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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他们,是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
——访《浙江日报》老摄影记者徐永辉

2021-06-22陈佳莹

传媒评论 2021年8期
关键词:浙江日报摄影

文_陈佳莹

人物名片:徐永辉,1930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杭州新闻学校,《浙江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分会名誉主席,浙江省新闻摄影学会会长等职。被誉为国内新闻界“跟踪摄影第一人”的徐永辉,在岗70余年,创作的《一户人家十年间》《陪嫁的“传家宝”》《一曲难忘三十年》《一户农家五十年》等长篇图文报道,深刻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巨大变迁,作品曾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并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永久收藏。徐永辉也是新闻摄影界第一位在央视春晚亮相的新闻人物。

采访组成员:浙江传媒研究院 王晓东

《浙江日报》全媒体深度报道部 陈佳莹

《浙江法制报》胡晓峰 陈 骞

我要去找共产党!

采访组:徐老,您从业七十余载,被誉为中国“跟踪摄影第一人”,我们很想知道,您最初是如何走上新闻摄影道路的?

徐永辉:我是1930年生人,出生在上海。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时我还失业在家,根本没想过会成为《浙江日报》的记者。但我一直有一个念头:要去找共产党!

为什么呢?我15岁开始在上海万籁鸣照相馆当学徒,这个照相馆就是我们地下党活动的地方。我曾听到地下党在开会的时候说,解放区有饭吃,有工作干,能上学。前两个我倒不在意,但上学是我最向往的。由于多年战乱,学业被打断,我从来没有正式进过学校。

3年后我从照相馆满师,自己出去找工作。在一位早年加入共产党的师兄的介绍下,辗转到了杭州,考进了杭州新闻学校。1950年毕业后刚进《浙江日报》时,老记者让我先从抄稿子学起,可是我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报社就让我先下乡去实习采访。

当时,报社社长陈冰就是新闻学校的校长,听说过我在照相馆当过学徒,却发现我不在报社。他让人打电话去找,秘书说分配在武康县通信站,打电话到武康,又说调去了临安地委,问临安地委,又说我被分配到新华书店卖书去了。陈冰听后有些生气,说,我们办新闻学校是为了培养新闻干部的,赶快把人调回来。

就这样,我重新回到了《浙江日报》。

流着泪拍叶根土家第一张照片

采访组:您在新闻领域工作了那么多年,创作过许多作品,哪些是您印象比较深的?

徐永辉:印象最深的是拍摄叶根土一家的经历。

进报社后,陈冰社长给了我一台相机,是当年省委书记谭震林交给他工作上用的。他要求我下到基层去,到鱼米之乡杭嘉湖去采访,好好拍一些解放后老百姓的生活照片。

但采访谁呢?我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时,我想起从上海坐火车来杭州时,经过嘉兴七星桥车站,遇到了国民党飞机的空袭,趴在火车底下才幸免于难。我心想:这次再去看看那里的老百姓过得怎么样了。

那是1950年。刚到七星桥火车站,没走多远,就听到一阵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小孩。出于记者的本能,我举起了手中的相机,谁知两个孩子没见过相机,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吓得哭着往家里跑。听到哭声,他们的父亲叶根土从屋里走了出来,问我:“解放同志,做啥?”我赶忙说,我要给两个孩子拍张照。根土说:“他们好福气啊!我活到现在还没拍过照片!来一张好不好?”这时,孩子们的母亲也闻声扶着墙走了出来,她当时病得很重。

他们一家人站定,我举起相机要拍,可刚举起来,从镜头里看到他们一家人站在我面前,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为什么呢?我看清楚了,两个小孩子穿着破烂棉衣,腰间用一条绳子扎着,如果没有这条绳子,破棉絮就会一块块掉下来。他们穿的,就是我小时候穿的那种衣服啊!他们的童年就是我的童年!我想起了自己的苦难经历。我很小的时候,全家就只有三口人,但亲人们都陆续去世了,姨母是在逃难路上吐血死的,外婆是被日本鬼子一脚踢死的,全家就剩下我一个,那年我才9岁……看到他们这样苦,我就像看到我自己小时候,真的是触景生情。

拍完照片,我又想,解放了,我都能翻身,过几年,这个家庭肯定也能翻身,到时候我要再来看一看。

几年后,我又去七星桥找叶根土,可他们家却已人去屋空,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但我没有放弃,过段时间就去一次,打听打听,终于在第四次去的时候,碰上一位老太太,从她口中得知,根土是从小逃荒讨饭来到嘉兴七星桥的,解放后连续三年丰收,他攒了点车费,带全家回原籍台州黄岩“羊棚岭”和老母亲团聚去了。

有了线索,我就经常往台州跑,想找到他们一家。但是好几年过去,一直找不到“羊棚岭”这个地方。后来,一位公交车售票员和我讲,黄岩西门外有个“凉棚岭”,说不定就是你要找的“羊棚岭”。我一听,连忙赶去,终于找到了叶根土一家,这时,已经是1959年,离我第一次给他们拍照,连头带尾10年了。这10年,他们的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但有饭吃、有衣穿,每个人的气色也好了很多。特别是叶根土的妻子高阿二,上次见时,她已病入膏肓,可这次正手脚麻利地在地里干活呢!

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伟大,用10年时间改变了叶根土一家。其实,我们的党改变的又何止是叶根土一家呢?于是,我又给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

回到报社,我的恩师、总编辑于冠西看了照片,说:“这个照片好啊!”他一边看一边用一支笔在照片上不停地敲,敲了一会,说,“有了,就叫《一户人家十年间》!”

就这样,照片登了出去。从第二天起,报社,还有我个人,收到了很多很多读者来信,成百上千封。农民、工人,还有各行各业的人都来信说,这篇报道生动感人,用事实说话,他们都有一种切切实实的翻身感,发自内心地觉得共产党就是好。

从那时起,我的跟踪摄影报道开始在全国产生一些影响,我有些出名了。但这个“名”,我知道,是《浙江日报》给我的,是共产党给我的。

在叶根土之外,我也持续跟踪着其他农民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杭州乔司的农民汪阿金。他们家的变化真大啊!就说交通工具,上世纪50年代初第一次见他时,他是用手推独轮车运货的;到70年代末,他的3个儿媳妇就人手一辆自行车了;到80年代后期,他的3个儿子每人都有一辆摩托车;90年代开始,他们家又开上了汽车;直到现在,3个儿子3户人家,一共有8辆汽车。这个过程,我都用相机跟踪记录下来了。

除此之外,还有在龙泉大山里为村民扫盲的农村妇女李招娣;喊出“我靠共产党站起来了”的码头工人钟兆年……这些年,我一路跟踪拍摄的各社会阶层的人物很多很多,总有几十位吧,数都数不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是社会进步的亲历者,是我们党伟大事业的见证人。

吃党一斤饭,就做十斤米的工作

采访组:是什么让您这么多年坚持干好跟踪摄影这一件事?

徐永辉:我是从苦日子里走出来的,是共产党让我过上了好日子。吃党一斤饭,就做十斤米的工作。我是1997年退休的,到现在又干了24年,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是党把我从一个失业青年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党报记者,我要用全身的力气去工作,报答党的恩情。

因此我喜欢拍农民,我和农民有共同语言。看着他们从吃不饱到吃上了“满汉全席”,从穿破棉衣到穿西装、大衣,从住茅草房、石头房到住上现代化的公寓,从推着独轮车到开上轿车……到现在,我所跟踪拍摄的农民,他们的吃穿住行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党就是这么伟大,能把人救过来,不是救一个人,而是救一个阶级,改变一个社会。

曾经,我的梦想是自己有饭吃、有工作做、能上学。自己翻身以后,我就想看着一户户农民也翻身。当我手里有了相机以后,这种责任感就更强烈了。我想让我的拍摄对象也和我一样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我的追求、我的梦想。现在,这些梦想都已经实现了。这也是我交给组织的答卷。也许现在我可以说一句,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但是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报答党恩情的事情。

周总理跟我说的话,一辈子用不完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曾经多次奉命拍摄过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浙江的活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以及您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教诲?

徐永辉:1957年3月21日,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在杭州公开露面,是在笕桥机场,我就在现场。当时我和总理的距离只有三公尺,我很紧张、很激动,站在旁边,心里是扑扑跳的。我很感慨,这是党对我的信任,才能让我离总理这么近。

1957年4月25日晚上,在杭州,我再次奉命给周总理拍照。他看见我,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来了。你的两条腿,比我四个轮子跑得快,希望你当个好记者。”语重心长,一句话值千金。他希望我当个好记者,这是给了我最高的信任、最高的期待。党和国家把一切都寄希望在年轻的一代身上,我一直牢记在心,要当好记者。

第二天,我又去给周总理拍照。他又对我讲了一句话:年轻人要向年纪大的学习,有了一点工作上的成绩,不要翘尾巴。他这是在提醒我们年轻人,要好好听党的话。

这些金玉良言够我用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没用完。尤其是总理最后那句“不要翘尾巴”,让我深深感到,光荣是党给我的,没有党的领导我是怎么都不会成功的;成绩是属于大家的,做任何事情都要谦虚一点,不要老三老四。

我给周总理总共拍了9次照,从1957年一直到1966年。除此之外,我还给陈云同志拍过3次照,也曾给贺龙、陈毅拍过照片。

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

采访组:您的经历,对全体浙报人来说都是宝贵的财富。您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嘱咐和寄托?

徐永辉:当记者容易,当个好记者却不容易。要当一个一流的记者,就要受一流的教育,要在一流的行动上体现出来。

做记者一定要下苦功。你要用耳朵听,老记者在讲什么?用眼睛看,老百姓在做些什么?还要自己思考,我要表达什么?当记者的过程就是改造自己的过程,改造世界观的过程。

做记者一定要谦虚好学。你去采访一个先进人物,千万不要以为我是记者,我是来帮助你宣传的。错了!记者去采访,是向先进人物、向人民群众学习的。

做记者一定要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时时刻刻接受党的考验,要对党讲真话,为人民办实事。

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永康采访,突然接到报社来电,让我立刻赶到丽水碧湖,那里要“放卫星”了,粮食亩产8000斤,有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要来参观水稻丰收。

我急忙赶到那里,“大部队”已经开始参观了。我问一位正在参观的同志:“这个稻怎么样?”没想到他说:“不怎么样。”我连忙追问为什么。他解释道:“他们报8000斤应该是按田方边上长得饱满的稻谷来计算的,其实里面的稻谷根本没这么好,亩产2000斤都不到。”

不一会儿,省委分管这项工作的书记林乎加和当时《浙江日报》的社长江牧岳也来到现场。林书记问我:“稻子怎么样?”我老实说:“不怎么样。”一个记者,敢不敢讲真话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一五一十地告诉林书记,这个稻子,田方周边的是好的,里面的就没那么好了。林书记马上找人去核实。知道我反映的情况属实后,他很满意,让秘书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派我到瑞安塘下去检查有没有虚报的情况。介绍信上写道“特派徐永辉同志对塘下水稻进行检查”。林书记还亲自给瑞安的书记打了电话。当晚,我就坐船前往瑞安,当了回“钦差大臣”。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深,记者是历史的记录者,一旦写错了,会产生严重后果,一定要正确反映实际情况。

最后,我还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无论何时都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头脑要清醒。中国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国,我们身上的任务还很重,必须要艰苦奋斗,这样的精神要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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