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冠

摘 要：“派阀”作为日本政治生活中最为独特的要素之一而广为人知，但其从诞生到演化发展的历程却甚少得到详尽归纳，对其出现和变革背后的成因的全面深入探讨更是国内学界鲜有触及的议题。为了揭示“派阀”政治在日本出现和变化发展的机制，并归纳其背后的一般性规律，在对日本“派阀”演化进行概述，对其发展特征进行归纳的基础上，通过将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政治走势和“派阀”发展情况联动，论述了政治权力架构、选民分布、政党体系，特别是选举制度设计在“派阀”政治形成和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对“派阀政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做了总结归纳。

关键词：派阀;日本政治;选举体制;社会后果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21）02-0001-08

DOI：10.14156/j.cnki.rbwtyj.2021.02.001

任何初次接触日本政治的人均会惊讶于其“党内有党”的“派阀”林立[1]，甚至难以理解为何一个统一的政党能够容忍内部存在多个“山头”。在这样一个外有强敌、内有分歧的政党环境下，这些日本政党是如何保证政权稳定的是国人更为好奇的问题。围绕日本“派阀”所产生的疑问不胜枚举，甚至会衍生出更进一步的如“作为曾经的亚洲共产主义传播先锋地，日本的共产党内部是否也存在‘派阀呢”这样的问题。

在上述問题中，最容易回答的就是最后一个，答案就是：日本共产党是日本唯一一个不存在内部“派阀”的政党，因为它奉行民主集中制，但后果就是日本共产党在历史上分裂了，日共六大后，亲中的“所感派”共产党员出走，后成立了“日本共产党（行动派）”等党团，而除日本社会党外的整个日本新左翼四分五裂的现状也和各个左翼政党普遍禁止党内出现“派阀”息息相关[2]。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由让奉行“民主集中”的左翼分裂，迟迟难以赢取执政地位，却让内部看起来“四分五裂”的保守政党长期把控政权？而这样林立的“派阀”又给日本政治体制运行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要解释这些疑问，就不得不从催生了“派阀”政治诞生的战后政治体制改革说起。

一、“派阀”诞生的背景

战后，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不但“强加”给日本一部享誉至今的“和平宪法”，而且还设计并主导了日本的政治体制建设，将“单计非转让投票（中选区制）”原则应用在了日本的议员选举之上[3]。随之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不但为后来的日本政治提供了近乎永恒的争斗主题，更造就了如今日本派阀林立的政治生态。

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推行的日本政治制度改革，在使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等无产阶级政党相继合法化的同时，也伴生出现了保守派政党林立的乱象。1951年，源于日本社会党左右派分裂，糅合了围绕“宪法改定”和“日美安保”产生的争议分歧，保守派政党掀起了“逆流”运动。当此情形，以“保护宪法和反对安保”为口号，1955年日本社会党实现了再统一。感受到来自无产阶级政党的威胁，在日本财阀集团的斡旋之下，日本民主党和自由党达成了保守派合并，自民党诞生。至此，后来被称为现代日本政治母体的“55年体制”的核心要素齐备了。

1955年后的历次选举中，作为保守派第一大党的自民党以“宪法修正和支持安保”为主张，同日本社会党展开了长达38年的纠葛斗争。尽管自民党作为第一大党长期占据近2/3的国会议席，但是日本社会党也保持了对1/3以上议席的掌控，这就造成了，自民党虽然长期执政，却无法实现“修宪”这一党派核心使命，而日本社会党也始终无法上台执政的“一又二分之一党制（一党以上两党未满）”，两党在核心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的政治局面。尽管1994年衰落的日本社会党同自民党结成联合政权之后已经使这种僵持情况有所改变，但诞生于这片土壤之上的“派阀”却也已经成长成为日本政治乃至整个社会之中理所当然的存在。

二、战后日本政治“派阀”的演变及现状

从古至今，派系一直是任何政治团体都不曾摆脱的组织现象，但将这一在多数政治团体中均处于非正式和非固定的组织现象，用制度化手段正式认可并形成定式则是日本政治，尤其是以自民党为代表的各保守党内所特有的。

1955年，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日本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派阀政治的出现。由于在改革后的竞选制度下，大政党更有利于获得执政机会，因此，日本当时作为保守本源的自由党和保守旁系民主党达成了“保守合同”，结成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以对抗已经由社会党统一的革新同盟。由于这种联合是基于政治斗争需要，而非出于意识形态统合，故在自民党诞生之初，就存在被称为“八大师团”的几个主要派系，并发展成了以“十日会系的福田派、周四研究会系的田中派、宏池会系的太平派、春秋会系的中曾根派和政策研究会系的三木派”为主导的五大派阀[4]。

在这些派阀之中，以来自保守旁系的鹰派代表十日会系和保守本源的鸽派代表周四研究会系为最强大的两大传统势力。这两大派阀分别由鸠山一郎和吉田茂创立，并由岸信介和佐藤荣作这对亲兄弟发展定型。宏池会系作为日本皇室（公家）背景和贵族出身的政治家集团扮演着“名门”与普通人之间润滑剂的角色。春秋会系在历史上一直就有统一全党的志向，政策研究会系总想走出一条自己的特色化道路。上述五大派阀之外的小派系们，在春秋会系的河野一郎、中曾根康弘和渡边美智雄的支持下，在自民党内根据自身和政策需要，而上下其手，合纵连横。这些派阀从诞生到演化乃至消亡的轨迹被简要的呈现在表1之中。

从表1所呈现的自民党内派阀演化走势情况不难看出，自民党内相对稳定的是派阀这一制度性的政治势力统合模式，而非某一特定的派阀。自民党内的派阀数量自诞生之日起，就长期稳定在7-8支。即使是在田中派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也未能实现对其他派阀的全面压制。事实上，在各个派阀的诞生、合并、分裂和消亡中，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均发挥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尽管各个派阀的源头均可追溯到“保守合同”时的各个党派及其中业已存在的派系，但各个主要派阀的诞生均可归因到某一特定的政治领袖之上，而在后续的演化中各个派阀也无一例外的均以某一特定的自民党大佬为代表。

“派阀”既是日本政治生态的产物，同时也在反哺着日本政治，每一“派阀”不仅为其成员提供包括选举资金在内的援助，也会为其成员建立和共享“人脉”关系，从而为其成员的职业发展提供助力。时至今日，“派阀”已经制度化，内部存在明确的功能职位系統，其中，名誉会长一般由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老一辈政治家担任，保证政治脉络传承;会长则为派阀的实际领袖，在派阀内部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同时，也要为了整个派阀的政治资金进行斡旋;代表作为派阀中的干部，主要负责派阀的人事工作;会长代行则负责实际的事务性工作;座长则是在派阀会长难产时的变通选择;副会长就包含了很多名誉职务的意涵在其中;派阀领导职务序列中，地位最低的事务总长却偏偏拥有最重要的管理派阀资金的职权，并要承担一定的对外事务。

在自民党成立初期，党内出现过最具实力的派阀逐渐收束为5-6支的趋势，其领袖人物无一例外的都是自民党内或内阁中掌握实权和控制大量政治资源的当权派，而特定政治人物也唯有得到了某一主力派阀的支持才能获得资格及可能在国会选举和内阁职位分配中赢得席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走向收束的派阀数量，又开始了缓慢扩张，派阀细小化与人员流动化的趋势愈发明显，时至今日，自民党内的派阀数量在重新回到7-8支的同时，派阀在议员选举和内阁职位分配中的作用也开始走向弱化。尽管各个派阀的领袖人物仍然是自民党内和内阁中的当权派，但是，其归因逻辑已经从曾经的以某一大佬为代表，逆转为以某一大佬为托付。要理解这种变化的出现，就不得不对日本“派阀”政治的实质和演化机制展开探究。

三、日本“派阀”政治的实质

自民党内的派阀政治实质上就是联合执政的变种，它既保障了自民党内政治主张和人员的多样性，也扩大了自民党的基本盘，使其可以灵活应对各种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治需求和变动。同时，也使日本政治避免了现代社会价值观多样化带来的小党派林立和政治势力零碎化等问题。尽管在内部囊括了政治需求不尽相同的政治人物，并达成了实际上的联合执政，但来自其他意识形态联盟（如日本社会党）的在野党的挑战，使自民党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紧张感得到了维系，并发展了同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友党间的合作关系。与社会上出现的针对派阀政治的抵触情绪不同，来自基于教育机构背景和共同的政策需要而结成的议员间跨派系合作，形成了对于现有政治派阀的直接冲击。

尽管派阀政治给日本政治体系运转带来了许多好处，但其带来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中最为恶劣的就是由此衍生的“密室政治”“长老政治”和“权钱政治”[5]。由于日本政党中存在着派系领袖就任党总裁的同时必须卸任派系领导职务，甚至退出派系，从而宣示其作为整个党派代表的“共识”身份这样的惯例，使得日本的自民党总裁和首相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其党内最有力的政治人物，这就造成了党和党魁，乃至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背离。发端于1970年，持续近20年的“角福战争”就是这种派阀政治衍生问题的集中体现。到得近期，安倍晋三组阁后，由于其阁僚在集合了各大派阀领袖的同时，又整合了“东大系”和“早大系”等“学阀”势力的代表人物，从而形成了新旧派阀的整合，加之这些阁僚的政治主张相近，才使得安倍内阁成了自小泉内阁之后最具有凝聚力和行动力的内阁，尽管这并不能改变如今的自民党政权依旧是多派阀联合执政的事实。

在明晰了派阀政治实质上就是变种的联合执政之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战后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模式来运转其政治？又是什么因素使得彼此不相统属的派阀能够对外凝聚成一个政党？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自民党没有进一步吸纳友党并在党内衍生出新的派阀？以及为什么自民党内派阀数量的变化会表现出先收束后扩张的趋势？如果说派阀政治不过是联合执政的变通表现形式，而联合执政又是基于政治权力架构和选民结构及选举制度设计而造成的政治结果[6]，那么要理解日本派阀政治的演化，就必须对其背后的日本选民特征和选举制度设计对派阀政治演化造成的影响展开探究。

四、日本选举制度变革在“派阀”政治出现及演变中的影响

即使在日本，派阀政治也不是从来就有的事物，它是在二战后美国占领军主导下的日本政治重建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存续尚不足百年。为了更加清晰地展现历次选举制度变革对于派阀政治演变的影响，可以以历次选举制度发生关键性改革为时间结点，将日本现代化以后的政治演变分为4个历史时期：明治宪法时期、战后混乱时期、1955—1993年和后1993年时期。在展开对于这4个历史时期的选举制度的具体讨论之前，需要先了解一下日本国会、内阁等基本的政治架构，从而对派阀政治诞生和演化的背景形成认知。

日本作为典型的君主立宪国家，分参众两院的国会是其运行国家权力的核心机构。参众两院议员均需经过公开的竞争性选举由国民选出，原则上来说，议员既是国民的利益代表，也是国民兑现其民主权力的主要手段。日本采用两院制的初衷一方面是出于限制君主独裁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多数人暴政”的出现。在两院创立之初，众议院的职责就是代表公民利益行使国家权力，而参议院则代表了当时的贵族和天皇的意志。因此，战前的日本参议院议员都是由天皇和贵族以非民主非选举的方式提名的，而众议院的议员则来自民选。

尽管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起了一院制的权力机关或者众议院主导的不对等两院制，从战后政治改革到1993年以前的日本两院均由自民党一党掌控，所谓的两院间的制衡完全流于表象，内阁也完全成了国会的延伸和执行机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由众议院任命，而内阁成员则由首相从国会议员中选任[7]。这就意味着唯有赢得众议院选举胜利的政党才能够执掌国家的行政权力，同时，由于无论首相还是内阁成员均需具有国会议员身份，这就使得国会选举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对于任何一个日本政治家来说，唯有赢得议员身份，才能真正开启其政治生涯;对于任何一个日本政党来说，唯有赢得国会选举，才能真正掌控国家政权，而这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赢得众议院选举，这也就造成日本各个政党乃至整个政党体系都需要根据选举规则的调整而不断变革。

除了上述日本的政治制度架构外，也需要注意到作为日本派阀政治诞生和演化更为宏观背景的选民结构变化。日本的城市化进程是在二战之后才全面高速展开的，在明治维新后的很长时期中，日本的主要人口都居住在社会氛围相对保守的农村地区，这就导致最初按照行政区划和人口来划定选区的时候，农村地区占了极大比重。战后虽然对日本的选举规则进行了变革，但是选区划定却调整不大。尽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展开，社会氛围相对开放的城市地区居民比重不断扩大，但选区划定的调整速度却显著落后于人口迁移的速度，从而促成了日本选举中特有的“农村偏重”现象。由于未能根据人口流动情况及时调整农村和城市选区的议员名额，使得农村地区在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一直拥有相对较多的议员定额，加之在大城市居住且拥有相对较高收入的居民参与投票的意愿普遍较低，使得农村地区的居民在日本选举过程中拥有更大的争取价值[8]。

在最初的明治宪法中，为了强调天皇的至高无上，明确表述了日本立法和行政的权威均来自天皇的主权。尽管明治宪法确认了国会行使立法权力的资格，但由天皇掌控的参议院可以扭转参议院的表决结果，且天皇还保留了提名首相的权力，首相和其他内阁成员最核心的职责都是为天皇提供执政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内阁还是国会的权力都是十分有限的。此外，明治宪法还规定陆军和海军部长都必须是由天皇选任的现役军官，这不但隐含了内阁分裂的风险，也便利了军队干涉行政。在这样的情况下，众议院根本无力控制由其任命的内阁。

同时，当时的日本众议院选举先是在1889采取了一个选区定额一名众议员的小选区制，随后在1900年改为以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或直辖市）为单位，一县可选10余名众议院的大选区制，到了1919年小选区制被重新采纳，又于6年后改行每个选区定额3-5名众议员的中选区制，直到1945年修改选举法时重新确定以都道府县的行政区划为选区划定单位，并将众议员定额15名以上的选区一分为二，再次采取了大选区制。这种经常性修订的选举制度，配合上当时日本被边缘化的议会民主，以及城市化刚刚起步的现实，造成了日本当时偏保守的右派地方性政党林立，左派政党主要在城市地区活跃，在缺乏强力的全国性政党的同时，各个派系的稳定程度也十分低下，各地的政治家们通过委身特定派系以赢得选举的需求并不强烈，派阀的诞生也无从说起。

二战后到1955年以前，美国占领军在主导日本政治改革的同时，也放任日本各方政治势力陷入混战状态。依据日本1947年宪法，内阁首相必须由国会从议员中选出，且其选定的阁僚也均需具有议员身份。通过这部宪法，日本建立起了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现代政治体系，但其在起步阶段并不顺利。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构，国会在战后的日本政治体系中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垄断了立法、审批预算和协定，以及修宪等权力），是三权中的最强权，而作为行政首脑的内阁总理大臣的任何提案，依法都需要经过国会批准方能实施。尽管作为最高行政机关的内阁拥有解散众议院并重开选举的权力[9]，但其在权力架构中仍然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由于战后初期的国会并未建立起像如今这样种类繁多的专门委员会，所以在制定专门性法律法规时，国会也不得不仰赖内阁。

这一时期的日本政治被冠以“混乱”之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任一党派或党派联盟拥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整个竞选系统，大量政党涌现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政党的消亡，整个日本政党体系都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承袭了上一时期的选民结构的同时，由于二战的失败造成的日本民众中出现严重的政治信仰缺失，使得民众在投票选择时也常呈现“迷茫”心态，选举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以美国占领军强势监管支撑起来的国会权威，使得政治人物对于议席的争夺愈发激烈，而大选区制的采用则迫使任何有意问鼎国家政权的政党都必须尽快扩张其影响力覆盖范围，并吸纳尽可能多的党员，从而确保能够在竞选中拿出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名单，进而达成主导依据1947年宪法成为真正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国会的目标。自此，日本各党派走上了扩容的快车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相对活跃的保守派政党间的兼并成了这一时期主要的政治现象，而各保守政党间的兼并以及对于地方性保守政党的吞并，在达成了保守政党迅速扩张其体量的同时，也使其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对其吞并的不同政治势力的整合和统一，为后来兴起的派阀政治埋下了伏笔。

随着1947年宪法的颁布，日本的选举制度又再次逐步调整为中选区制。全国被分为130个众议员选区，每个选区产生的议员1-6名不等，其中绝大多数的选区产生3-5名议员，采纳的计票原则也是与“赢家通吃”的大选区制不同的“单计非转让投票”，这一方面使得拥有更多候选人储备的大党有机会赢得更多席位，另一方面也为少数派代表赢得议席提供了机会，这就为出现“一党独大，小党林立”的正当格局提供了制度可能。在此基礎上，以“保守合流”后成为日本第一大党的自民党长期占据国会多数，但又无法成为绝对多数，且作为主要反对党的日本社会党也无力赢得组阁资格的“55年体制”诞生了。

在直到1993年才迎来终结的“55年体制”中，自民党一党独大是日本政党体系的主要特征，自民党内部势力平衡的变化将极大的影响国会特别是内阁成员的变动。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内阁经常改组，而国会的任期也都普遍较短，日本的政治系统运转十分不稳。在彼时的自民党内，政治人物自身特质要远比他们的党员身份来得重要，因为在自民党一定会赢得多数席位这一前提之下，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和资源在赢得选举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这样的选举环境下，自民党内的政治人物不得不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后援组织，进而涌现了多支政治派系，且没有任何一支派系有能力实现对其他派系的全面压制[10]。这些政治人物为了能够赢得选举不得不“合纵连横”，但由于没有任何一支派系能够全面压制其他派系，所以即使是当选首相也没能力实现对自民党和国会的有效控制。

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自民党国会议员根本不在意组阁的严肃性，反而随时准备推翻内阁，这就使得自民党政治人物无一能够幸免于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长期处于党内政治斗争核心的那些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在其国会和内阁中的公职地位毫无保障，且数次在朝内阁试图改中选区制为小选区制的尝试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在自民党内建立特定制度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政治地位就成了这些人的必然选择，派系也就逐渐成长为了派阀。此后，随着在候选人确认、党内和内阁职位分配中采纳了“派阀均衡”原则，各派阀又进一步按照所属成员的当选次数及其对本派贡献度等因素进行职位在派阀内的二次分配，至此“有派无党”的“派阀政治”终于成形[11]。同时，日本国会选举中给每个选区分配3-5个议席的制度设计，直接导致了政党内部的“派阀”数量都逐渐收束为3-5个，因为在选举中既要保证政党有尽可能多的成员当选，又要保证为不同需求的选民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最好的方式就像集团企业销售商品一样，设立多个不同定位的子品牌，从而把尽可能多的消费者都留在自己的盘子里，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

随着自民党在1993年7月失去对众议院的掌控，日本一党独大的政党格局迎来变革。1994年通过的政治改革方案将众议院选举方式改为小选区和比例代表并用制，规定在众议院的500名额定议员中，300名通过全国划分300个小选区选出，剩余200名再通过将全国划分为11个按比例代表制选举的选区并按各政党得票的比例分配产生。尽管此次选举制度改革实现了自民党长久以来的夙愿，凭借小选区制“有利于第一大党”的特征，自民党获得了成为国会绝对多数的制度可能，但是时过境迁，已经失去了一党独大地位的自民党不仅未能实现对国会的全面控制，甚至其执政地位都受到了在野党的挑战。

在自民党失去一党独大的地位之后，在新的以小选区制为核心的选举机制下，派阀的候选人身份认定和职位分配功能遭到显著弱化，而政党本部无论是在选定单一候选人还是在制作比例候选人名录方面均拥有决定权限。且由于政治家个人接受政治捐款遭到禁止，使得派阀筹措政治资金的能力也遭到了极大限制，而政党本部却借着政党补助金制度引入的东风，极大地强化了其可利用的财政资源。这不但造成了派阀在自民党内政治斗争中重要性的下降，也弱化了派阀领袖对于成员的约束力，进而使得派阀演化出现了规模细小化和人员流动化等现象，而派阀政治本身也在“二点五政党体制”的预言中逐渐走弱[12]，并让位于正式政党之间的公开竞争。从“派阀政治”从无到有以致如今出现式微苗头的演化过程中，不难发现一国的政治权力架构、选民结构，尤其是具体的选举制度设计，对于该国政治运转特质形成及演化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些政治运转的特质又将不可避免地对该国更为广大的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五、“派阀”侵袭下的日本社会

在前面的讨论中曾经提到，日本“派阀”政治的实质是联合执政，而“派阀”组成的政党则类似“共和”，即大家基于对最基本主张的共识，而结成政党，尽管对于如何达成目标和由谁领导大家达成共同目标存在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均是技术性的。用“日式浪漫”的表述方法来说就是，“我们在追求同樣的未来，尽管走的路不同，但我不是你的敌人”。当然，不同“派阀”的成员也很少会认为其他“派阀”的成员是自己人，毕竟在其政党的基本盘之内，这些“派阀”之间也是要围绕议席展开利益争夺的。

如今，“派阀”这一模式的影响，早已超出了政治范畴，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扩散。在日本公司内部，既有基于事业部或分公司等形成的正式的“派阀”，也有基于爱好协会、干部职历、毕业的大学和家乡乃至血缘的非正式派阀[13]。但是与政治系统中“派阀”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同，“派阀”在商业系统中发挥的几乎都是负面效应，不但破坏了企业凝聚力，而且降低了企业效率。

除了企业中的派阀，即使日本军队之中，基于理念的差异，也存在着“派阀”间的对立，而政府文官系统内部，以外务省为例，就形成了基于所掌握的外语工具和受教育背景的多个“学阀”，且“学阀”这一现象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但日本医疗界是“学阀”斗争的重灾区，就连有着稳固“派阀”体系的日本政界，如今也出现了以教育背景纠合的“学阀”跨“派阀”左右政治决议的情况。在新老“派阀”从内涵到形式不断转化的同时，日本社会正愈发的陷入“派阀”斗争的泥沼之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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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本七平.“派阀”研究[M].东京：文艺春秋社， 1989：11-27.

[4]井芹浩文.派阀再编成——自民党政治的表与里[M].东京：中央公论社， 1988：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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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HUANG G. Relations between bureaucracy and cabinet [J].Glob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Research Management， 2014（8）： 108-114.

[11]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権[M].东京：中央公論社，1986：37-41.

[12]徐万胜.战后日本选举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系变迁[J].日本学刊， 2015（5）：46-60.

[13]“社内派閥”を侮るなかれ 横断型人的ネットワークを活用せよ[N/OL].（2008-01-23）[2021-02-02].日经business online.http：//globis.jp/article/4907.

[責任编辑 王雅坤]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mpacts of Faction Politics in Japan

HUANG Guan

（1.Tan Kah kee 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2.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Waseda University， Tokyo， 160-8484， Japan）

Abstract：  As one of the widely-known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politics，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faction has seldom been carefully reviewed.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its emergence and change is a topic rarely touched by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In order to expose the reason of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action politics in Japan and find the general rule dictating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cisive impacts of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distribution of voters， party system， especially the election system design， in the birthing and development of faction politics， by reviewing the modification of factions and conn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ctions with Japanese politics in different periods. Finally， the social impacts of faction politics has also been summarized

Key words： faction; Japanese politics; election system; social resu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