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晓琼

2021年6月10日晚，尼西北部卡杜纳州一所理工学院遭不明身份武装分子袭击，导致1人死亡、1人受伤，另有10人被绑架。图为学生们在袭击发生后携带行李转移。

新华社　❘图

★“谢考派”掌权后，“博科圣地”更变本加厉地盲目排外，它反对除了枪炮之外的一切现代文明。

一些尼日利亚政府军士兵也纳闷：为什么“博科圣地”的武器装备比他们的还要好？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质疑：为何拥有2.14亿人口、30多万军队的尼日利亚却难以彻底剿灭“博科圣地”？

“这一次，他可能真的死掉了。他罪有应得。”自2021年5月19日以来，阿布巴卡尔·谢考（Abuba-kar Shekau）的死讯开始出现在尼日利亚的社区论坛和社交媒体上，哈丽玛（Halima）等多名受害者感到兴奋和欣慰。

如今，35岁的哈丽玛依旧带着两个孩子栖身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城市迈杜古里（Maiduguri）的一家收容所里。5年前，在“博科圣地”洗劫当地一所村庄和学校的暴行中，她从事教师职业的丈夫遭斩首，大女儿也被掳走至今下落不明。

阿布巴卡尔·谢考正是有“非洲塔利班”之称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头目。

“乱教者”真的死了？

这一次，对“博科圣地”发起斩首行动的并非尼日利亚政府军，而是“伊斯兰国西非省分部”（ISWAP）。

“谢考宁可下地狱被耻笑，也没勇气活着面对战败的耻辱……他选择了逃避，他在重兵包围中启动了身上的炸弹背心，可耻地自爆身亡。”在“伊斯兰国西非省分部”的内部通讯录音中，谢考之死被描述为“西非圣战的关键胜利”。

在法新社公布的“伊斯兰国西非省分部”录音中，该组织头目阿布·穆萨布·巴尔纳维(Abu Mus-ab al-Barnawi)还透露，为了消灭“乱教者”谢考，他派出敢死队攻进“博科圣地”位于桑比萨（Sambisa）森林的大本营，并循迹找到了谢考居住的丛林小屋。

双方经历了5个昼夜的追击战。直到2021年5月18日，谢考最终被迫自爆身亡。

“他的死令人喜悦，我们终于杀掉了这个麻烦制造者、屠夫、让这片土地陷入混沌无主的祸首……他带来的破坏、淫乱与杀戮，一连串的罪恶总算走到了尽头。”在“伊斯兰国西非省分部”的内部讲话中，阿布·穆萨布·巴尔纳维将追杀谢考描述为“替天行道”。

不过，恐怖组织内部的倾轧和内讧，更多被尼日利亚舆论视为激进主义与温和主义的路线之争，实质是对兵团继承权的争夺。

巴尔纳维本名为哈比比·尤素夫，他的父亲穆罕默德·尤素夫（Mohammed Yusuf）正是“博科圣地”的创始人。2009年，穆罕默德·尤素夫被尼日利亚政府军击毙后，谢考成为“博科圣地”的新头目。

谢考得势后，“博科圣地”迅速走向极端恐怖主义，它时常以屠村等无差别杀戮的方式来恐吓反抗者，还多次袭击学校、绑架学生、勒索赎金，并将大批青少年训练为“娃娃兵”或强迫妇女成为恐怖分子的妻妾。

谢考的暴虐引燃了“博科圣地”内部的路线之争，与“伊斯兰国”的归属与分离则加速了“博科圣地”的分化。2015年3月，谢考宣布投靠“伊斯兰国”（ISIS），并在一个月后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

这次“易帜”的形式大于内容，“博科圣地”依旧保留着人员、资金和指挥链的独立性。但“易帜”后，该组织越来越分化为“谢考派”以及支持阿布·穆萨布·巴尔纳维的“IS派”。

2016年4月，“博科圣地”宣布脱离“伊斯兰国”，“谢考派”与“IS派”的内斗公开化。

尼日利亚官方并未证实谢考之死的真实性。2009年以来，谢考至少3次被尼日利亚当局宣告被“击毙”，但之后不久，谢考往往公开露面嘲讽对手“自己活得好好的”。

谢考新一轮的“死讯”始于2021年5月19日，“博科圣地”没有像往常那样出面辟谣。不过，法新社也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谢考被“IS派”包围后拒绝投降，一度开枪企图自杀，子弹已射穿了他的肩部，但谢考与几名同伙成功逃离。

看不见的“恶魔”，看得见的“恶行”

“至少有两次，人们都以为他（谢考）真的死了。当这个看不见的‘恶魔卷土重来时，他带来了更残酷的杀戮。”哈丽玛等受害者家属一直关注着谢考的消息。

为了避免给恐怖主义做宣传，不少谢考的恐怖主义内容也被尼日利亚等多国政府屏蔽。因此，互联网上仅记载着其寥寥的个人信息：上世纪70年代末，他出生在尼日尔与尼日利亚交界的一座名为谢考的边境小镇上，其父是一名贫穷的卡努里族农民。

在他的家乡约贝（YOBE）州谢考小镇上，不少人对这名恐怖主义者的记忆依旧停留在其童年时代。一名经营杂货店的邻居对笔者说，谢考一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谢考友善、性格开朗。

在其十四五岁时，乡邻们推荐他到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希望他能识文断字并成为神职人员。不过，谢考就读的宗教学校为“瓦哈比主义”教派，宣扬原教旨主义思想。

在宗教学校，谢考依旧给一些同学留下了“平易近人、爱开玩笑”的印象。

“他温和、谦虚、投入，总是在读经典、在写作。即使成名后，他也只穿很廉价的衣服，不喜欢汽车，更愿意骑摩托车。”一名宗教学校的同学回忆说。

在第一任妻子难产死亡后，谢考开始变得沉默寡言。大约2000年前后，谢考遇见了穆罕默德·尤素夫，并很快成为其得力助手。

穆罕默德·尤素夫是“博科圣地”的创始人，也是一名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他敌视西方教育和“西化”的生活方式，主张通过“圣战”推翻尼日利亚世俗政权。2009年7月，尤素夫带领“博科圣地”发动叛乱后，与数百名追随者被尼日利亚警方逮捕并遭到“直接集体处决”。

谢考躲过了那一劫，他带着少数党羽躲进桑比萨森林。上位后，谢考带领的“博科圣地”变得全面激进，它强迫妇女和儿童充当“人体炸弹”，实施无差别自杀式袭击，最年幼的“人体炸弹”仅11岁。

2014年，仅博尔诺（Borno）州的27个地方政府中，就有20个被“博科圣地”占领，尼日利亚北部到处飘扬着一种白字黑底的“博科圣地”旗帜。

“每当他们攻下一座村落，都会按照宗教和年龄处置人口。”哈丽玛说。

2016年10月17日清晨，她所在的小镇被“博科圣地”攻占后，全体村民被武装分子赶到空阔的街面上，她的丈夫以及多名基督教徒在第一波屠杀中遇害。

多数青壮年男子则被强迫加入“博科圣地”，当尼日利亚政府军围剿时，他们被部署在最前沿充当“炮灰”；少女和年轻的妇女则被迫嫁给“博科圣地”武装分子或被贩卖为性奴，只有老人和10岁以下的儿童可以离开。

在遭到“博科圣地”占据近两年的日子里，有一些试图逃跑的村民被抓获。哈丽玛目睹至少二十多名逃跑者遭到集中处决。

不仅逃跑者、反抗者和异教徒会遭到杀戮，“博科圣地”还实施残酷的连坐法。2020年11月28日，博尔诺州的一个村庄遭到袭击，至少110人遇害。

“当天，一名武装分子来骚扰村民，他命令村民给钱，并为他做饭。村民们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夺取了他的步枪，并将他捆了起来。”博尔诺州众议员艾哈迈德·萨托姆（Ahmed Satom）透露，这次屠村属于因为村民的反抗招来“博科圣地”的报复。

“博科圣地”作乱十余年，至少导致尼日利亚3万人死亡，两百多万人流离失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的报告显示，还有2.2万人失踪，多数失踪者为未成年人。

“永远不会再去学校”

学校是“博科圣地”最集中的攻击目标，最臭名昭著的袭击当属奇博克学生集体绑架事件。2014年4月14日，该组织袭击了奇博克镇中学，将276名女学生强行押上卡车，至今仍有一百多人下落不明。

在2016年10月的那次袭击中，哈丽玛的长女被“博科圣地”武装分子带走后再无音讯。她抱怨博尔诺州政府既没有派出警察去追踪营救，也没有按照“博科圣地”的要求支付赎金。

尼日利亚政府当局一直呼吁被绑架者的父母不要支付赎金，以免鼓励此类犯罪行为。

“很多次，我都梦见女儿回家了。”哈丽玛用一个透明塑料袋包裹着两张照片，见到与“博科圣地”有关的人就打听女儿的下落：有人说她的女儿被转卖到邻国喀麦隆，还有人说看见跟她女儿长相酷似的女孩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出于对绑架的恐惧，越来越多的喀麦隆、尼日利亚北部家庭不再送孩子到学校读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公布的数据，只有53%的学龄儿童到校读书。

“我永远不会再去学校。”在接受公益组织的心理治疗后，喀麦隆少年阿卜杜曼·贝勒（Abdoura-man Bello）依旧表示。

在2018年的一次袭击学校行动中，时年14岁的贝勒被“博科圣地”武装分子绑架到森林深处的据点，他被强迫做“暗哨”，负责为恐怖分子通风报信，他的两名好友则被强迫成为“人体炸弹”。

贝勒被喀麦隆军队解救后，又经历了半年多的牢狱生活和调查甄别。

“不去上学的时间越久，孩子们遭受暴力、绑架和应募加入武装团伙的可能性就越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西非区域主管曼努埃尔·方丹表示。

“博科圣地”极端仇视西方教育，这也反映在它的历史中。该组织的全称为“伊斯兰教传统的追溯者和圣战者的联盟”（Jama'atu Ahlul Sunna Lidda'awati Wal Djihad）。2015年4月，它发布公告更名为“伊斯兰国西非省”（EIPAO）。其实，“博科圣地”并非它的名称，而是（Boko Haram）豪萨语（Hausa）“西方教育是罪恶”的缩写。

大约19世纪初，奥斯曼·丹·福迪奥（Uthman dan Fodio）等伊斯兰运动领导者较早提出“西方教育是罪恶”（Boko Haram）。“博科圣地”创始人穆罕默德·尤素夫不仅借用了这句口号，他还将尼日利亚的贫穷和落后归咎于西方教育。

“谢考派”掌权后，“博科圣地”更变本加厉地盲目排外，它反对除了枪炮之外的一切现代文明。在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家，不仅世俗学校受到攻击，联合国驻当地机构也多次受到袭击，甚至参与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医疗工作者也未能幸免。

“一些政客创造了怪物，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当前，大约有一半的尼日利亚人口信奉伊斯兰教，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大多属于温和的“苏菲派(Sufi)”，他们也时常遭到“博科圣地”的攻击。

▶下转第8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晓琼

2021年2月24日，人们在尼日利亚迈杜古里查看遭到“博科圣地”袭击后留下的汽车残骸。尼日利亚官方证实，尼东北部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23日晚遭极端组织“博科圣地”火箭弹袭击，造成10人死亡、47人受伤。

视觉中国　❘图

◀上接第7版

一些致力于中东和北非极端组织的研究者还发现，谢考等恐怖组织头目的宗教知识实际上很匮乏。2015年9月，被尼日利亚政府军捕获的“博科圣地”头目布拉马·毛杜（Bulama Modu）在受审时也承认，他“看不懂古兰经”，也不懂如何“做礼拜”。

但在尼日利亚北部，“博科圣地”依旧赢得了不少支持者。受“资源诅咒”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影响，不少尼日利亚人依旧过着贫穷的生活。“博科圣地”一度为追随者提供小额信贷资金，还为难民和无业青年提供食宿等帮助。“博科圣地”的追随者还包括富家子弟，他们大多对政治腐败、分配不公不满。

2003年12月，穆罕默德·尤素夫带领早期的追随者，从博尔诺州首府迈杜古里市迁移到约贝州卡那玛镇（Kanamma）的郊外，扎营过程中与当地居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双方各有死伤。

“卡那玛镇青年出走事件”拉开了“博科圣地”运动的序幕。六年后，一项“头盔法令”则成为点燃“博科圣地”暴力化的导火索。

2009年3月，博尔诺州政府推出一项新法令，要求摩托车驾驶者必须戴头盔。但“博科圣地”写信给州长寻求豁免权，理由是其成员都戴红色头巾。

州长并没有满足“博科圣地”的要求。2009年7月在参加一场葬礼后，一名“博科圣地”成员因未戴头盔被警察盘问，其他成员则上前声援。

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警察开枪还击。不久，穆罕默德·尤素夫呼吁“博科圣地”成员发起反抗行动，他们袭击了医院、警察局等机构。

尼日利亚政府则抽调了军队、警察、海关、移民局和缉毒局的人员组成联合行动队（Joint Task Force），开始搜捕“博科圣地”成员。但是，联合执法过程存在暴力化和扩大化的现象。

“那一场执法运动中，只要身穿白色长袍或者留着长胡须的人就很可能被逮捕、被打死，甚至一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也会受到盘查。”一名迈杜古里市民回忆说。

2009年7月30日，未经任何司法审判，穆罕默德·尤素夫以及数百名支持者被“集体处决”。

“博科圣地”在当地广受同情。但在一系列的重拳打击下，“博科圣地”在迈杜古里市销声匿迹。

当时，失去了穆罕默德·尤素夫的“博科圣地”，并没有像尼日利亚当局想象的“群龙无首”。半年后，谢考带领“博科圣地”在迈杜古里市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士兵、警察、狱卒、“告密者”、掠夺“博科圣地”成员房子等财产的地方长老以及与政府站在同一阵线的伊斯兰学者都遭到杀戮。

“‘博科圣地最初只是一个和平团体，联合行动队的处事手法让事情变得更糟糕。”尼日利亚国会议员布卡·亚布拉罕（Buka Ibrahim）还指责，“一些政客创造了怪物，又失去了对它的控制。”

尼日利亚陆军前参谋长阿祖比克·伊赫基瑞卡（Azubike Ihejiri-ka）中将、博尔诺州前州长阿里·马杜·谢里夫（Ali Modu Sheriff），以及中央银行一名高级官员都被指责为“博科圣地”的庇护者、赞助者。

不过，他们都否认了上述指控。但“博科圣地”依旧被相信有“政治保护伞”。一些质疑者提出，由于尼日利亚高层的干预，穆罕默德·尤素夫曾多次遭到国家安全局的逮捕和审讯，却从未遭到起诉。

2011年至2015年初，在“博科圣地”肆虐的高峰期，一些村民看到，有神秘的直升机向其老巢附近空投武器。一些尼日利亚政府士兵纳闷：为什么“博科圣地”的武器装备比他们的还要好？　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也质疑：为何拥有2.14亿人口、三十多万军队的尼日利亚却难以彻底剿灭“博科圣地”？

2015年4月，穆罕默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当选总统后，尼日利亚开始以举国之力剿匪，“博科圣地”已出现向非洲大陆转移的新趋势。据联合国相关机构统计，2019年以来，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该组织造成的死亡人数激增了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