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志丹

[摘 要]岩脚侗寨以其久远的历史古迹，浓厚的民俗风情，丰富的传统乐舞而彰显出文化旅游的生态价值，笔者来此地进行了多次田野考察，对其音乐文化和民俗特色有了初步了解。对岩脚侗寨的古碑、古道、古建筑以及侗族传统的琵琶歌、敬酒歌进行现场考察、记录，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细致的音乐形态分析，对侗寨的古道文化与其传统乐舞进行文化阐释。

[关键词]岩脚;琵琶歌;田野考察;族群认同

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历史地理背景

靖州历史悠久，夏商时期即为荆州西南要腹之地，宋崇宁二年（1103年）置靖州，历代均为州、府、路所在地。明朝时成为湘、黔、桂三省边界商业重镇。洪武十八年（1385年）设靖州、五开（今贵州黎平县）、铜鼓（今贵州锦屏县）三卫，皆隶靖州。民国二年（1913年）废州存县，靖州更名为靖县，属湖南省辰沅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靖县先后隶属会同专区、芷江专区、黔阳专区。1997年11月，怀化地区撤销，设立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随属怀化市①。《宋史·西南溪峒诸蛮》记载：“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靖州仡伶杨姓，沅州生界有仡伶副峒官吴自由。”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作的《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在辰、沅、靖等州，有仡伶。”这说明侗族在宋代就已经以独立的民族集团聚居、生息、繁衍在靖州山区了②。

县境东临本省的绥宁、城步，北接会同，南毗通道，西连贵州黎平、锦屏、天柱。据《湖南府县志辑·靖州直隶州志》记载，“洪武三年，改靖州府设靖州卫，九年改府为州，裁永平县，隶湖广承宣布政使司，领县三，会同、通道、绥宁，万历二十五年，增设天柱县，领县四。清因之康熙三年，分隶湖广湖南承宣布政使司，仍领县四”。③可见靖州在明清时期，与周边的会同、通道、绥宁、天柱四县关系甚密，同属于靖州直隶州。靖州与其周边四县的音乐文化、民俗风情也有较深的关联。靖州县内居住的少数民族以苗族、侗族、瑶族为主，历史上北方人口的南迁，大量苗、侗的先民从江西、洞庭湖一带迁居靖州，族群势力不断增长，后形成以靖州飞山地区为中心的向湘、黔、桂、渝、鄂相连地带扩散的苗、侗等少数民族的发源之地。

靖州县境南北纵长58公里，总面积2200.51平方公里。境内有苗、侗、汉等23个民族，总人口27万，其中侗族占26%。山地是靖州的主要地貌类型，东、西、南部高峻，北部低缓，中部有一条狭长的山间盆地。整个地势由南向北倾斜，呈破浪式降低;境内群山滴绿，奇峰耸翠，山高谷深，遥相眺望，终年呈青靛色。此外，就是少量的丘陵、岗地和平原、水域。正是由于这样的山高谷深，重峦叠嶂，以前交通极不方便，因此，历代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管理，只得实行羁縻政策①。因战争、商贸和移民等原因迁居此地的族群和土著居民之间的融合，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发展壮大，其后的区域文化扩散至湘西、桂北和黔东南等地区。

竹木青翠，流水潺潺，闲雅静谧，鸭三两只，随处可见的青石古道贯穿于村寨各个角落，古木房依山而建，村民朴实热情……这是两年前笔者对岩脚侗寨考察时留下的印象，两年后，即2020年7月21日，笔者随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赵书峰教授、谢春副教授、杨声军博士等一行10人再次来到这个寨子，内心依然有所怀念和期待。

二、岩脚侗寨的村落景观

（一）广场建筑的互文与象征

到达岩脚侗寨后，一行人站在广场上都被寨子里古朴幽静的景象所吸引，这样一个环山绕岭的桃源之处，能呆上一两天是多么惬意的事。而广场上九层顶的侗族鼓楼前镶着一面巨大的LED电视墙，显出一幅传统与现代互文的建筑景观。侗寨的建筑景观根植于侗族本土的民俗风情、地域特色和审美追求等元素，LED电视墙和表演舞台作为一种旅游文化所打造的地方宣传和民俗表演的窗口，在侗寨传统的鼓楼、风雨桥、凉亭等建筑景观的底色下，它也是一种现代生活和民族文化相融的景观文本，是解读岩脚侗寨村寨文化的符号之一。村里的文化志愿者伍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首先领着我们到广场上的一口古井处，此时正酷暑当头，大家正好解渴。伍健给我们介绍道，岩脚侗寨是一个四面环山之地，正如一个聚宝盆，古井正位于聚宝盆的中央，颇有汇聚四面八方的财源和好运之意，侗家人认为水即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将古井命名为聚财井，并配以铜钱状的井盖。据说凡外出谋生之人，都会在此装满一水壶井水带走，期待给自己带来好运。听完志愿者的解读，我们一行人都忍不住上前饮尝，甚至将自己买的矿泉水倒掉再盛井水带走，这藏于地下千百年的井水，清凉可口，沁透心底。

（二）古道、古碑的历史与当下

村中的青石古道贯穿着整个寨子，长度约4公里，宽1.5米，穿过村寨后顺着山脚去往通道县方向。当年这里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湘黔古道的南线部分，《湖南古代交通遗存》中有描述：“湘黔驿道主要包括三条线路……还有一条自长沙至宝庆（今邵阳）资阳驿，自资阳驿西行，经枫林铺、长阳铺、岩口铺、紫阳铺（设驿站），入洞口龙潭铺、黄桥铺（设驿站），过荆竹铺、石羊铺，至武冈州，再分兩路，南行过城步至广西兴安，西行过绥宁、靖州去贵州开泰。”②此地当年还作为“烟银特道”运送“特货”（鸦片和银洋），“云贵鸦片烟土主要从贵州锦屏经星子界入湘境，再走大堡子、堡家脚、岩脚、萧家、王家亭子至商埠洪江，全程77公里”。③可见当时岩脚涌集了四面八方的客商，商贸经济发达。广西三江、龙胜地区与湖南的靖州、通道地区因古道的修建而连通，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形成了地域性文化圈。我们走在古道的途中，还看到很多残缺不全的古碑刻，相对完整的几块被村里修建的玻璃隔栏和木架护着。据说沿线有6通清朝碑刻，其中3通保存完整，均立于嘉庆年间，分别为“永远碑记”“万代兴隆”“修路碑记”，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即有不少女性名字刻于碑上，说明当地女性的地位较高。走至村尾的后山，往山上走的古道保存更加完好，有一段还保留有青石铸成的护栏，是为了商人马匹的安全而建，这一段充满历史感的护栏足以体现湘黔古道当年行人纷纷的盛况。游客走在古道上，循着历史的足迹感受当年的商客匆匆，这些古道、古碑俨然成为寨里文化旅游开发最有历史感和文化气息的标志。

（三）“土地庙”信仰与“女儿国”标签

沿着古道走到这条路的制高点，这里有座门，上写有“永宁”二字，志愿者说这座门是后来翻修的，但是对于村寨来说也很有意义。寨门对于一个村寨是一种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景观符号，是村里人出门和回家的一种临界点，出门离家讨生活，进门回家兴财旺，多少人的衣锦还乡梦从这道门开始，也有多少人离开就不再回来。伍健所说的最有特点的地方也在这里，那就是寨门前的古树下，有两座石雕的土地庙，独特于何处呢？她一点点给我们解释——首先，一般的土地庙只有一座，而这里却有两座，这是为何呢？传说当年有个人途经此地，到土地庙烧香叩拜，发誓出门做生意飞黄腾达后一定回来再造一座气派的庙于此。后来此人果然如愿，便修了第二座土地庙在旁边。第二个独特之处就是这第二座土地庙里不止有土地公，还有土地婆与土地公相伴，他们相依而坐，表情含笑，土地婆一手搂着土地公同时摸着他的胡须，这样幸福圆满的场面，恐怕再难以找到相同的土地庙了。这个情形就更加足以表明此地女性的地位之高。

看完土地庙我们依旧沿着古道从山上回村，途中伍健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岩脚侗寨“女儿国”的习俗和故事，不禁让考察队员们对这个地方更加充满兴趣和向往。这里每年的四月初八有“姑娘节”的传统习俗，远嫁的女儿要回娘家吃乌米饭，一家人团聚庆祝，而今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已经形成一种全村人共同庆祝的节庆仪式和旅游景观。不论是四月初八“姑娘节”还是夫妻土地庙，以及碑刻上的女性名字的记录，还有房顶的雕凤翘脚，都共同说明这个“女儿国”在当下的一种传统的建构，包括旅游项目中打造的情景剧《丝路女儿国》，也是一种对岩脚侗寨“女儿国”的标签化，借用历史故事和习俗，结合当下政府和民间的共同行为，将历史与当下互文建构，为当地的旅游文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支撑。

三、岩脚侗寨的传统乐舞与民俗

（一）侗族琵琶歌考察及音乐形态分析

侗族琵琶歌主要流传在湘、桂、黔三地交界地带，靖州侗族语言与通道、广西三江和龙胜、贵州黎平侗族属于同一语系，琵琶歌在这个文化圈中不断发展，结合了当地的语言、风俗习惯形成独特的音乐形态，但不同地方的琵琶歌又有各自的特点。岩脚侗寨主要以传承人杨灿权、吴妹凡兩家为代表，因两家不同的家族背景、演唱习惯和个人喜好，也形成了不同的琵琶制作形制。吴勇德制作的侗琵琶长80公分，多以樟木、梓木为料，琴箱上有三个音孔，琴码与琴杆同宽，琴箱两边对称，流线形腰身，像极了古代西方琉特琴的形状，显得小巧精致，他制作的琵琶卖到通道那边居多。

吴妹凡、吴勇德夫妇以及其他4位表演者已在风雨桥上等候多时，未等众人坐下他们就已开唱。与两年前相比，吴妹凡略显老了一点，吴勇德似乎没什么变化，两人还是很默契地唱着、弹着。为了不打扰他们，笔者蹲在一旁未去打招呼，但是再次见到他们心里仍然感觉很亲切。夫妻俩手抱着侗琵琶，带着另外四位阿姨一起唱着。表演结束后吴妹凡第一时间就跟笔者打招呼，寒暄了几句后便开始了我们的采访和拍摄。

吴氏夫妇为我们演唱了几首不同场合、不同类型的侗歌，包括敬酒歌、迎客歌、情歌等，他们可以用侗琵琶即兴地给任意一种侗歌伴奏，这些歌曲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唱腔和情感。琵琶歌相较于其他歌种更容易传唱学习，因其旋律形态平稳，节奏节拍不复杂，易于让大众快速学会，加之侗琵琶的伴奏使歌曲可听性更佳，歌唱者在琵琶的伴奏状态中可找到一种演唱上的协同和情感上的共鸣。笔者以迎客歌中的一首《相聚一堂同歌唱》为例，分析其音乐形态特点。

结构分析：这首琵琶歌为中国传统的“两句体”结构，即上下句（A+B）的曲式结构。由上、下两句单旋律反复变化的回旋句式构成。全曲共9句，上句为徵调式，下句为商调式，一“徵”一“商”形成呼应。整首歌曲演唱都用侗琵琶伴奏，边弹边唱，每唱一句词就弹一个过门，上句的过门与下句的过门旋律不同，即过门a和b。从A到A最后到A歌曲节奏较简单，基本上以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为主，节拍为3/4和2/4相结合，3/4节拍主要为每句的前面两小节，三拍子与二拍子形成一种多样的律动，最后走向二拍子的平稳感中。由于歌曲的唱词比较工整，形成了旋律的上下句的对仗，加上简单规整的节奏型，歌曲唱起来朗朗上口，好听易传。

旋律分析：根据谱例2，将所有上句旋律对比可知，旋律的主干音基本是相同的，素材比较统一。如开头几个音“la、do、re、mi”相互变换顺序而形成不同旋律，是一种加花的变化重复手法。后面的旋律中有原样重复的，也有反向变化重复，这种重复既保留了旋律的性格特点又有稍加变化的新鲜感，使歌曲演唱时不显枯燥。回到谱例1我们可以看出，所有上句的旋律都是徵调式，结束音都在A（首调唱so）音上，而所有下句都是商调式，结束在E（首调唱re）音上，上下句结束音形成稳定的五度音程关系，稳定而不终止。旋律最低音到最高音的距离也不超过五度，基本上以级进为主，旋律线条起伏平缓，情绪表达上则显得活泼愉悦。这种旋律的形态特征以南方传统民歌为多，也体现出侗族人民惬意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精神，是当地人内心审美追求的一种体现。

器乐形态分析：侗琵琶的过门旋律实际上是对每一句的结尾句的扩充重复，如上句的结束小节为re、la、sol三个音，而琵琶的过门紧接着将这三个音扩充成两小节的变化重复旋律，作为一种对尾部元素的强调和下句的衔接。下句的最后一小节为两个re音，下句的过门同样将其扩充，加花变化形成两小节。

琵琶歌的音乐形态与唱腔、唱词、乐器形制、乐器的演奏技法等因素息息相关，笔者两年前来当地采访时，演唱的是同一首歌的旋律，但歌名、音乐形态和歌词略有变化，包括歌唱的调也不一样。这说明同一表演者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下会形成不同的表演文本。透过音乐形态和表演符号分析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官方参与下新的表演场域的建构过程，如吴妹凡和吴勇德将这首《相聚一堂同歌唱》和另外两首《多嘎》《相约贵客同欢唱》非常连贯地结合在一起一口气唱完，这种演绎显然是经过加工选取的，当地文化部门提前通知他们准备接待我们这批“游客”，特地准备的节目形式。这体现了音乐背后的社会行为对表演者、表演场域的操控，当然社会行为也是推动音乐能力、表演文本重建的动力因素。正如约翰·布莱金所著的《人的音乐性》中所说：“音乐是存在于文化的认知过程和人体内认知过程的综合体——它所采用的结构以及对人类的影响，都产生于人类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体验。”①吴氏夫妇多年来在接待来访者、游客、政府官员等的经历中，已经培养了一种新的音乐创作能力，这种能力的生成跟他们的个人体验有关。

（二）作为表演的民俗：合拢宴与敬酒歌

吃合拢宴、唱敬酒歌是体验侗家民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一种特色形式，合拢宴是侗族人接待远道而来的客人最热情的酒宴，由几张木桌首尾相连，桌上摆有侗家人最有特色的腊菜和自酿的杨梅酒。据说靖州岩脚侗寨曾举办过世界上最大的合拢宴——千人合拢宴。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被称作“高山流水”的敬酒方式，几位侗族姑娘一边唱敬酒歌，一边将酒水从高处倒入竹制的“流水桥”往下至碗中，直至游客嘴中，敬酒过程中，歌不停酒不断，以体现出侗族人对客人的热情和尊敬。考察团一行10人被挨个“高山流水”了一番，酒足饭饱，歌声绕梁，算是不虚此行了。在旅游文化的推动下，岩脚侗族人将类似这种原本属于他们生活中的民俗仪式挪至一种设定的表演场景中，这种预设的表演虽然也不乏真情和感动，但是随着旅游开发的进程加快，越是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这种真情和感动越是被许多附加条件所影响，而笔者所想的，其实是不愿意它被过度开发。

（三）传统与现代：侗寨的广场舞

晚上8点多，游客服务中心的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在跳广场舞，大家借着兴致也加入当中跳了起来，平日里在城市中嫌吵的广场舞在此刻并不被我们排斥，音乐既有时髦的广场舞经典歌曲，也有一些经过加工的侗族歌曲，舞蹈动作也不拘泥于单一的形式，只要随着音乐动起来，一切都很融洽。在极具传统特色的侗寨广场，响起现代流行歌曲，跳起这个时代“发明”的广场舞，这就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互文，新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渐渐产生。其实很多现代人都会产生这种追溯过往、复兴传统的生活情结，如现代人的婚礼仪式、装修风格、建筑设计等，传统与当下的互文共生于现代社会并处处可见。

四、岩脚侗寨传统乐舞文化解读

（一）岩脚侗寨音乐文化的族群边界与认同

根据笔者的采访可知，岩脚侗寨唱侗歌、共享侗族音乐文化事象的不止有侗族，还有少量的汉族参与，汉族人穿上侗族服饰，表演侗族乐舞，共居共事，共同参与民俗仪式活动，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体现出一种族群边界的模糊和变化，即以一种身份的“变色龙”①形式游刃于不同仪式场域和族群互动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和竞争日益加剧，族性身份的变化也日益明显。以此形成的音乐文化互动和跨族群传播、涵化过程，导致音乐文化产生变化和重构。广西三江、龙胜地区与湖南的靖州、通道形成区域性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形成又是族群认同的必要条件，侗族琵琶歌也通过古道在文化圈中不断地融合、流播，是侗族强化其族群认同的重要文化符号，这种族群认同囊括的范围非常广，包括侗族乐器的制作流程、侗琵琶的演奏、琵琶歌的传说故事、琵琶歌表演的仪式象征等都与其相关，尤其在旅游和“非遗”的推动下，岩脚侗寨的村民一方面面临着身份的模糊和变色，一方面却又从多方面去对自我文化和习俗进行重构，追求侗族的族群文化认同。

（二）古村、古道与琵琶歌文化互动关系

古村、古道作为具有文化空间的物质载体，承载着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等多种作用，“路”文化与音乐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关系？笔者认为，不论是在国家层面的驿道还是民间的商道，道路带动的人口移动自然会引起文化的流播，会串起“点”（古村）“线”（古道）“面”（区域）的流动空间，形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文化圈。岩脚村是连接靖州和通道（县）、打通湖南和广西的重要“咽喉”，是明朝时“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湘黔古道的线路之一。如此多的青石板路和青石古碑，可以看出当时途径岩脚的商客之多，经济文化之繁荣，也促进了古道上各个“点”的音乐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折射出音乐与“路”文化之间密切的内在关联，使音乐文化摆脱一种零散、孤立、静止的解读视角，在一种整体的文化空间概念中得以阐释。

（三）“旅游文化”与“非遗”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观念建构

随着旅游经济的开发和“非遗”项目的申报成功，许多地方在“旅游文化”和“非遗”的语境下形成了新的表演仪式和文化形式，一种介于民间民俗与“非遗”之间的被多方建构的“节庆展演性”场域。而侗家人这种来自于他们生活中、茶余饭后自发的、即兴的表演场域却被忽略，表演者对自我文化欣赏和享用的主体性似乎被剥夺。如赵旭东所说：“地方性文化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印证了一种加引号‘非遗的存在，同时也印证了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潜在支配和转型，它成为一种远距离的缺少文化自主性的遗产观念。回到一种既存秩序的彼此互动且又富含文化自主性的文化遗产观显然是这个新时代所急迫需要的。”①真正应该形成的局内人的文化主体性，应该是一种尊重其文化的自发性、自主性规律，能体现局内人的价值观行为，在自己的生活习俗语境中的一种族群认同行为。生活中人群自主集中唱琵琶歌，是原生语境中建构的自主、互动的人群交流，一种近真的表演场域和族群认同，一种“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的热情流露。

五、结语

此次考察对岩脚侗寨的古碑、古道、古建筑进行参观以及侗族传统的琵琶歌、敬酒歌进行记录，侗族琵琶歌是通过古道在这个文化圈中融合和传播，形成了侗族的一種重要的族群认同符号。通过相关的历史记录和形态分析，对侗寨的古道文化与其传统乐舞进行文化解读，分析音乐的形成与“路”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将音乐放置于一种整体的文化空间中进行阐释。通过细致了解侗族人民的生活、行为和仪式，结合对“旅游文化”建构过程的反思，强调侗族文化在“非遗”和旅游行为语境下的文化主体性观念建构。总而言之，每一次的考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也会启发笔者对于侗族文化多向性、多维度的思考，执笔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在不断地反思。田野工作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再研究、再反思的过程，每一项民俗表演和乐舞文化都需要多次研究，反复田野，这样才能对此做出较为合理的阐释。岩脚侗寨的乐舞文化考察中，也可以发现很多新的研究角度和对象，如对古道、古碑的研究可加强对乐舞文化的历史民族音乐学研究;以“东方主义”“内部东方主义”去审视自我标签化的“丝路女儿国”;对旅游文化背景下的传统乐舞表演的文化空间思考等，正如赵书峰教授所强调的“田野是学术灵感的触发地，是检验理论有效性的试验场”，不断地田野才能有不断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