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 尹玉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凭借人口红利，在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人口红利消失，一部分跨国公司、外资企业转移至东南亚等地。我国亟需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凭借制造业服务化是否能实现这一目标，又是通过何种作用机制发挥作用？本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1 制造业服务化对我国制造业GVC分工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以交通运输、信息通讯、金融服务、科学技术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等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其对制造业的投入作为一种高级的生产要素，提高了制造业各部门的生产效率(高觉民等，2011)，进而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江静等通过构建“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证明了服务业投入的增加降低了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使其效率得到极大提高。冯泰文更进一步将生产成本细分为制造成本各交易成本，分别从两个角度出发对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路径给出合理解释与说明。

从直接效应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GVC分工位置的直接影响，主要有以下三种作用渠道：一是生产要素渠道。服务业中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作为一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端生产要素投入到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直接提高了后者的要素禀赋质量及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其GVC分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