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涵婷，程龙生，蒋 晶，陈闻鹤，张月义

(1.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4；2.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首先体现为地区发展不平衡，并且随着全球化分工格局再调整、供给侧结构转型、产业数字化转型等因素影响，不平衡问题不断凸显[1]。处理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需要创新区域治理模式。“十四五”时期，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制造业供需错配问题，其主要受质量、关键技术、要素市场发育不足影响[2]。因此，提高制造业质量供给能力并均衡区域制造业质量供需水平是当务之急，精准测度区域制造业质量发展现状和质量空间溢出效应显得尤为重要，这对满足人民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加速国内国际双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制造业产品质量竞争力的测算，学者们从多个维度进行理论论述、模型构建和实证探索，主要包括3个层面：①对质量竞争力构成要素的讨论，主要包括质量资源、质量要素、环境要素等[3-6]；②对质量竞争力指数的测评，基于不同质量竞争力评价体系，学者们分别运用DEA方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和莫兰指数等进行量化评估[7-10]；③利用海关数据进行微观产品质量测算并等视为质量竞争力，从产品供需层面剥离出微观产品质量[11-14]。现有研究较好地完成了质量竞争力测评，但考虑到质量竞争力指数发展的动态性，本文构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模型(Manufacturing Quality Competitiveness Promotion Model，MQCP)，并提出测度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率的新方法，即参考杨旭[15]提出的一种基于多指标、多原因的结构方程模型方法(Multiple Indicator Multiple Cause Model，MIMIC)，运用蒙特卡洛—贝叶斯插补法测算区域制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

立足于中国质量竞争力提升过程的空间分布格局和要素传递过程，在VAR框架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中国省际质量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关联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关联网络。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方法探讨区域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空间溢出特征，借此考察区域质量发展的差异性和动力板块，这对区域制造业质量发展政策制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 文献评述

1.1 产品质量竞争力测算

制造业产品质量竞争力测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3个方面：一是对质量竞争力构成要素的讨论，如蒋家东[3]从全局视角评价质量竞争力，包括质量资源、质量能力、质量文化和质量环境4个方面，认为其会影响质量管理水平、顾客满意程度和市场适应能力等；温德成[4]指出，对质量竞争力要素需要从表现层、支持层和根源层理解，并将质量竞争力分为产品和质量管理两个方面；毛帅[5]引进卓越绩效质量管理思想，从质量发展基础、标准与技术水平、质量安全状况、质量绩效水平4个方面提出工业企业质量竞争力评价体系；程虹和陈川[6]基于钻石理论提出包括质量要素、质量需求、相关产业支持、行业结构与竞争、政府质量监管和区域发展机会在内的质量竞争力模型。二是对质量竞争力指数的测评，如余红伟[7]基于前人提出的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评2013年省级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发现其呈现不均衡发展格局，主要与要素投入不足、市场环境欠佳等因素有关；杨芷晴[8]基于钻石模型构建一套基于国别比较的质量竞争力测评体系，利用DEA方法测度15个国家和地区的质量竞争力水平，得出我国位居第13位，质量竞争力与世界主要国家差距较大且存在发展不均衡问题；王主鑫等[9]考虑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的空间相关性，运用莫兰指数对我国各地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李绍东和李玮[10]从质量要素、质量需求和产业支撑3个方面构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度中国内地31个省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发现省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三是基于质量内生决定理论的模型测度方法，如Hallak & Sivadasan[11]提出质量内生决定模型，运用固定替代弹性需求系数测算跨类别产品质量，为产品质量测算奠定理论基础；施炳展等[12]选择质量内生决定模型构建理念，放弃单位价值等同于质量的假设，从产品供需两个层面测算产品出口质量；徐家云等[13]采用Hallak&Schott提出的方法计算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考察产品质量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余淼杰和张睿[14]全面评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变化情况，实现基于微观层面的质量指标测算和跨时域对比分析。

1.2 空间关联性检验方法

在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及市场机制作用下，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自由贸易和知识无向溢出不断增强区域关联性，形成复杂网络结构形态[16-17]。空间关联关系确定是网络分析的关键，关系的确定主要采用引力模型和VAR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谢伟伟等[18]通过引力模型得出长三角各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特征；李琳和牛婷玉[19]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关联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演变特征；Li等[20]基于引力模型评估中国长三角地区空气污染的重心旋转并指出污染延伸特征；李敬等[21]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关联关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关联网络结构特征；Peng等[22]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详细阐述地级市之间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能源生态效率特征。由于与经济和人口因素有关，传统空间测量方法倾向于将空间相关性限制在地理邻近区域，Granger因果检验识别得到的关联关系则突破了地理限制，实现要素的空间自流通。因此，本文选择VAR 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识别省际质量竞争力提升关系，作为关联网络构建的重要基础。

Granger[23]运用信息集概念强调事件发生的时序性，认为现在和过去可以影响未来，而未来不能影响过去。Yt的滞后值能否预测Xt的当期值，则需检验式(1)：

F(Xt+1|Ωt)≠F(Xt+1|Ωt-Yt)

(1)

式(1)成立则表明变量Y是变量X的格兰杰原因，其中Ωt到t 期为止的所有信息不包括任何冗余信息。在VAR模型框架下进行检验，回归方程为：

(2)

(3)

其中，Xt、Yt是变量，α、β、γ和δ是估计参数，u1、u2是残差序列，θ1、θ2、θ3和θ4是滞后阶数。

1.3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是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量化的方法，通过节点关系建立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桥梁，可支撑理论构建和实证检验[24]。两级传播假设、弱联系理论和创新扩散理论是整合网络概念、理解中介信息流动及其影响的3种主要理论方法[25]。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法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网络、经济网络、能源网络分析等新领域，用于量化错综复杂的关系结构并呈现演化过程[19]。因此，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计量区域制造业质量提升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性和网络动态发展趋势，聚焦整体结构特征、个体节点特征和块模型等维度。整体网络结构分析是社会网络分析的重点内容之一，其将社会关系进行全局量化，形成由社会行动者及其关系组成的集合[26]。对于整体网络特征，可采用网络直径、网络密度、平均最短直径和聚类系数等指标衡量网络紧密程度、核心边缘结构和结构对等性[27]。个体节点特征考量的是节点在网络中担任角色的重要性及对资源信息的获取优势，中心度高说明节点处于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核心位置，反之则表明其处于网络边缘，主要考虑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28-29]等指标。各维度和指标解释见表1。

表1 网络指标选择与解释

块模型是基于空间聚类视角对各个模块网络位置进行定位的有效工具[26]，基于位置内部关系比例和位置接收关系比例，可以衡量角色定位，包括主受益板块、主溢出板块、双向溢出板块和经纪人板块。Wasserman & Faust[30]设计位置内部关系趋势评价指标，并假设整个网络中含有g个经济主体，板块Bk中有gk个经济主体，板块Bk的期望比例见公式(4)。

(4)

主受益板块发出的内部关系多于外部关系且会接收到较多外来关系，溢出效应较弱；与之相对的是主溢出板块，其发出的外部关系多于内部关系且较少接收到外来关系，溢出效应显著；双向溢出板块的内外部发出关系较多且较少接收外来关系，会对自身和其它板块产生双向溢出效应；经纪人板块既接收又发送外部关系，内部联系比较少，但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桥梁作用[31]。板块角色分类标准见表2。

表2 块模型中板块分类标准

块模型分析将网络划分为4个板块类型，板块的内外部关系和分布情况用密度矩阵反映，密度矩阵中的密度等于该领域实际显著关系数与理论关系数之比。网络板块密度能够反映各板块分布情况和板块溢出效应[21]。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模型

(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模型(MQCP)的前定变量包括质量要素和环境要素。质量要素是指以质量为核心的各类生产要素，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32]。技术创新是提高产品质量的主要动力[33]，能够影响地区乃至国家质量声誉[34]。因此，本文选取技术要素作为衡量质量要素的重要指标，并选取专利产出衡量本国技术创新水平[35]。资本要素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之一，对产业竞争优势具有关键作用，实证表明，资本密度与产品质量阶梯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因此本文将其纳入质量要素衡量指标中[36]。此外，考虑到市场环境变化对质量竞争主体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与贸易技术溢出会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37]，本文将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作为环境要素的重要衡量指标。

(2)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模型(MQCP)的测量变量可反映由质量提升得到的成效溢价，主要涵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面，质量的本质是满足和创造消费者需求，其表现形态是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价格，逆向促进企业提升质量，宏观上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驱动[38]，本文选择地区经济增长值作为经济效益的测量指标。创新、质量和效益有机结合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包括供给要素高质量、供给体系高质量和供给能力高质量[39]，本文选择制造业产业增加值作为经济效益的另一衡量指标。不同收入条件下，质量需求弹性异质性会引起消费差异，这种现象被称为质量恩格尔曲线效应，即高质量产品能更好地满足高收入国家居民需求，提高出口贸易额[40]。因此，本文选择对外贸易额指标体现质量提升带来的对外贸易效益。对于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能源消费问题，两者存在正向因果关系，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是增加制造附加值的有效途径[41]。因此，能源消耗量可以作为质量竞争力提升的社会效益呈现指标，具体测评体系见表3。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MIMIC-MQCP模型见图1。

表3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模型测评体系

图1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MIMIC-MQCP模型

2.2 空间关联性检验与关联网络构建

质量作为一个关键生产要素，随着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商品流通能够跨行业和地域进行交互、转移和扩散。宏观层面，政府竞争理论表明，不同层级政府间存在纵向和横向关系，各层次质量政策的推出和传递必然会带来从上到下的方向性指导、同层级的执行性参考，从而产生质量提升政策的区域协同作用。本文尝试对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关联性进行分析，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构建质量提升网络，结合社会网络方法对整体网络结构、个体节点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克服了经济地理学上的空间关联局限性。

具体地，本文基于测算得到省际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时序数据，运用Eviews 11软件对每两个省份建立VAR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若两个地区质量竞争力提升率通过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P<0.1)，则表明地区A对地区B的质量竞争力提升有影响，赋值为1，反之则为0；对应地，地区B对地区A质量竞争力提升的影响关系判断方法同上。由于因果关系可能是不对称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是一个有向、非对称的二值空间关联网络。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模型指标完整性及数据可得性，本文选择1999—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年度数据(西藏因数据不全，未纳入统计)。各项指标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及各地统计年鉴，为完成对核心潜变量质量竞争力提升率的测度，需要将各前定变量和测量变量的绝对值指标转化为相对值指标，本文采取环比增长率公式进行指标转化，得到2000—2018年年度环比增长数据。对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后得到增长率，无需再进行数据标准化处理。

环比增长率=(本期数-上期数)/上期数×100%

3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构建与分析

3.1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构建

本文参照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MQCP模型，运用Amos 24软件建立MIMIC结构方程模型，并选取卡方/自由度、P值判断结构方程模型是否成立。经验证，各省域模型卡方/自由度值小于3，P<0.5，表明本文模型科学且具备普适性。考虑到样本量较少会影响参数估计精度，本文选择蒙特卡洛—贝叶斯插补法对参数进行估计，迭代到收敛值满意为止，得到各省域质量竞争力提升率。

根据2000—2018年各省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测评结果，本文构建VAR模型框架，对省际间制造业质量提升关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到30*30的非对称二值矩阵表(见表4)，这是构建关联网络的关键。

表4 各省域制造业质量提升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将上述30*30的非对称二值矩阵表输入Ucinet软件后，可得到一个有向、非对称的二值空间关联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本文首次实现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关联性的动态研究，并明确质量提升的关键引导地区和政策传递机制。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的空间关联网络进行可视化，见图2。

图2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整体网络

从整体看，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的关联网络呈现交互性和全局化发展态势，各地区间质量要素交互频繁且存在地域传递和跳跃扩散现象。各地区间存在多重关联关系交织成的典型蜘蛛网形态，网络结构稳定、区域间流通性较好。从个体看，贵州、内蒙古、江苏和浙江与其它省域的关联性较强，在质量竞争力提升关联网络中处于局部中心位置，海南与其它省域的关联关系最少，受地理位置和制造业产业结构基础限制，其质量竞争力提升活动的参与度和交流度有待提升。

3.2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整体结构特征

综合运用Ucinet和Gephi软件计算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空间关联网络整体特征，其中网络密度是0.263，表明网络内各区域之间关联紧密度不高，质量竞争力提升的地区间协作需进一步加强；网络直径为4，图中所有节点对之间平均距离较小，表明区域间建立质量提升关系较容易，平均4个地区间就存在质量提升关联性，网络连通效果较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此外，网络平均路径长度为1.975、聚类系数为0.352。综合来看，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关联网络稳定性较好，但存在局部中心化现象。

3.3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个体节点特征

对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性进行分析，分别计算出各省域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结果如表5所示，并绘制中心度网络图(见图3)。度数中心度(包含出度和入度)排名前4位分别是贵州、内蒙古、江苏和浙江，表明这4个地区与其它地区在质量竞争力提升过程中存在较大关联性，并且在华东地区(江苏和浙江)、华北地区(内蒙古)和西南地区(贵州)形成局部中心性。对比出入度情况，贵州质量提升溢出显著，这与贵州成为首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具有较大关系，即数据带动制造业产业发展并形成外向扩散态势。同时，内蒙古、江苏和浙江总体上也属于溢出型地区，对区域内其它地区质量提升有带动作用。接近中心度(包含出度和入度)排名前4位分别是贵州、内蒙古、浙江和江苏，表明上述地区与其它地区最为接近、影响能力较强，这与度数中心度分析结果一致，即这些地区质量竞争力提升政策或活动较易影响其它地区。进一步分析，入接近中心度表达的是整合力，出接近中心度表达的是辐射力。贵州、内蒙古和江苏的辐射力高于整合力，浙江的辐射力与整合力较均衡，表明浙江不但完成省内制造业质量提升工作，并且对外推广质量提升有效措施，实现质量提升空间溢出。中间中心度排名前4位分别是贵州、内蒙古、浙江和江苏，表明上述4个地区担任多个地区联结的中介人，对其它地区控制能力较强，占据结构洞位置，拥有信息、资源和控制优势，能获取更多信息、资源和权力。一旦其中一个地区质量要素流通或政策传递失灵，就会影响其它地区质量竞争力。综合来看，质量竞争力提升过程呈现出华东引领、华北传递和西南崛起态势，并对东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起到传递作用。

图3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中心度网络

表5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个体节点特征

4 区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的传递机制

4.1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块模型分析

对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进行块模型分析，模型参数设置为最大分割深度2、收敛标准0.2，得到4个质量竞争力提升板块(见表6)。第一个板块是质量提升能力最强的东部地区，包含华东、华北和华南等质量提升优势地区(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浙江、福建和江西)；第二板块是质量提升较为稳健的中南部地区，成员来源广泛，以华南和西南等南部地区为主，包括广西、湖北、海南、四川、安徽、吉林、云南和甘肃；第三板块是质量提升潜力较大的北部地区，以华北和西北为主，包括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天津、内蒙古和黑龙江；第四板块是质量发展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以西北地区为主，包括重庆、辽宁、湖南、山西、贵州、青海、宁夏和新疆。

表6 各质量竞争力提升板块间溢出效应分析结果

在229个关联关系中，4个质量提升板块内部关系数是44个，4个质量提升板块之间的关系数是185个，表明板块间存在显著溢出效应。其中，第一、三板块是典型的经纪人板块，负责网络内信息、资源传递，第二板块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第四板块属于主受益板块。分区域看，华东和华北地区属于经纪人板块，华中地区多属于经纪人板块，同时混合主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东北地区囊括3个板块特征，西北地区属于主受益板块，西南地区包括主受益和双向溢出板块，华南地区涵盖经纪人和双向溢出板块，总体呈现出东西失衡、南北差异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现状。从演变态势看，华东和华北属于质量提升第一梯队，带动华中、华南第二梯队进行质量阶梯递进攀升，引领东北、西南和西北第三梯队质量奋进。从板块内部发展看，存在地区分化特征，可能是由于地区质量政策宣贯力度、制造业产业基础和质量管理能力不同所致。

4.2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传递路径分析

4.2.1 板块密度计算

根据关联关系在各质量提升板块间的分布，计算板块密度，用于反映溢出效应在各板块的分布情况。根据表7可知，第一板块的溢出效应主要导向第三、四板块，第二板块的溢出效应主要出现在第四板块，第三板块的溢出效应主对象是第一板块，第四板块的溢出方向是第一板块。

表7 各质量提升板块间密度矩阵

4.2.2 板块传递像矩阵

为更清晰显示各质量提升板块间的溢出效应，本文引入像矩阵概念，即板块密度大于网络密度0.263设置为1，反之则为0[21]，见表8。从像矩阵可以得出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的传递机制：第一板块是源动力并发挥着桥梁的枢纽作用，其将质量提升动能传递给第三、四板块，并与其进行信息交互与优化；第二板块相对独立，仅将质量提升动能传递给第四板块，第四板块目前处于质量提升滞后地位，受益于第一、二板块。

表8 各质量提升板块间的像矩阵

我国质量竞争力提升四大板块尚未形成流通的蜘蛛状网络，板块网络存在结构洞，即第一板块处于控制状态，在质量提升中居领导地位。从板块间传递看，存在质量竞争力区域不平衡现象和空间溢出效应：第一板块实现内部质量要素整合和竞争力水平提升并对第三、四板块质量提升工作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第四板块质量竞争力提升相对滞后且受益于第一、二板块，各大板块间尚未形成多向传递通路。这可能与区域产业结构和发展基础不同、区域发展不充分、创新源动力不足、区域增长扩散效应衰减等因素相关。首先，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以第二产业为主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北部地区则是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三产业发展。其次，区域发展过程中，创新能力、质量管理实践能力减退，呈现出内部创新不足和竞争优势递减状态，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拥有过产业辉煌阶段，但目前竞争优势不再且处于创新动力不足状态。最后，区域发展呈负锁定态势，由于人口与经济活动过于密集，导致负外部性、要素生产率降低，从而使规模收益递减[2]。

图4 四大板块传递路径

5 结语

5.1 研究结论

在区域制造业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背景下，本文构建制造业产品质量竞争力提升模型，运用贝叶斯插补法测算2000—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在此基础上，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明晰质量竞争力提升的省际关联性并构建网络。同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首次揭示地区制造业质量提升网络结构特征，明确质量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地区及区域间质量提升的传递机制。主要结论如下：

(1)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关联网络呈现交互性和全局化发展态势，省际间质量要素交互频繁且存在地域传递和跳跃扩散现象，摆脱了地理邻域限制。通过省际间多重关联线形成典型的蜘蛛网形态，网络结构稳定、流通性较好但紧密度不高，存在局部中心化现象。表明质量要素和政策措施在区域制造业主体间流通性较强，但区域制造业协作提升机制不完善，质量竞争力提升溢出效应呈现局部化现象。

(2)贵州、内蒙古、江苏和浙江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均处于前4位，与其它地区关联性较强，扮演着中心行动者和中介桥梁的双重角色，拥有信息、资源和控制优势。同时，贵州、内蒙古和江苏的辐射力高于整合力，浙江的辐射力与整合力较均衡。此外，地理空间分布呈华东引领、华北传递和西南崛起态势，并对东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质量提升起到要素传递和引导作用。

(3)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空间关联网络可以分为四大板块，第一、三板块是典型的经纪人板块，负责网络内信息、资源传递，第二板块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第四板块属于主受益板块。从传递机制看，第一板块实现了内部质量要素整合和竞争力水平提升并对第三、四板块质量提升工作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第四板块质量竞争力提升相对滞后且受益于第一、二板块，各大板块间尚未形成多向传递通路，存在地区分化和不平衡问题。

5.2 政策建议

(1)划分多层次区域框架，设计区域质量提升协作体系。解除地理和行政区划限制，组建区域质量提升综合治理共同体，结合网络结构位置设置地区功能。处于核心地位的地区要充分发挥好内部领头羊作用，边缘地区要加强与核心、地理邻近地区建立协作联系，中介地区要承担桥梁和纽带作用。此外，相对落后区域要紧抓局部中心，保证内部质量政策、资源和信息高效流通。

(2)发挥东部地区引领作用，重视地区联动效应。东部地区凭借完善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先进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率先实现要素整合和质量提升，要遵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与西部和北部地区在质量提升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并起到引领作用。同时，重视发展中南部地区，提高其质量提升能力，发挥好内外部溢出效应，形成东部输入、西部流出、北部交互的传递路径，从而实现板块联动效应。

(3)加入“一带一路”建设，以贸易需求推动质量提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一带一路”与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全面对接，如西部开发开放、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同时，调整制造业供给结构，优化质量供给能力，提高要素流通效率，用贸易需求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贸易核心竞争力，形成板块区域间质量提升的联动模式，促进形成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

5.3 不足与展望

本文构建MIMIC-MQCP模型测度30个省域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提升率，明晰质量竞争力提升过程的空间布局、要素传递过程及空间溢出效应，对考察区域质量发展差异性并挖掘核心动力板块具有一定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针对质量竞争力提升关联关系构建的二值网络只能表征省际间质量提升关联关系，未能对关系强度进行量化评估，今后研究需进行深入探讨。其次，质量竞争力提升网络动态演变过程较为复杂，本文未能实现发展阶段划分和特征比对，有待深化研究。最后，质量竞争力提升与质量需求增强的耦合协调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并未进行探究，未来可对质量供需结构性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因此，未来可从理论支撑、方法优化、实证检验等多个维度改进，提升质量提升理论研究广度与深度，为区域均衡发展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