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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保密制度

2021-06-17

记者观察 2021年6期

“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从参加革命斗争的初期起,就具有强烈的保密意识。他们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建党初期也没有在一起工作,所以相互并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恋爱期间,他们在通信中也从不涉及党的机密,仅仅谈论自己和朋友们的思想认识,或者倾吐自己的理想,诉说对革命的向往。直到1925年8月,他们商量结婚报请党的组织审议时,组织上才分别通知他们都是中共正式党员。

两个人结婚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经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他们常常相互提醒,一定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

1926年冬,周恩来从广东调上海工作,邓颖超留在广州,相互间音讯不通。直到1927年3月22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邓颖超才知道起义是由周恩来领导的。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周恩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接到党的命令转移到武汉。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党中央研究了当时的局势,决定在南昌舉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并决定派周恩来到南昌去领导这次起义。7月19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周恩来在晚饭前后才告诉邓颖超他当晚就要动身去九江。去干啥,去多久,什么也没有讲。

邓颖超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提到:“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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