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婷

[摘 要]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信奉原始宗教、祖先崇拜，千百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哭婚喜丧”的生死观念。现今在湘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中以鄂西巴东、建始的跳丧，湘西永顺、泸溪的道士超度和湘鄂西交界地区龙山、来凤的三棒鼓最为典型。以仪式中三棒鼓的表演过程为研究对象，运用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书写方式，采取定点、定时的聚合型仪式的观察，分析三棒鼓音腔的变化及与仪式中各流程之间的配合规律，阐明当代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转型与再发展。

[关键词]土家族;三棒鼓;丧葬仪式;文化转型

龙山县，位于湖南西北部，东与桑植、永顺接壤，西连重庆酉阳、秀山，北与湖北来凤、宣恩交界。地处武陵山脉腹地，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深，全县面积3131平方千米，现辖民安、新城、华塘3个街道，里耶、洗车河、靛房等31个乡镇。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县总人口约57.3万，其中土家族约占55.07%，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居地区①。当下中国土家族人口约有800多万，仍然会说土家语（毕兹煞）的约10万多人，主要聚居在湘西州酉水流域，而酉水流域许多乡镇和村寨，如龙山县的苗市、里耶镇以及永顺县的双凤村，保靖的普戎乡等地的土家族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龙山坡脚迁徙而来，认为坡脚的土家语是祖先遗留下来的。所以龙山县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语言环境，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土家族风俗习惯与传统音乐文化。

一、龙山县三棒鼓音乐形态特征

龙山县土家族三棒鼓所使用的相关乐器及道具有鼓、鼓架、马锣、花鼓棒、尖刀等5件：

鼓：小圆鼓，直径约30厘米，高11.5厘米，用木头、牛皮、竹钉等原料制成。鼓身边缘绘制有“龙凤呈祥”“富贵牡丹”“二龙戏珠”等传统图案，有些围上一圈自制的土家织锦、锦须装饰，鼓身两侧镶嵌铁环双耳，便于携带，双耳根据仪式场合的不同系红/白布绸。表演时根据唱腔的需要，有重击、轻击、边打等演奏方式。

花鼓棒：三根，用坚硬的核桃木削制而成，长短一致，长约25厘米。棒上刻有“台台花”“棱形花”等民族特色花纹;每根棒不同侧面锉有三个孔，每个孔内嵌有四枚铜钱。

马锣：铜质，有大小之分，大马锣直径17厘米，小马锣直径6.5厘米，高度都为3厘米，配木质锣锤长约8厘米。演奏时左手持锣，左手掌贴靠锣沿，为配合右手捂音，左手时紧时松地捂锣沿，控制马锣的余音。

鼓架：由六根小手指粗细、约1米长的竹棍或胶棍交叉以红线串联而成。早年间三棒鼓以站唱为主，20世纪70年代，龙山三棒鼓艺人何梦萍因腿脚残疾将鼓架降为50厘米左右坐着击鼓演出，后来在湘鄂西地区因红白儀式时间较长，坐唱三棒鼓的形式流行起来。

尖刀：铁质，有木质柄把，长约26厘米。一般为3把。有的还配置链刀、斧头、杀猪刀等，多者达12把。

连绞棒：共三根。一根木质，长约120厘米、直径10厘米，两头稍大如纺锤形。两根竹杆，长约80厘米，小手指粗细。

土家族三棒鼓乐队组合模式与演唱方式相辅相成，演唱时一人二人均可，艺人击鼓独唱;最初较为正规的是四人表演，以抛棒者为主演，其前置一小圆鼓，边抛边打边唱，另外三人，一人敲马锣，一人抛刀，一人耍连绞棒。现今湘西地区最常见的乐队组合是四人两鼓、两锣的对唱模式和五人两鼓、两锣、一人抛刀的表演对唱模式。除此以外，三棒鼓根据当代商业广告宣传造势的需要也可成倍数叠加至6人组合、8人组合、12人组合等等。而每逢大型节日庆典，三棒鼓艺人结班演唱，除敲锣打鼓者外，其他人分别抛丢刀、叉、瓜、果、镰刀、斧头、藤圈、苞谷等物，气势宏大，相得益彰。

三棒鼓唱词四句称一板，多为“五五七五”句式，四句均押韵。每板唱完后可换韵，每句间隔均有锣鼓。唱词与旋律基本对应，一字一音居多，每字对一拍，唱腔调式多徵、羽、宫三种，唱腔随声调的不同走向而变化。演唱时，可一人唱、众人帮唱，也可独唱和轮唱，有时也分角色对唱。除固定唱本外，更多的是表演者即兴演唱，随口便答，风趣幽默，灵活机巧。土家族三棒鼓表演以吟唱为主，说白为辅，锣鼓伴奏，其中锣鼓节奏在整个表演中至关重要。节拍运用规整2/4、4/4，每一板节奏节拍较为固定，程式性较强，二拍子一板（四句唱词）小节数3+3+4+5/3+3+4+7，多运用于“平调”“喜调”唱腔中;四拍子一板小节数3+3+3+3，多在“悲调”唱腔中使用，一般每句最后一小节无旋律，多用锣鼓伴奏，此类四拍子在土家族三棒鼓中运用范围较局限。节奏总体属于“韵律性”节拍，即可以解释为是节奏的长与短、轻与重的特定组合，这种在唱腔旋律上带有吟唱性，节奏组织相对规律性的音乐形态，属于我国曲艺音乐的基本形态特征。

三棒鼓自流传到湘鄂西土家族地区以来，以其说唱相间、文词通俗易懂、锣鼓伴奏兼有抛刀棍的表演技艺，在民间流传极广。当地除了保留早期汉族花鼓传入的传统故事话本之外，还创作了多种运用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曲目，有丧葬类、婚俗类、本土故事类、商业类等，如下表：

二、龙山县丧葬仪式三棒鼓个案实录与音乐分析

时间：2017年7月20日

地点：龙山县城三桥社区

性质：丧葬仪式三棒鼓

2017年7月19日，龙山县杨妙勤三棒鼓团队接到丧葬出活的通知，前期杨妙勤老师先做了基础道具的盘点和准备，确定明天参与孝家仪式的团队人员，同时询问了孝家的整体家庭情况及逝者生平和场地大小，为明天的丧葬仪式活动做前期准备。

仪式实录：2017年7月20日，早上6点，逝者田陆胜的家人开始布置丧葬灵堂，死者家为弄堂三层小楼，由于室内空间局限，在屋前消防通道内搭棚，房屋大门左右放置花圈，死者棺木置于房屋正前方，棺木上方覆盖丧罩子，前方摆放纸糊灵屋，下设案摆放死者照片，白烛置左右，中间摆放蜂窝煤一块（代替香炉），纸钱若干，案下放一口锅（代替烧纸钱的火盆），三个跪垫于棺前一字排开，供孝子祭拜用。与棺木对立左面两个方桌拼成长案，为三棒鼓队唱台，中间摆放话筒两支，芙蓉王烟若干，袋装大米一包，白面一小捆，茶叶一包，电热水壶一个。唱台外围按照圆弧形放置几十个塑料凳、四台麻将机、若干牌桌供街坊邻里及客人参加丧会守夜时用。

晚上7点17分，杨妙勤及其三棒鼓团队队员锻炼、杨永龙、吴燕琼（女）、向邦应、刘广、鲁伟一行7人，到达龙山县湘鄂路三桥社区，逝者田陆胜家。杨妙勤先再次向孝家确定死者的生平及病逝原因，然后回到唱台前摆置“家伙”，中间放置鼓两架，主唱两位居中，左右为锣手，考虑到场地的局限，此次三棒鼓选择不带抛刀棒的三棒鼓坐唱表演，主要分为唱生平、逗客调侃、讲故事、谢孝家四个部分。

7点30分，三棒鼓白会演唱正式开始，首先为传统的三人组合模式，由杨妙勤担任主唱自击鼓，帮唱为锻炼同时击鼓，向邦应为锣手。晚8点，副锣手鲁伟加入组成四人，这一段为三棒鼓白会“唱生平”，主要交代逝者因肾病逝世，享年45岁及生平的一些事迹，尤其是为家庭或者家族内部做的那些好事，会着重即兴编唱，唱腔缓慢悲切，伴随歌声家人同时要配合哭灵、烧纸、祭拜。如下：

龙山县丧葬仪式三棒鼓一般都是以夜场表演为主，上述谱例1为第一场头板进入，“叙事型”演唱，其中音乐运用“悲调”起腔烘托气氛，这是三棒鼓特色唱腔之一，多运用于丧葬场合中的劝孝，寿宴场合感恩父母，及缅怀伟人、烈士等曲目当中。演唱时要求艺人，唱腔略带哭腔，表达惆怅之感，发音低沉，全曲速度相较于“平腔”而言要放慢一倍。在仪式中，悲调唱词直至孝家，引导孝子哭丧的情绪，配合整场仪式的发展，现场逝者的妻子及儿子也因曲调的渲染，绕灵痛哭，整个过程锣鼓伴奏速度缓慢，尾音哭腔较长，一个曲调循环，唱词多是强调孝家悲切感念及祈愿逝者一路走好，再世顺遂。

晚10点，帮唱替换为吴燕琼，锣手分别替换为刘广、杨永龙，这一段主要为三棒鼓“逗客调侃”，乐曲节奏明显加快，朗诵性较强，多为互相调侃、吹捧、抬杠、拆台，娱乐性较强，唱词也多为现场即兴，观众参与，观赏性较强。晚11点，主唱休息，开始放宵夜，到场的亲朋邻里每人一碗面，鼓锣不停，按照当地三棒鼓表演的流程，此时应该开始三棒鼓耍唱与抛刀、棒的表演，但是由于孝家场地限制，只单独进行了耍唱。次日零点，演唱继续，杨妙勤主唱，吴燕琼帮唱，杨永龙、鲁伟锣手，这一段主要以唱吉利话为主，表演者会针对孝家每个不同辈分的人唱一段吉利话，俗称“散花”，被点到名的孝子，在乐队唱完祝福、奉承自己的一段词后，要在唱台上放上自己的心意（即人民币），如果放得少了乐队主唱也会即兴编词笑话孝家，所以一般都是以百元心意“散花”不封顶，这也是丧葬三棒鼓仪式中最具特色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乐手们最卖力和创收的项目，因“散花”环节收入不包括在仪式工钱中，所以往往一些三棒鼓技艺较高的乐队“散花”收入会远远高于这次仪式的工钱收入。“散花”环节各地顺序不同，有的地区如旁边的来凤县，一般放在仪式最后一部分谢孝家，有的则在中间环节演唱，也有的仪式中嫌孝家“散花”小气，在仪式中间和最后都要再唱一遍。

第二阶段“逗客调侃型”三棒鼓表演中，两鼓两锣四人组合，变头合尾式“平腔”对唱，D宫系统中A羽调终止。由唱詞来看，四句“五五七五”，一板押一韵，前两板分别押诸如韵（u）、凌罗韵（ing、o），内容从伤感哭孝，开始转向仪式观众的互动中。如下：

“逗客调侃型”是三棒鼓丧葬仪式音乐中变化最为丰富的一场，因为要配合“散花”仪式的需求，对音乐变化、技巧难度、唱词等方面要求较高。喜调唱腔，多用于烘托气氛的场合，往往以对唱形式，如男女对唱、师徒对唱、父子/女对唱等为主，唱词多为即兴编唱、互杠（方言称“臊皮”）、互吹（方言称“吹牛皮”）等。仪式中首先平腔进入，不断上板后，锣鼓伴奏逐渐加快，“喜调”唱腔，全场曲目速度完成了从慢板-中板-快板-急板的变化，同时唱词根据仪式环境即兴编唱，如对唱时杨老师就将当天笔者到场采访临时编入曲中。如下：

凌晨两点，师傅杨妙勤休息，由锻炼主唱，吴燕琼帮唱，鲁伟、刘广锣手，后半夜演唱了三棒鼓经典曲目《三打华府》，这一段一般以历史故事为主，即“讲故事”，由于凌晨过后年轻人守夜的较少，多是一些直系亲属和老人，所以需要唱一些长篇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来吸引大家。第三场传统“故事型”三棒鼓表演，多为后半夜进行，观众只剩本家孝子亲邻守夜，因此三棒鼓曲目的互动性减弱，领队杨老师休息，由其弟子表演，传统长篇故事《三打华府》，唱腔运用“平调”中速，曲调无限反复，唱词不同，音乐与头板相似（参见谱例1）。

凌晨4点50分左右，主唱换上杨妙勤，吴燕琼帮唱，鲁伟、刘广锣手，开始进入第四个阶段“谢孝家”，也是仪式的结束段，主要围绕孝家女主人不易及夸赞其为家庭的付出，并祝福家庭和孩子一切顺遂，末句还向孝家表示了感谢。音乐形态整体与第三部分近似。直至早晨6点三棒鼓乐队结束演唱，当地三棒鼓乐队一般不跟随丧葬队伍上山，接下来孝家打扫场地，准备抬棺上山大葬。

从上述龙山县三桥社区整个丧葬仪式来看，土家族白会三棒鼓（即丧葬三棒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湘鄂西地区使用较为广泛的功能性表演，各地一般除了表演时长不同（如在城区白会三棒鼓多为一晚，而在村落多唱两晚），在音乐及表演形式上均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程式性标准与流程。

三、当代土家族丧葬仪式的变迁与转型

丧葬习俗是土家族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礼仪，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告别”，既是对逝世者的体面交代，也是对生者的告慰。齐柏平曾撰文称土家族的丧葬形式大致经历了野葬——土葬——岩葬——火葬——土葬等不同阶段①。根据现有的历史文献记载，土家族在“改土归流”以前，普遍实行的是火葬与岩葬（悬棺葬）。1973年湘西自治州考古队，在保靖县四方城，发现一座元代古墓，墓中有一陶碗装有骨灰，由此可见元代时期土家族地区就已经在实行火葬了。而岩葬，又叫悬棺葬，主要集中于峡江地区和湘西沅水、酉水流域土家族聚集地，一般多将棺椁藏于岩壁的洞穴中，或者在较为光面的岩壁上打桩将棺椁悬挂于岩壁上。早在唐代就有很多诗句、文献记录或描写土家族岩葬的情况，如孟郊《峡哀》诗：“树根锁枯棺，孤骨袅袅悬。”唐张鹜《朝野佥载》中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半肋凿完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枢，弥高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②直至清雍正年间，各土司势力盘踞于西南一带，恐其成为王朝统治的隐患，公元1726年（雍正四年）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连续四次上疏奏请，开始大规模“改土归流”。改土后在土家族地区开始大力推广汉族地区的农业种植技术，引进汉族地区的农作物，对土人进行劝课农桑，鼓励他们进行垦殖活动等。而在丧葬等生活习俗上，当地人也逐渐开始摒弃火葬、岩葬等，改为汉族地区的土葬形式。据《来凤县志·风俗志》记载：“从前土民间同姓为婚及停丧火化等恶习，自改设以后，土民劝勉，今皆草薄从忠。”③由此可见，改土后汉族文化对土家人们社会生活、风俗文化等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后来土家族传统音乐变迁的影响埋下伏笔。

黑格尔说：“人具有两种特性——有生也有死。但对这事的真正看法应是，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④对于土家族人民而言，原始时期先祖们崇尚万物有灵，认为亲人逝世而灵魂不灭，有泽被后代的福音，至孝至亲虽不舍悲伤，但对于丧葬仪式的举行大多隆重而体面，尤其是对高寿老人逝世，在民间更是有“喜丧”之称。建国后土家族地区仍然实行土葬，只是在仪式中过去由老土司或道士主持的丧葬仪式，开始逐渐被地方三棒鼓团队或称花鼓团队替代，并形成了一套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殡葬产业链。以龙山县为例，笔者跟踪调查的三个三棒鼓社团，仅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一年间，承接丧葬仪式活动就有近百场，可见其在土家族地区的认可度颇高。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殡葬管理条例》，进一步实行全国殡葬法制化管理，尤其提倡推行火葬，节约耕地，节俭办丧的新风尚。2000年恩施市人民政府颁布了《恩施市殯葬管理暂行规定》，截至2009年，火化区域不断扩大，覆盖城区及城郊30多万人，火化率达50%以上①。相较于鄂西地区的殡葬改革，湘西土家族地区的殡葬改革制度显然要迟缓得多。现今中国土家族约有800多万人口，其中仍然会说土家语（毕兹煞）的约10万多人，几乎全部聚居于湘西州酉水流域，如龙山县的坡脚、苗市、里耶镇以及永顺县的双凤村，保靖的普戎乡等地。因此，当地传统文化习俗根深蒂固，尤其是对于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丧葬观念有着极其强烈的习俗认同，所以至今本地区90%以上仍然实行土葬，而在一些城郊或者村落几乎全部实行土葬。直至2020年4月9日，吉首市人民政府才颁布《吉首地区殡葬管理实施办法（试行）》，要求公民要按照“两集中一统一”（集中治丧、集中安葬，统一火化）的规定，推行火葬，改革土葬，倡导节地生态安葬，规范殡葬行为，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条例的试行也标志着湘西各地区土葬改革的开始，此后花垣县、龙山县等地也纷纷出台文件。

综上所述，土家族三棒鼓为多元文化融合下的产物，从族性而言混合汉族、土家族的民族特质，从艺术形式而言吸收了歌舞、曲艺、民族音乐，从区域而言复合了平原、山地等多种地域文化因素。因此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下三棒鼓兼具了实用、教育、宣传、礼仪等多种功能。而进入21世纪，受到新文化、政策方向的影响，其发展形式、文化功能势必有所转型，就丧葬仪式中的三棒鼓表演而言，未来如何适应体系化、标准化、模式化的现代火葬殡葬服务，不论是在表演方式、音乐形态、唱词内容等各方面对于艺人而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结语

三棒鼓作为汉族、土家族传统文化混合发展的产物，其文化内涵涉及到音乐体验者、时间、地点等多种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下又受到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影响，相继衍生出实用、教育、宣传、仪礼四种常见功能。改革开放后，地域开放，人口移动频繁（即土家族外出打工、汉族人口进入等），导致三棒鼓文化功能逐渐由过去专场专演的单一性，越来越向以商业性和娱乐性为主旨的方向演变。本文以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的路径进入，通过定点、定时的聚合型仪式的观察来获取表演过程中的仪式行为与仪式声音，结合仪式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试图呈现当下土家族三棒鼓在丧葬仪式中的演进模式，揭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家在场”对于地区传统文化发展的暗示及隐含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