在“会审”孙玉清时问道：“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从参加革命时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死而无憾，引以为荣。”马步芳为孙玉清专设了“软化”宴席，席间再次劝道：“孙军长这么年轻，是个人才，何必为共产党受苦？”孙玉清掷地有声答曰：“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的，我生是为劳苦大众，死也是为劳苦大众！”眼见孙玉清软硬不吃，马步芳又新生毒计—“陪同”孙玉清到惠宁桥工地探望服劳役的被俘红军。马步芳装作漫不经心地问：“这些都是你手下的人吗？”孙玉清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的，你别看这些人年纪小，打起仗来可英勇呐！”一计不成另生一计，马步芳让孙玉清去“探望”被俘的女红军战士，女战士们看到孙军长被俘，悲愤地哭了起来，孙玉清语气坚定地叮嘱被俘女兵们：“不要难过，红军一定会胜利，革命一定能成功！”1937年5月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马步芳指使部下马忠义将孙玉清从东关羊毛厂前院押解到后院马号残忍地杀害。这一年，孙玉清年仅28岁。

红9军中有许多如孙玉清军长一样被俘期间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将士。在兰州拱星墩监狱，红9军宣传部部长方强和政治部主任徐太先一起组织成立了集中营党支部，开展狱中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大家团结起来，针对監狱饭食差、不卫生、不达标的现状进行反抗，多次大闹厨房，与集中营当局谈判要求公布伙食账目、保证饭菜干净。在“政训”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有理有据地推翻国民党所谓的“国民党才能统治中国”的言论。他们还通过为监狱长官做“勤务员”的机会，打探情报，给狱中斗争增添了有利条件。1937年5月，党中央派张文彬前往拱星墩监狱看望被俘的红军人员，尽管身在监狱，不能与张代表握手畅谈，但大家挥舞着军帽，摇动双手，激动得热泪盈眶，很多战士自觉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久久飘荡在监狱上空……后来，经过兰州“八办”和西安“八办”的全力营救，这批被俘人员全部回到了延安。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西路军7000多人阵亡、9000多人被俘，被俘者中5000多人惨遭杀害，还有4000多人流落在了河西各地。正如本文中提到的这件珍贵文物所见证的历史一样，有许多河西民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西路军将士，先后有4700多名西路军将士回到了党的怀抱，千里河西流传着一段又一段感人的营救故事。

爱国民主人士高金城以开办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在兰州“八办”党代表谢觉哉的委托下，先后营救了王定国、刘瑞龙、魏传统等200多名西路军人员。一方面，他通过蔡光波很快与甘州地下党支部“补充营”取得了联系;另一方面，则以福音堂医院缺少护士为名，向韩起功要来了红西路军被俘女战士王定国、徐世淑到医院当护士;再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努力做一些当地人士的工作，如张掖县县长马鹤年、国民党民乐县沐化区区长孙振铎等。以此，不仅一个个地把救治好的西路军伤病员及时地转送到兰州“八办”再由兰州“八办”转往陕北，还一次次地通过与各方面的交涉，从敌人手里抢救出了一批批被俘人员。同时，还深入坊间乡村，相继把躲避在各处的西路军流散人员介绍到了回延安的行列之中。据载，为了给失散的红军将士指明回延安的道路，他派王定国、蔡光波等人携带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点在兰州南滩街54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的字条，到张掖南山一带秘密散发。正是高金城这种舍生忘死的营救，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和仇视，1938年2月3日，马家军100师师长韩起功以出诊为名，将高金城骗至其司令部，秘密杀害在司令部的后花园中。

张掖的“长兴泰”掌柜刘芳曾富甲一方，早年却也深受地方官吏的栽赃陷害。当他得知张掖东街关押着300多名被俘红军将士且大多有伤并衣着单薄，便开始了救援活动。他想尽一切办法买通了负责看押红军的一个副官，给被关押的西路军被俘战士送去了300多件皮衣（从门缝里一件一件地递进去）。几天后，两名逃出的红军战士特意来到刘芳家里向他表示谢意，并留下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某团某营收到刘先生皮衣300件”的收条。

高台县农民屈大成遇到了受伤的红西路军干部处处长徐一新，他先是将徐一新藏在了自己经常放羊打猎时去过的一个山弯弯里的破窑洞里，然后每天偷偷地送吃送喝，用草药医治徐一新受伤的双腿。几天后，他们一起搭乘一辆由苏联开往兰州接送援华物资的卡车，护送徐一新回到兰州“八办”。在徐一新的介绍下，屈大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安西蘑菇台的榆林窟附近建有一座小道观，观内住着郭元亨道长和他的两位徒弟。郭道长是土生土长的高台县人，早年为躲避抓兵没少受马家军的欺辱，见了当兵的自然有几分畏惧。起初，当他看到到达道观附近的西路军左支队时，吓得全身哆嗦趴在地上连忙作揖，左支队的周纯麟将军将他扶起来，并向他介绍红军，介绍共产党，宣传红军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宗旨。是夜，800多红军官兵虽然人困马乏、破衣烂衫，却仍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他们不惊神像、不进道观，分成三处露宿在蘑菇台环形山中。郭道长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暗下决心，要帮助红军。第二天，他将道观里多年储备的小麦、黄米、油、盐、羊、马等物捐给了西行支队。后来，这件事被马匪兵知道后，他们将郭元亨道长捆绑起来，用马鞭抽打、油火炙烤，还逼他拿出多年积蓄的三两黄金和一百块银圆，道长大病一场，在徒弟的悉心照料下，数月后才逐渐康复。

山丹县乡村医生李逢溢冒死医治身负重伤的红西路军战士杨春村;民乐县农民之臣夫妇救助红30军军医林春芳等人;民乐县农民高廷俭帮助红30军医务主任梁昌汉、四科参谋张方明等东返;山丹县农民邱春芳救助路过的12名西路军失散人员;高台县盲人妇女把红军营长李中荣扮成自己的丈夫脱险;安西县农民常树海救助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王长山;安西县中沟村13岁小姑娘张淑珍和母亲营救红军杜伤员……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营救者并未留下姓名。

千里河西，万水深情。河西走廊的广大老百姓和各族人民在红西路军蒙难之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一声大娘道珍重，一声大叔诉衷肠，一把米、一口饭、一块馍馍、一个土豆，正是河西走廊的无数亲人们铺就了红西路军将士们回到革命队伍的曲折道路，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笔者曾行走在河西走廊，从走访的地方党史专家、基层群众口中，聆听到许多红西路军的故事。80多年前，有一支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忠、仁、义、勇;当年救助过红西路军被俘、失散、流落将士的河西穷苦百姓们，对红军之情胜过亲兄弟，他们的生死之托感动天地。这些故事再次告诉我们，民心是红军永远的“根据地”。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孙玉清和这件珍贵的文物身上得到印证。正是无数个像孙玉清一样的西路军指战员，以自己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努力地执行和实践了党中央赋予的打通国际路线及创建河西根据地的任务，是以自己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他们服从使命、顾全大局、不怕牺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