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琦，李顺强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扶贫研究院，北京 100875)

一、引言

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发布，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在此重要历史交汇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在衔接中要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

近两年来，国内学者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衔接的宏观政策诠释和整体路径构建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衔接路径方面，提出要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可持续性，[1]84-86形成思想认识衔接，做好政策保障衔接，突出规划引领衔接，狠抓工作落实衔接，[2]155-157要将解决阶段性攻坚脱贫与解决长期性相对贫困相衔接，实现行政配置资源“输血”与市场配置资源“造血”相衔接。[3]11-14在乡村振兴主体激励方面，有学者提出，乡村振兴要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为抓手，以提升乡村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4]2819-2832在不同时期制定差异化政策，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激励机制；[5]709-716要满足农村人口的需要，更要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主动参与乡村振兴。[6]14-20同时，赋予广大农村人口更多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使其能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主体权利，[7]2-12通过执行积极的激励配套措施，充分调动农村精英的主观能动性，[8]133-138带动农村人口积极参与乡村振兴。

现有文献对乡村振兴中的农村人口需求与脱贫攻坚中的到底有何不同，如何才能有效瞄准农村人口新需求，如何实施激励措施才能最有效地调动内生动力等方面的研究仍然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