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有一年春节，铁凝来看我。她说：“我刚从杨绛先生那里来。她问我，你要去看钟璞吗？我说是的。杨先生说，替我问她好。”

我一听，立刻叫人拨通杨先生的电话。好在电话号码还在那里。报名以后，保姆小吴说：“我去问奶奶。”杨先生很快来接电话了。

我向杨先生问安，两人都很高兴。我们本是师生关系。我上过她的英国小说选读这门课。说着话，彼此都有点伤感。杨先生说：“我还记得你听课时候的样子。我从来没有把你当作学生，我一直把你当作作家。我是上一代女作家里最年轻的，你是这一代女作家最年长的。我们两个联系了两代人。”我从不知杨先生有这样的想法，也没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这一代中最年长的应该是茹志鹃。但因为我是杨先生的学生，所以她知道我。在电话里我听见杨先生的声音稍有些沙哑，但讲话还是很清楚。杨先生说：“我又听见鸟叫了。”我当学生时她就说我的声音像鸟叫。我说要去看她，铁凝在旁说：“我陪你去。”可是，因为南沙沟没有电梯，我不能上楼。结果就像许多事情一样，拖啊拖，拖到最后终于没有去看她。这是我们的遗憾。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前有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为配合这次接见，各单位又揪出一些不起眼的“牛鬼蛇神”，我便在其中。我当时已被隔离在贡院西街《世界文学》杂志原址，和编辑部几位同志一起，每天中午在火炉上煮方便面。这一天下午，我被传唤到社科院大院编辑部的办公室，和外文所的老先生们一起接受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