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波 覃亦欣

摘 要：目前，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件数量高居首位，立案偏差率较高，以金属行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反倾销征收税率高且已转为从量税为主。墨西哥频繁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原因众多，其深层次原因是：墨西哥国内经济布局失衡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内在起因;墨西哥反倾销立法和WTO规定不完全兼容是其对华反倾销的制度诱因;高额的贸易逆差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原始动因;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与产品强性竞争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根本原因;拉美其他国家对华反倾销连锁效应触发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是重要原因。有效的应对策略是：加强利用墨西哥国内资源以提高胜诉率，有效利用反倾销国际国内法维护中国合法权益，拓宽双边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调整出口策略降低两国产品竞争风险，优化反倾销预警机制减少连带效应影响。

关键词：墨西哥;对华反倾销

中国与墨西哥的经贸联系日趋紧密，目前中国已是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墨西哥没有专门的反倾销立法，墨西哥分别于1986年1月、9月颁布的《对外贸易规则法案》、《对付不公平贸易行为规则》为墨西哥反倾销奠定了法律基础，1993年墨西哥先后颁布的《对外贸易法》、《对外贸易法条例》中有关反倾销的条款成为墨西哥反倾销最主要的法律依据。墨西哥首次对外反倾销调查是1987年针对美国三乙胺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首次针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是1991年针对中国陶瓷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近年来，墨西哥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客观上影响中国与墨西哥经贸的进一步发展，分析墨西哥频繁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尤为必要。

一、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现状

（一）墨西哥對华反倾销案件数量高居首位

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数据与Bown所整理的世界反倾销库的整理计算可知：墨西哥1987年至2020年共发起298起反倾销调查案件，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已立案88起，目前已结案87起。

从1987年至2020年12月底，遭受墨西哥发起反倾销调查前十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中国（88起）、美国（76起）、巴西（24起）、韩国（13起）、西班牙（11起）、俄罗斯（10起）、中国台湾（9起）、乌克兰（9起）、委内瑞拉（8起）、欧盟（6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高居墨西哥反倾销案件数量首位，比位居第二的美国多出12起;排名第三到第十的国家（地区）遭受总共90起来自墨西哥的反倾销调查，中国一国所遭到的反倾销数与后8个国家所遭到墨西哥发起反倾销的总和几乎持平。根据墨西哥经济部反倾销立案调查公告可知：在2007年、2009年、2010年、2018年四个年度，墨西哥仅仅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分别为3起、2起、3起、3起。前述数据说明墨西哥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之频繁，强度之大，极为罕见，反倾销成为墨西哥用以对中国出口进行贸易救济的首要手段。

（二）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立案偏差率较高

反倾销立案偏差率是指无措施结案数在反倾销终裁结案数中所占的比率。无措施结案主要指反倾销进口国对被调查产品未征收反倾销税而结案。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是对华反倾销主要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对华反倾销结案无措施率。

印度、美国、欧盟、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墨西哥对华反倾销主要经济体在1980年至2020年对华反倾销终裁案件中，立案偏差率分别为15.77%、19.37%、24.14%、22.66%、27.18%、10.87%、21.84%，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无措施结案的比例在对华反倾销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前，且与欧盟、阿根廷对华反倾销立案偏差率差距略低，总体而言，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立案偏差率较高。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立案偏差率高达21.84%，这意味着墨西哥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有超过五分一的案件本不应立案而被立案，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对墨西哥出口贸易发展。

（三）墨西哥对华反倾销以金属行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

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涉及金属制品、钢铁工业等18个行业。

在墨西哥对中国发起的88起反倾销案件中，金属制品工业被立案调查26起，占比为29.55%;钢铁工业被立案调查9起，占比为10.23%;有色金属工业被立案调查2起，占比为2.27%。金属制品工业、钢铁工业与有色金属工业合计被立案调查37起，占比为42.05%，此三项均属于金属行业，金属行业被提起反倾销调查占比接近一半，说明中国金属行业是遭受墨西哥反倾销影响最大的行业。此外，文体、工美和娱乐用品行业被立案调查9起，占比为10.23%;化学原料和制品工业与纺织工业2个行业各有6起，各自占比为6.82%;非金属制品工业有4起，占比为4.55%;通用设备、电气工业、医药工业、塑料制品业、皮革工业以及其他运输设备6个行业各有3起，各自占比均为3.41%;化纤工业、电子工业、食品3个行业各有2起，各自占比均为2.27%;矿产业、橡胶制品工业2个行业各有1起，各自占比为1.14%。从前述数据可知：墨西哥对华反倾销以金属行业为主其他行业为辅。

（四）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征收税率高且已转为从量税为主

1993年墨西哥就对中国发起高达14起反倾销，其中13起案件均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墨西哥经济部在该年对世界18个国家多种产品发起了大规模的反倾销，是国际上极其少见的由一国政府部门统一发起大型反倾销案例，其中对中国反倾销涉及范围多达十个不同类别的四千多种产品，所征收的税率平均值高达266.44%，特别是对服装征税315%、对玩具征税351%、对铅笔征税451%，对鞋类更是征收高达1105%的反倾销税，成为中国被征收反倾销税最高的案例。

2011年以前，墨西哥对中国发起54起反倾销案件，仅有4起采用从量税的形式结案，占比仅为7.4%。2011年以后，墨西哥对中国已终裁共33起反倾销案件，26起采用从量税的形式结案，占比高达78.8%。例如：2011年对中国电缆按照4.32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2年对中国陶瓷餐具按照2.61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3年对中国钢缆按照2.58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4年对中国钢和锌合金把手按照10.21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5年对中国铝制炊具按照4.10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6年对中国碳钢管按照0.618美元/千克征收反倾销税，2017年对中国铝膜气球碳钢管按照37.8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8年对中国铝箔卷按照3.4817美元/公斤征收反倾销税，2019年对中国冷轧不锈钢板按照0.63美元/千克征收反倾销税。从前述趋势可以看出，墨西哥针对中国反倾销征税以从价税为主已转变为以从量税为主。

二、墨西哥频繁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深层次原因

（一） 墨西哥国内经济布局失衡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内在起因

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以地理位置靠近美国的优势来获取外来投资，因此墨西哥北部及中部地区经济更为发达，其中位于中部的墨西哥城集中了全国近50%的金融业、服务业和工商业，2019年创造了全国38%的国内生产总值，墨西哥的出口加工区也集中在北部地区例如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亚州等，而其他地区则主要以传统工业缓解就业问题。但墨西哥同大多拉美国家一样，较少考虑国家整体福利最大化，更注重产业自身发展，这进一步加大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失衡。墨西哥主要生产并出口汽车车辆、自动化机器等，其核心产地为墨西哥北部的阿瓜斯卡连斯特州，丰富的矿资源也位于其北部高原，而发电机、电路设备、机器零附件产业则散落分布于其他地区，规模较小，且长期以来墨西哥政府鲜少出台对落后地区工业的扶持政策，淘汰了许多相关企业，墨西哥对各类零部件产品有巨大需求，使得中国的此类产品以物美价廉的优势成为墨西哥消费者的首选。为了保留类似情况传统工业的内销需求并维持现有企业的生存，限制进口是较为便捷的方式，向中国发起反倾销成为了墨西哥保护国内企业的重要手段，因此墨西哥地区经济布局失衡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内在起因。

（二）墨西哥反倾销立法和WTO规定不完全兼容是其对华反倾销的制度诱因

墨西哥有关反倾销的立法内容集中体现在《对外贸易法》第三章至第七章、《对外贸易法条例》第四章至第八章。墨西哥是WTO缔约国，根据条约优先的原则，墨西哥国内反倾销法依法应与WTO《反倾销措施协定》兼容，但目前墨西哥有关反倾销的立法与WTO规定不完全兼容，它赋予了相关机构更大的自由裁决权。2005年，WTO专家组及上诉机构裁定墨西哥《对外贸易法》中涉及反倾销的第53条、第64条、第68条、第89条、第93条、第97条与WTO《反倾销措施协定》不符，WTO敦促墨西哥修改该规定，但墨西哥至今依旧没有修改前述规定。墨西哥反倾销立法和WTO规定不完全兼容成为墨西哥向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强助推剂，例如，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53条规定外国出口商（或生产商）回复调查问卷的期限为自初始裁定作出后28个工作日，WTO《反倾销措施协定》第6条第1款1项规定“收到反倾销调查表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商应给予至少30天的答复时间。对于提出延长30天期限的要求应给予适当考虑。如果有合理理由，应尽可能同意该项延长要求。”从前述规定可以看出：从出口商或外国生产商对于调查问卷回复的起算点的时间来看，墨西哥以自初始裁定为起算点，与WTO规定的收到调查表为起算点明显不同;从出口商或外国生產商对于调查问卷回复的时间段来看，墨西哥规定为28天，WTO规定为30天且还可以适当延长。从前述对比可以看出，墨西哥反倾销立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出口商或生产商调查问卷回复时间明显短于WTO规定的时间，导致中国涉诉企业在短时间难以全面系统回答调查问卷的内容，从而导致涉诉企业的抗辩难以被采纳，这实际上是对中国生产商（出口商）法定权利的减损。

《反倾销措施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反倾销调查机构在确定“损害调查”时应以确实的证据进行“客观性审查”，《墨西哥对外贸易法》第33条和《墨西哥对外贸易法条例》第48条及其他有关条款赋予墨西哥反倾销调查机构在确定“损害调查”时以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例如，在2009年墨西哥针对中国无缝钢管发起的反倾销案中，由于中国无缝钢管在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4季度在墨西哥的出口量均大幅度下降，墨西哥经济部故意忽略该客观事实，仅以2008年1-3季度、2009年1-3季度作为调查期间，由此夸大无缝钢管倾销幅度，其行为违背《反倾销措施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的判断损害事实的“客观性审查”原则，最后对中国涉案产品征收高达56%的反倾销税。由此可知，墨西哥反倾销立法和WTO规定不完全兼容加大了中国遭受其反倾销的风险。

（三）高额的贸易逆差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原始动因

在世界各国反倾销历程中，当一国对另一国贸易逆差加大时，逆差国对该顺差国采取反倾销并征收反倾销税，是其减少逆差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与墨西哥贸易联系的日趋紧密，中国成为墨西哥第一贸易逆差来源国。据墨西哥经济秘书处统计：2013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613.2亿美元，进口额为64.7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548.5亿美元;2014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662.6亿美元，进口额为59.8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602.8亿美元;2015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689.9亿美元，进口额为48.8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651.1亿美元;2016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695.2亿美元，进口额为54.1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641.1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741.5亿美元，进口额为67.1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674.4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850亿美元，进口额为72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778亿美元;2019年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额为736.2亿美元，进口额为47.4亿美元，墨西哥贸易逆差688.7亿美元。近年来，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居高不下，其各届政府对贸易逆差十分敏感，客观上会默许墨西哥国内产业对华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墨西哥反倾销调查相关人员也存在倾向征收反倾销税的心理预期，这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原始动因。

（四）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与产品强性竞争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根本原因

墨西哥和中国均属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相似且产品具有较高竞争性。

在产业结构方面，从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来看，墨西哥与中国较为相似。以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的2017年至2019年一二三产业两国占比为例：2017年，墨西哥占比分别为3.38%、30.95%、65.67%，中国占比分别为7.46%、39.85%、52.69%;2018年，墨西哥占比分别为3.37%、31.17%、65.46%，中国占比分别为7.04%、39.69%、53.27%;2019年，墨西哥占比分别为3.39%、30.88%、65.73%，中国占比分别为7.11%、38.97%、53.92%。从此数据可以看出，墨西哥的产业结构不仅占比与中国较为相似，且各产业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特别是第二产业（工业）占比相差均为个位数，第二产业相似度更高。

从产品的竞争方面来看，中国对墨西哥出口产品以机电产品、运输设备为主，墨西哥本国的机电产品、运输设备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且在其出口产品中占有很大比重。以2017年-2019年为例，通过对联合国贸易数据库的数据整理可知：2017年，中国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分别为45.46%、10.35%，合计55.81%，墨西哥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比重分别为36%、25.8%，合计61.8%;2018年，中国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分别为46.52%、8.71%，合计55.23%，墨西哥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比重分别为34.9%、26.6%，合计61.5%;2019年，中国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分别为46.2%、9.6%，合计55.8%，墨西哥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比重分别为39.3%、23%，合计62.3%。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出口比重合计高达55%以上，说明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产品与墨西哥本国产品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其中数据处理机、机动车附件、显示器及接收设备、监视器及影相装置4个大类的竞争尤为突出，以2017年-2019年为例，此4类产品总共从中国出口到墨西哥的比重各年分别为19.37%、19.4%、14.8%，墨西哥此4类产品出口比重之和各年分别为18.44%、19.7%、12.5%，该4类产品的比重均位列两国首列且其出口结构极其接近。正是明显的竞争性导致墨西哥政府和企业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排斥，排斥的主要手段就是提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

（五）拉美其他国家对华反倾销连锁效应触发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是重要原因

以1983年至2020年的反倾销数据来看，拉美地区、欧洲地区、亚非地区、美大地区四大地区对华发起反倾销占该地区总反倾销案件数的比例分别为35%、31%、25%、20%，拉美地区已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比例最高的地区。中国对不同拉美国家的出口策略相对一致，例如中国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出口的机电产品占中国对其总出口的占比在2017年分别为43.1%、47.8%、45.46%、45.8%;2018年分别为51.4%、40.8%、46.52%、45.7%;2019年分别为52.8%、44.5%、46.2%、45.4%。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主要的拉美国家都以出口机电产品为重且比例均接近一半，这使得墨西哥在其他拉美国家对华发起反倾销时，极易反观自身相关产业，从而向中国发起反倾销，甚至出现“先反再论”现象。例如阿根廷在2009年对中国牛仔布发起了反倾销调查且制定了3.13美元/米的反倾销税，墨西哥紧跟着在2010年也提起了对中国牛仔布的反倾销调查，但该案最后否定了中国的倾销行为;巴西在2012年6月对中国无缝碳钢管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同年11月墨西哥也随即发起了来自中国的无缝钢管的反倾销调查，并征收了高达778.99～835.47美元/吨的反倾销税;哥倫比亚在2014年对中国钢绞股绳发起了反倾销调查，墨西哥紧接在2015年初对中国钢铁绳缆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征收了1.02美元/公斤的反倾销税;秘鲁在2020年2月对中国涤纶面料发起反倾销调查，同年3月墨西哥随即发起对中国涤纶长丝的反倾销调查，是少有的化纤工业反倾销案。诸多时间接近且涉案产品相似的反倾销案例都可以看出，受其他拉美国家对华反倾销连带影响是墨西哥对华反倾销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对来自墨西哥反倾销的应对策略

（一）加强利用墨西哥国内资源以提高胜诉率

首先，鉴于墨西哥较少关注个体企业及消费者的利益，且中国出口商、墨西哥进口商与墨西哥消费者在面临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时实质上处于同一利益立场，中国应与墨西哥的出口商与消费者协会等相关组织求同存异、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共同应诉，以此增强中国的胜诉率。此外，目前中国与墨西哥在反倾销案件调查的过程中仍以官方机构传达为主，使得我国诉求得不到正确的反馈，两国应建立更多以应诉企业为主体的沟通渠道，增强中国对话语的掌控权。

（二）有效利用反倾销国际国内法维护中国合法权益

首先，针对墨西哥反倾销国内法与WTO反倾销法相悖的地方，联合美国、巴西等遭受墨西哥反倾销较多的国家，共同向墨西哥表达诉求，促使其有关反倾销法的修改。其次，在针对墨西哥对华反倾销个案中，中国政府及涉案企业要积极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最大限度维护合法权益。再次，中国应进一步完善自身的反倾销法，增强应对别国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法律支持。最后，中国反倾销条例颁布实施25年来，中国仅对墨西哥提起1件反倾销案件（2003年，乙醇胺），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案88件极不相称，中国可适时采取对等措施，提高对墨西哥反倾销频度，增强中国反倾销法的震慑力度，降低墨西哥对华反倾销强度。

（三）拓宽双边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

首先，中国应积极拓宽与墨西哥的双边合作领域，加强两国在农业、基础设施、能源、矿产业等方面的合作，寻求良好的合作关系，根据市场要素适当增加从墨西哥进口产品的数量，逐渐降低墨西哥对华贸易逆差。其次，中国应加大在墨西哥“产品本地化”战略，具体以“并购式为主、新建式为辅”，并购式可迅速获取当地营销网络，更有利于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建立良好的互信合作关系，也可直接降低反倾销的风险。再次，探索与墨西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降低反倾销的风险。

（四）调整出口策略降低两国产品竞争风险

首先，出口方向多元化，避免同类产品在同一时间大规模涌向墨西哥;其次，出口质量高质化，提高中国出口墨西哥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出口产品物美价高，广受欢迎，可直接降低反倾销的风险。再次，出口产品差异化，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针对墨西哥国内相对缺乏而中国资源相对丰富的产品，加大出口力度，增强产品互补性从而降低反倾销的风险。

（五）优化反倾销预警机制减少连带效应影响

首先，中国应建立由政府、行业、企业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以市场导向和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等多元来源捕捉有效的反倾销相关信息，尽早解除中国和墨西哥两国行业或企业间可能存在的误会，从根源上避免反倾销调查的发生。其次，在其他国家对我国某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时，应及时关注该产品在墨西哥的出口情况，避免连带效应而引起墨西哥对相关产品发起反倾销，及时调整对墨出口的策略并积极沟通，创造出即使墨西哥仍然对中国发起类似的反倾销案也具有更利于中国胜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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