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剑，周小强，肖诗顺

(1.四川农业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逐渐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三大“新常态”特点。在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中，文化程度低、先进职业技能相对匮乏的农民工群体[1]面临较为严重的短期就业压力，相关研究发现，13.26%的农民工在返乡后处于失业状态[2]。因此，解决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成为各地政府工作的重点。尽管如此，农民工返乡后并非尽然回归传统农业，其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双创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王西玉等利用中国9省(市)13县139个村的调研数据发现，至少有4成返乡农民工投身非农产业[3]。石智雷和杨云彦研究发现，回流劳动力中选择自主创业的比例高达18.4%[4]。农民工创业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涌入城镇，在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积累了财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经验，激发了创业热情。中国农业部农产品加工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1月，我国乡镇企业共计3 204万家，返乡农民工创业人数达220万人，创办小微企业23.7万家。事实上，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为农民工创业积累丰富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5-6]。农民工创业不仅实现了自身再就业，增加其家庭收入，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其信息传递、知识获取与新商业形态组建等功能在各层次创业中的作用也逐渐引起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关注。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7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1.7%)，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09亿，占比27%。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有助于打破空间限制，帮助创业家庭维系和巩固现有的社交体系；另一方面，互联网丰富了农村居民信息获取的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对创业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城乡“数字鸿沟、信息鸿沟”。农村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与外出务工类似，对农民工信息资本积累、社会资本积累显然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故而在“万物互联”的时代背景下，探讨互联网与外出务工经历两种类似功效的行为对农民工群体的创业行为的作用机制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这两种具有类似功效的行为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地方政府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新思路，即在农村地区推广、普及互联网，使农民能及时、全面获取市场信息，把握创业机会，从而促进创业行为的实施。其次，本文尝试打开了外出务工经历的“黑匣子”，探讨了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为不同类型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研究探索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与留守农民在创业决策、创业类型等方面存在的异质性，为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有益参考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

近年来，关于创业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日益丰富，涵盖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创业动机理论等创业理论。一方面，企业家资源禀赋理论认为，创业是资源匮乏前提下的机会驱动过程，企业家创业前的资源构成其创业的资源基础，影响着创业选择等系列决策，并将创业的影响因素分为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三个方面[7]。经济资本主要是从信贷约束[8]进行分析；人力资本主要从创业者的个体特征展开分析，如受教育年限[9]、金融知识[10]、年龄和职业技能[11]；而社会资本则是从创业者的社会特征角度进行阐述，如社会网络[12]、宗族网络[13]、人际信任[14]和社会规范[15]。

另一方面，Gilad和Levine于1986年提出了创业动机“推动理论”和“拉动理论”，其中“推动理论”是指个体由于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对当前工作不满等因素而被迫创业，而“拉动理论”则是指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实现自身价值等因素而主动去创业[16]。围绕这一理论，学者们展开了系列讨论。相关研究表明，创业动机至关重要，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模式[17]、创业绩效[18]。朱红根和康兰媛研究发现，与生存型创业动机相比，具有成长型和价值型创业动机的农民返乡创业的绩效更好[18]。

国际上，与外出务工经历密切相关的是海外工作经历与移民对创业的影响，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19-20]，而关于从农村进城务工这一特殊活动对创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则相对不足[21]。已有文献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缓解了融资约束[5]、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6]，进而对农民创业选择产生积极的影响。周广肃等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加融资比例和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创业，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工在家乡的社会资本[5]。而徐超等则发现，与留守农民相比，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社会网络更广泛，且更容易获得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6]。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家资源禀赋、创业动机、创业决策以及外出务工经历两两之间的关系，而缺少四者的有机联系，忽视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基于此，本文从资源禀赋理论和创业动机理论出发，构建如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创业动机对农民创业产生影响，但外出务工经历本身具有多样性，不同性质的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影响可能存在差异。近年来，随着进城务工农民的教育水平逐渐提高，农民工的工作领域也从早期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逐渐向多元化发展。部分农民工选择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以及民营私营企业这类组织结构更为严密，工作专业化、部门化、正规化更高的企业类工作部门；同时，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过程中在事业单位、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和社团等社会化组织工作；此外，部分农民工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选择个体工商户、自由工作者这类组织结构更为松散、工作灵活度更高的职业。从农民工创业的影响机制看，首先基于职业选择模型[22],人们选择打工还是自我创业主要考察两类工作的风险以及对应的机会成本，显然与农民工相对“低端、生存型”的创业行为相比较，在企业部门工作面临更低的收入风险，同时在企业部门任职的农民工业面临较高的转换成本(机会成本)，按照职业选择模型的解释，农民工在企业的工作经历将降低其创业概率。其次，工作嵌入模型的研究表明，创业者先前的工作经验对未来的创业可能性及成功概率存在重要的影响，之前的工作经历、知识技能、社会网络等资源内嵌于个体之中，这些资源往往是个体创业的重要推动因素。考虑到农民工群体在企业中大多从事简单、低技能甚至是重复性劳动且劳动强度较大[1]，不利于农民工积累创业所需的机会识别能力和专业技能等这类核心资源。而组织结构更为松散、工作性质更为灵活的社会、自治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这类工作经历对个体积累创业核心资源相对更为有利，同时之前的创业经历也有利于下一份创业的开展，创业的中断与创业地点的转换也体现了组织再造与创业技能的积累，创业者面临的市场环境、规制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基于上述认识，在此提出本文的第一组研究假设。

图1 外出务工经历作用机制

假说1a：相较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而言，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高其创业概率。

假说1b：相较于企业类的外出务工经历而言，拥有社团、个体工商及自由工作等非企业工作经历的农民工创业概率更高。

假说1c：相对于民营企业类务工经历而言，其他企业类务工经历并不会显著影响农民工创业概率，而社团、个体工商和自由职业等非企业工作经历能够提高其创业概率。

(二)外出务工经历与互联网

互联网的普及在改变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经济活动。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普及对创业具有积极显著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为潜在创业者在获取市场信息、发现创业机会等方面提供了便利。创业活动的核心即是利用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发现和挖掘潜在的创业机会[23]。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使人们能够便捷地搜索和获取信息，加快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降低了信息成本，从而降低了创业门槛和创业风险。另一方面，互联网使用能够促进人际联系，提升社会资本。互联网的普及拓展了人们的交流方式，如微信、微博、博客，显著增加了网络社会资本。赵曙光实证分析了不同社交媒体与不同类型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表明，微信的使用能够维持基于弱关系的连结社会资本和基于强关系的粘合社会资本，微博对基于维持关系的维持社会资本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24]。显然，互联网的使用不仅能够使农民及时、全面获取市场信息，也正发挥着外出务工经历积累社会资本的功能。互联网使用在为潜在创业者建立新的社交联系的同时，也为其维持着原有的社会资本，这对外出务工农民维持、巩固其家乡本地社会资本尤为重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甚至消除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带来的损害家乡社会资本的后果。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二组假说。

假说2：控制其他因素不变，互联网的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存在替代效应。

(三)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外出务工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一方面，外出务工者文化水平低、职业技能缺乏[1]，大多从事简单体力劳动，技术含量和劳动收入低，依靠外出务工工资积累的财富少。《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年均工资仅为42 864元。同时，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结交的人群普遍收入水平低，融资能力受到社会网络经济实力的限制，这将严重制约农民工创业的规模。创业类型可按照是否雇佣他人为其工作分为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25]，不同的创业类型对创业者的要求则不同。一般而言，雇主型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准入门槛更高，因而对外部融资需求更高[26]。相比之下，自雇型创业者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是因无好的工作选择而被动地创业，其基本以家庭成员为主，运营规模更小，因而对启动资金、管理能力等要素的要求更低。事实上，现阶段农民外出务工仍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有限，融资能力较差。据此推断，外出务工经历对要求更低的自雇型创业的正向影响更大，而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则次之，甚至于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是影响创业行为的重要因素，其主要通过审批程序、经商准入条件、政策资源获取等环境来影响创业。其中，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对创业的影响尤为突出。非农户籍、本省或本市户籍能够显著提高流动人口自我雇佣的概率[27]，而农民工多为非本市或外省户口，因而往往在流入地遭遇不公平的待遇。一般而言，城市户口的含金量越高、落户条件越高，对农村流动人口的限制就越严格。与此同时，家乡当地的创业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为响应中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各地政府纷纷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因此，户籍等制度环境的限制往往会迫使农民工远离迁入地而返乡创业。据此推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工会更倾向于在家乡当地创业，而非外地。基于上述分析，在此提出本文的第三组假说。

假说3a: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型创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雇主型创业的作用则次之。

假说3b：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更显著地提升了家乡本地创业的概率。

二、数据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2016年的农村户籍样本。CLDS是中山大学于2011年开始组织、每两年以中国大陆城乡村居为范围开展的家庭劳动力动态追踪调查，其样本覆盖中国29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西藏、海南)，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所用数据主要包括个体、家庭、村庄三个层次：(1)个体层次，涵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社会参与以及健康状况等重要信息；(2)家庭层次，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经济、消费等信息；(3)村庄层次，包括村庄人口规模、宗族网络、经济水平、基层组织以及村落距最近县或区政府的距离等关键信息。本文研究的是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故将样本的年龄限制在15～64岁之间(含15和64岁)，同时剔除城市户籍、在校学生、离休人员以及因残疾、身心疾病而不能参与劳动的样本。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创业，是二值虚拟变量。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如果将工作区分为雇员、雇主、自雇和务农四种，您看下面的定义，您这份工作应该属于哪一类？”问题，将回答“雇主”或“自雇”的农村居民定义为创业者，并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根据这一定义，研究对象中具有创业行为的样本占比为10.03%。此外，本文将创业进一步细分为自雇型创业和雇主型创业，将回答“自雇”的定义为自雇型创业，并赋值为1，其余为0；将回答“雇主”的定义为雇主型创业，并赋值为1，其余为0。

2.关键解释变量

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涉及外出务工经历、前一次外出工作单位类型、有效借贷机会、创业动机、互联网使用能力、互联网使用等变量。其中，外出务工经历是核心解释变量，本文将跨县流动半年以上作为判定农民外出务工的标准，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赋值为1、无外出务工经历赋值为0。前一次外出工作单位类型分为民营或私营企业、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及非企业(1)非企业主要包括自由工作者、个体工商户、村居委会等自治组织以及社团等社会组织。四类，并分别赋值为1、2、3、4。借鉴金江等[28]的做法，基于问卷中“在本地这些关系密切的人中，您可以向他或她借钱(以5 000元为标准)的有几个？”这一问题，定义有效借贷机会这一二值虚拟变量，若1个可供借钱的当地人都没有，则有效借贷机会为0，否则为1。此外，本文参照尹志超[10]等的思路，定义了创业动机变量，将因没有更好的工作而创业视为生存型创业，将为抓住好的创业机会而创业视为机会型创业，将既没有更好的工作选择、也抓住好的创业机会视为混合型创业并分别赋值为1、2、3。本文还基于问卷中“请您评估一下您在以下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将“使用网上银行”和“网上购买火车票”两个板块能力值进行求和，定义了互联网使用能力变量。最后，本文定义了互联网使用变量，基于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是？”这一问题，将回答“上网”和“不上网”的分别赋值为1和0。

3.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将影响创业的控制变量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反映个体特征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政治面貌、身体健康状况等；二是反映家庭特征的变量，如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家庭赡养比(儿童、老人数量与劳动力人数之比)、人均土地面积等；三是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如村庄距最近县/区政府的距离、是否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表1描述了主要变量的定义及基本统计特征。

表1 变量定义及统计特性

(三)实证策略

1.计量模型

(1)本文基准的Logit模型。

(1)

其中，i表示个体，f表示家庭，c表示村庄，即一个观测值由个体、家庭和村庄三个维度组成。Xifc、Ffc、Cc分别表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其中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WCifc是核心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经历这一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原因如下：首先，一些农户自身无法观测度量的特质性因素(unobservable heterogeneous factors)可能既影响外出务工，又作用于其创业行为，从而导致遗漏变量问题；其次，部分农民为了积累创业所需的物质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才决定外出，即创业决策在前、外出务工在后，进而导致逆向因果问题。为解决以上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同时，将检验的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2)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

为进一步探讨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将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中，dum1=1、dum2=1、dum3=1分别表示前一次务工单位类型为国有或集体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以及自由工作者或个体工商户，dum1=0、dum2=0、dum3=0均表示民营私营企业。

(2)

(3)互联网使用对外出务工经历的替代效应。

此外，为考察互联网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是否存在替代效应，本文将对模型(3)进行估计，其中internet为互联网使用变量，1和0分别表示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互联网，若交互项系数β3显著为负，则二者存在替代效应，反之，则不存在。

β6Cc+εifc)

(3)

2.工具变量：2014年村庄外出人口比

本文选取2014年村庄外出人口比(即2014年村庄外出人口数与村庄户籍人口数之比)作为个体是否有外出经历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基本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条件：(1)2014年村庄外出人口比只能通过农民现阶段外出务工唯一途径来影响创业决策，不会通过其他途径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户个体创业决策，满足外生性条件；(2)该工具变量与农民外出务工倾向呈正相关，满足相关性条件。另外，这一工具变量与“村内早期农民工数”[5]相比，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原因在于村庄外出人口比消除了因村庄自身人口规模的差异所产生的规模效应。

3.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如上文所述，外出务工农民和留守农民在自身特性上存在系统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既影响外出务工决策，又影响创业选择，从而导致自选择偏差。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以此降低外出务工农民和留守农民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其基本思想即是通过构造反事实框架来估计某一政策或行为的执行所导致的因果效应。具体到本文研究，由于无法观测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在不外出状态下的创业行为选择，因此便无法估计外出务工经历的平均因果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for the Treated，ATT)。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基本思路即是指在没有外出务工经历(控制组)的农民中找到某个农民i,使得其与有外出务工经历(处理组)的农民j在协变量上尽可能相似，用农民i的创业选择作为农民j在不外出状态下的创业选择的代理变量，从而构造反事实结果，进而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因果效应(ATT)。

三、回归结果

(一)基本结果

表2汇报的是Logit模型回归的平均边际效应，包含6个子回归，每个子回归逐步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社会资本变量以及互联网变量。列(1)—列(4)逐步控制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外出务工经历的平均边际效应虽有所下降，但逐渐稳定在1.6%左右，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控制变量的选择对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并无太大的影响，从侧面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列(4)显示，当控制个体、家庭以及村庄特征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创业概率1.67%，占整个农村居民创业比例(10.03%)的16.65%，具有显著的经济意义。

表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从列(4)可以看出，个体、家庭以及村庄特征也对创业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就个体特征而言，男性创业概率高出女性6.9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年龄与教育水平均呈倒U型分布，这与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面貌的系数显著为负，即相较于非中共党员而言，中共党员的创业概率更低。同时，健康水平对农户创业概率具有正向影响。除此之外，婚姻状况对创业选择无显著影响。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收入能够显著提高创业概率，这可能是因为家庭收入为农民提供了创业启动资金，缓解了资金约束。此外，人均土地面积和家庭抚养比对创业的影响均不显著。就村庄特征而言，距离最近县/区政府的距离与创业概率呈显著负向关系，这可从信息获取的角度解释，距县或区政府的距离越近，掌握的市场信息、政策信息越充分、越及时，故而距离近的农民能够及时捕捉创业机会，创业的概率更高。同时，相较于所处村庄无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民而言，所在村庄有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农民创业概率高出1.81%，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二)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选择的影响

为了探索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影响的“黑匣子”，本文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将研究样本限定在汇报了前一份工作经历类型的受访者上，从而得到729个有效样本；同时，为了准确识别受访者的前一份工作是否是在外出过程中进行的，本文采取如下识别策略：将受访者前一份工作的开始时间限定在最近一次跨县外出时间和此次外出返乡时间这一区间内，这样可以确保汇报了上一份工作经历类型的受访者的工作经历确实处于外出务工时间段，最终得到128个有效样本(其他一些控制变量缺失导致最终样本仅为99个)。最后，本文将前一次外出期间的工作单位类型分为两大类，分别是：第一大类，国有或集体企业、民营或私营企业以及外资合资企业等企业部门类外出务工经历，其中，国有集体企业10个观测值、民营企业68个观测值、外资合资企业8个观测值，民营私营企业占比79%；第二大类，居委会等自治组织、社团等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与自由工作等非企业类务工经历，其中，事业单位4个观测值、社团组织4个观测值、个体工商户16个观测值、务农5个观测值、自由工作者13个观测值，个体工商户和自由工作者占比69%；同时，进一步对企业部门类经历进行细分，划分为民营私营企业、国有集体企业、外资合资企业，以此来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对创业的影响。据此，本文对模型(2)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3。

表3列(1)对研究假设1b进行验证，相较于企业类外出务工经历而言，非企业类外出工作经历提高了创业概率15.78%，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究其原因可由职业选择模型与工作嵌入模型加以解释，拥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农民工不仅具有更高的创业机会成本，同时在企业的工作经历由于工作、工资、福利待遇等相对稳定，有助于形成较低的风险偏好，使其在权衡离岗创业与在岗工作选择过程中，更倾向于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在岗就业。同时考虑农民工在企业工作大都从事劳动强度较大、工作时间较长、工艺技能较低的简单重复型岗位，虽然工作相对稳定，但对其创业核心技能与资源的积累与提升并不明显，故而非企业类外出务工经历对提高创业概率在经济及统计意义上均显著。表3列(2)对研究假设1c进行检验，相较于基准组民营私营企业而言，外资合资企业经历、国有集体企业经历这两类企业工作经历均不会对农民工创业有显著影响，而非企业类外出经历对农民工创业概率存在显著提升，这也符合前文的分析结果，职业选择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

表3 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与创业

(三)内生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如前文所述，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决策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故本文选取了2014年村庄外出人口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解决。由于内生解释变量外出务工经历为二值虚拟变量，因而本文使用两阶段回归进行内生性处理。表4汇报了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两阶段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村庄外出人口比例与外出务工经历高度相关。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概率10.26%，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表4 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

2.稳健性检验：倾向得分匹配

接下来，本文将按照拟定的稳健性检验思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解决由留守农民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之间自身特性系统性差异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前，我们需对匹配前后协变量的误差消减情况进行比较。由表5可知，匹配前家庭收入对数、性别、婚姻状况以及受教育年限等协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匹配后，除距最近县或区政府距离这一变量外，其余变量在控制组和处理组之间无显著差异。这表明总体匹配效果较好。

表5 平衡性检验表

表6汇报了匹配结果，结果显示，匹配后的总体平均效应(ATE)为0.02，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控制了样本选择性偏误后，外出务工经历仍对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匹配后的ATT和ATU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进一步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6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四、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探讨

(一)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

表2实证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创业概率1.67%，且宗族组织和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对创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考察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通过社会资本这一途径来提高创业概率，本文将社会资本变量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回归。本文参考周广肃等[29]的做法，将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由于外出务工经历在短期内不会对是否有宗族组织产生影响，故此处以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作为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理论上，农村喜事送礼金额属于左侧截尾分布，因而本文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表7列(2)结果显示，当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均被控制后，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进而外出务工经历通过社会资本影响创业的机制得以验证。

创业的启动需要充足的物质资本作为保障，因而，启动资金匮乏成为阻碍创业实施的关键因素。由于中国农村借贷双方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滞缓，农户在创业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因此非正规信贷仍是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渠道[30]。现有文献研究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在帮助农民积累物质资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其开拓融资渠道，尤其是民间融资。一方面，打工是创业的前提，打工所带回的工资是农民创业的主要启动资金，是其回乡发展的主要原始积累[3]；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经历所带来的外部社会网络形成了农户的“隐形担保”，使农户更易获得非正规信贷[31]。本文借鉴金江等[28]的做法，使用有效借贷机会来度量民间融资的可获性，进一步考察外出务工经历是否会通过这一途径对创业产生积极影响。表7汇报了外出务工经历对有效借贷机会的平均边际效应。表7列(4)显示，即便在控制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后，外出务工经历仍能够显著提高有效借贷机会2.37%，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强民间融资可获性来促进创业行为的实施。

表7 外出务工经历影响机制

除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外，人力资本同样对创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文提到，多数学者认为农民在外出务工过程中习得了新技能、积累了工作经验、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自身能力；尽管如此，仍有少数学者认为外出务工者普遍文化水平低，即便是在外务工，也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缺乏学习机会，因而在人力资本因素方面与外出前并无差异[1]。为进一步为外出务工经历影响人力资本的方向及大小提供有力的经验证据，本文基于问卷中“请您评估一下您在以下方面的能力”这一问题，将“使用网上银行”和“网上购买火车票”两个板块能力值进行求和，定义互联网使用能力变量。进而，本文将互联网使用能力变量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其产生的影响。表7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互联网使用能力的平均边际效应。列(6)显示，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外出务工经历对互联网使用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进而对农民创业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

(二)外出务工经历、创业动机与互联网

进一步，本文探讨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创业动机二者的关系。创业动机至关重要，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创业绩效、创业模式。相较于机会型创业而言，生存型创业者的创业热情更低、企业规模更小、企业竞争力可能长期处于劣势地位。由于被解释变量创业动机是三元的类别变量，因此本文使用多元Logit模型进行了估计，并将生存型创业作为对照组。表8列(1)、列(2)汇报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生存型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机会型和混合型均不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并不会通过创业动机对创业产生影响。

表8 外出务工经历、创业动机与互联网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外出务工经历、社会资本均对创业产生积极作用，而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表明，互联网对社会资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一方面，互联网提供的娱乐信息使人们疏远了家人、朋友，导致社会资本的减少；另一方面，互联网的使用不仅能够通过拓展交流方式，维持、巩固现有社交联系，也能够通过促进经济个体之间的沟通创造新的社交联系[32]。据此推断，互联网可能会强化或弱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将社会资本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回归，验证互联网使用对社会资本影响的方向及大小。此外，本文还将互联网使用与外出务工经历进行交互，考察互联网使用是否会强化或弱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表8列(3)显示，互联网的使用会显著增加农民家庭的农村喜事送礼金额，这可能是因为，互联网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人际交流更为便利。这既能巩固当前亲朋之间的社交联系，也能开拓新的社交网络。此外，列(4)显示，互联网使用会弱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互联网在积累社会资本等方面正逐渐发挥着外出务工经历所具备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替代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异质性影响

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具有积极正向的作用，能够为创业积累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等重要的创业资源，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的存在，相较于拥有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而言，外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往往在行政程序审批、经商准入条件限制、政策资源获取等方面遭到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地方政府为响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纷纷出台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流出地的创业环境正逐步改善，对外出务工者返乡创业的吸引力增强。据此推断，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农民工更倾向于返乡创业。因此，本文根据创业地点将创业划分为外地创业和家乡本地创业，并在控制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的情境下分别将其对外出务工经历进行分组回归，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点选择的异质性影响。表9列(1)、列(2)汇报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点的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能显著提高家乡本地创业1.62%，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对外地创业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则不显著。进而，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地点选择存在异质性影响，假设3a得以验证。

另外，本文还按创业类型将创业分为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两类，不同的创业类型对创业者的要求则不同。一般而言，雇主型经营规模较大，资金准入门槛更高，因而对外部融资需求更高[26]。相比之下，自雇型者往往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更多的是因无好的工作选择而被动地创业，其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运营规模更小，因而对启动资金、管理能力等要素的要求更低。事实上，现阶段农民外出务工仍处于相对低水平阶段，外出务工积累资金有限，融资能力较差。据此推断，相较于雇主创业，外出务工经历对自雇型创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在控制个体、家庭以及村庄特征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创业和自雇创业的影响。表9列(3)、列(4)报告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创业类型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使得自雇型创业概率提高了1.9%，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创业的影响在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上均不显著。因此，外出务工经历对雇主型创业和自雇型创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假设3b得证。

表9 异质性检验

六、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创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会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概率1.67%，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稳健。现有文献多笼统地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而忽视异质性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分析。将外出务工经历进一步细分发现，在异质性的外出经历中，企业部门务工经历并不会对农民创业产生显著的影响，而自由工作、个体工商户等非企业务工经历则显著提高创业概率。机制探讨发现，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喜事送礼金额、有效借贷机会以及提高互联网使用能力三条途径提高农民创业概率，但外出务工经历并未对创业动机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与外出务工经历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一方面，互联网能够通过增加农村喜事送礼金额，从而提高创业概率；另一方面，互联网会弱化外出务工经历对创业的影响。另外，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外地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对家乡本地创业的影响更大、更显著；同时，外出务工经历对资金门槛低的自雇型创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则不显著。

本文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为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建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府应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放宽户籍制度，清除农民工进城务工的障碍，这是因为外出务工能够为创业提供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先决条件。其二，本文研究发现互联网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创业概率，能够维持和巩固现有的社交体系。同时，互联网作为信息高速公路，丰富了农民信息获取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因此，政府应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宽带基础设施，大力推动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使农民足不出户也能够通过互联网及时获取市场信息，抓住创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