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海,王圆,刘佳,马睿,杜远生,刘超,余文超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武汉 430074

0 引言

气候是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自然因素，与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人类与气候的关系经历了从早期的忍耐抗争，到后来的顺应利用，再到现在的保护维系，而未来社会的发展与气候变化的联系将更加紧密。为准确预测未来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对地球过去的气候历史，包括变化事件及其控制机制进行更为系统的理解和认识[1-3]。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在2011年发布了名为“Understanding Earth′s deep past:lessons for our climate future”的调研报告[4]，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7年启动了“Paleo Perspectives on Climate Change(P2C2)”研究计划，并在2020年发布了地球科学未来十年的战略报告，提出了12个优先科学问题，其中第8个问题即为“地球的过去揭示了什么样的气候系统和动力机制”。我国学者也较早注意到深时研究的重要性[2,5-6]，2016年由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资助的“中国沉积学发展战略”调研将“深时气候学”列为10个调研主题之一。2019年启动的深时数字地球(DDE)国际大科学计划也将深时古气候演化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

地球自新元古代以来经历了大幅度的气候变化，发生了多次的冰室—温室气候转换和极端气候事件[2-4]，后者包括晚新元古代的雪球地球[7]、晚白垩世的温室最暖期[8]、古新世—始新世极热期[9-10]等等，前者包括古新世—渐新世从温室到冰室的转变[11-12]、二叠纪从冰室到温室的转变[13]等等。二叠纪是晚古生代冰期到中生代温室转变的关键时期，高纬冈瓦纳地区出现阶段性冰川活动且冰川规模和强度减弱，气候整体变暖，大气CO2浓度从约300 mL/m3上升到大于1 000 mL/m3，代表了地球有陆地植被以来唯一一次冰室—温室气候转换[1,14-15]，是认识地球大幅度气候变化、理解气候—冰川—大气CO2—火山活动相互联系的重要窗口[16-19]。通过二叠纪中—高纬地区冰川沉积记录，前人确定了早二叠世早期的大规模冰川活动和随后东澳大利亚的三次区域/山岳型冰川活动[14-15,20-24(]早二叠世晚期、中二叠世中期和晚二叠世早期四次冰川活动)，通过海相生物壳氧同位素组成重建了中—低纬地区的海水古温度变化趋势[25-31]，但是对陆地古气候的定量研究较少[32]，对气候冷暖演变的机制及其与火山活动、化学风化和构造运动的内在联系还存在较大争议[17,19,33]。我们对华北南部晚石炭—早二叠世的泥岩沉积序列开展了详细的年代地层学和沉积风化地球化学研究，提出了定量估算陆地古温度的新方法，识别出早二叠世Asselian早期和Sakmarian晚期的两次变暖事件[34-37]。本文将华北南缘石炭纪末—早二叠世地层的年龄和组成数据进行总结，定量重建了华北南部约300 Ma至286 Ma间的陆地古温度变化曲线。

1 地质背景和采样剖面

在晚石炭—早二叠世时期，华北位于低纬近赤道地区，与Pangea泛大陆之间为特提斯洋所分隔，向东与泛大洋相接[38-42(]图1)。华北的晚石炭—早二叠世地层平行不整合覆盖在寒武—奥陶纪碳酸盐岩之上，是一套以细碎屑岩为主夹灰岩和砂岩的含煤岩系，自下而上包括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43-45]。前人对华北太原组的灰岩开展了大量的生物地层学研究，约束其时代为石炭纪末—早二叠世，且具有穿时特征，而最大海泛面出现在太原组底部[46-48]，形成泛华北的陆表海沉积。在沉积环境上，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整体上具有从陆表海到三角洲转变的特征[45,49-50]，且华北南北两侧毗邻秦岭—大别造山带和兴蒙造山带及隆起区，构成了晚古生代沉积盆地的主要沉积物源区[51-53]。在华北晚石炭—早二叠世地层中夹有多层凝灰岩、凝灰质沉积岩和火山黏土沉积，多为中酸性，是区域地层对比的重要标志层[50,54-55]。

图1 早二叠世早期的全球海陆分布图，红方框指示南华北采样点位置(永城盆地)Fig.1 Reconstruction of early Permian global paleogeography showing the position of sampled successions in southern North China(red solid square,Yongcheng Basin)

研究样品采集于华北东南缘豫东永城地区的两个钻孔剖面，即钻孔ZK1401和ZK0901[35]。ZK0901剖面的采样层位为本溪组、太原组和山西组下部，ZK1401剖面的采样层位为山西组中上部和下石盒子组。在采样剖面上，本溪组为灰色—灰白色均质层理泥岩，太原组为生物碎屑灰岩、泥岩和砂岩夹煤层，山西组和下石盒子组为含煤的砂岩和泥岩(图2)。对两个岩芯剖面进行了系统的泥岩样品采集，在显微观察分析基础上开展了XRD(X射线衍射)矿物学、XRF(X荧光光谱)主量元素和ICPMS(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微量元素分析；同时，对采集的火山黏土岩、凝灰岩和凝灰质砂岩开展了LA-ICPMS(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和CA-TIMS(化学剥蚀热电离质谱)锆石U-Pb定年。详细的样品描述、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已有专门文章[34-35,37]予以报道。本文将对两个剖面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建立统一的高精年代地层格架，重建华北南部早二叠世的大陆风化趋势和古气候变化。

图2 钻孔ZK0901和ZK1401采样柱状图Fig.2 Sampled successions of two core sections of ZK0901 and ZK1401

2 华北早二叠世沉积序列的高精年代地层格架

前人通过牙形石、䗴类等海相生物化石对华北的石炭—二叠系进行了生物地层学研究[46-47,56-58]，然而由于海相灰岩层发育的不连续性和关键化石种属的缺乏，华北的石炭—二叠系仍缺少精确的时代约束[59]。为进一步确定华北石炭—二叠系的沉积时代，我们对钻孔ZK1401山西组上部的凝灰质砂岩开展了LA-ICPMS锆石U-Pb年龄分析，获得的主要年龄组的加权平均年龄为293±2.5 Ma，代表了该凝灰质岩层的沉积时代[34]，对钻孔ZK0901本溪组顶部的凝灰质黏土岩和太原组中部的凝灰岩及顶部的凝灰质砂岩开展了CA-TIMS锆石U-Pb定年工作，获得了(301.13±0.21)Ma、(299.32±0.35)Ma和(295.65±0.14)Ma三个高精度地层年龄，将太原组的沉积时代约束在晚石炭世Gzhelian晚期到早二叠世Asselian晚期[37]。根据所获得的三个CA-TIMS高精度地层时代和定年样品间的地层厚度，我们获得了3个在误差范围内一致的平均沉积速率，即(17.7±2.2)m/Myr、(16.9±0.7)m/Myr和(16.5±0.6)m/Myr。我们选定(16.9±0.7)m/Myr来代表从本溪组到下石盒子组的整个含煤岩系的平均沉积速率，可以将山西组与下石盒子组的地层界线约束在约291 Ma,这与钻孔ZK1401山西组上部凝灰质砂岩获得的(293±2.5)Ma的锆石年龄，在误差范围内是一致的。因此，利用获得的高精度锆石年龄和(16.9±0.7)m/Myr的平均沉积速率，采用内插法对两个钻孔剖面进行地层时代对比，并建立高精年代地层格架是完全可行的。根据所建立的统一年代地层格架，可将ZK1401和ZK0901两个剖面的采样层位精确限定在约302 Ma至286 Ma之间(图3)。

需要指出，由于从本溪组到下石盒子组发生了从海相到陆相沉积的演化和岩性的变化，因此采用线性内插法来计算地层时代会存在许多误差。尽管如此，在没有更多的高精度同位素年龄和高分辨生物地层学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建立的从本溪组到下石盒子组的年代地层格架可以作为区域地层对比、古气候和古地理研究的重要基础。

3 华北早二叠世泥岩沉积与大陆风化趋势

砂岩和泥岩作为最常见的陆源碎屑沉积岩，是陆地表层岩石风化剥蚀和源—汇沉积过程的重要信息载体[6,60-64]。其中，砂岩主要源自陆地岩石的物理侵蚀作用[65-66]，而泥岩则主要为陆地岩石化学风化的产物(如黏土矿物)和泥级碎屑颗粒物质，其矿物和化学组成与源区岩石的化学风化强度具有密切联系[65-66]。前人提出了多种化学风化指标来衡量泥岩源区的化学风化强度，并指出成岩作用、源岩组成、沉积再旋回、水力分选和物理侵蚀等因素会影响泥岩风化地球化学分析的可靠性[63-70]。我们通过综合分析泥岩的矿物学和元素地球化学数据，识别出受碳酸盐化等成岩作用、水力分选作用等强烈影响的样品，结合区域沉积古地理确定了具有华北南缘大陆地壳属性的平均源岩组成，排除了源区物理侵蚀速率对泥岩物质组成变化的影响。为获得可靠的泥岩源区风化趋势，我们采用了多个化学风化指标来约束源区的化学风化强度，如Q/F(石英/长石)比值、Clay/F(黏土矿物/长石)比值、化学蚀变指数[71(]CIA)、Park风化指数[72(]WIP)、Na风化指数[66,73(]αNa,αAlNa)、K风化指数[66,73(]αK,αAlK)和Na亏损指数[74(]τNa)等。选用多指标的优势在于：1)不同指标的计算方法不一样，可以降低单指标分析的不确定性；2)不同指标涉及到不同的元素，可以避免因特定元素含量变化引起的化学风化分析偏差；3)不同指标对风化的敏感性不一样，综合使用多指标可增强化学风化强度分析的有效性[36]。

图3 采样层位的高精年代地层格架平均沉积速率是根据3个CA-TIMS高精度锆石U-Pb年龄[37]计算的，推测的山西组顶部的模式年龄与已有的LA-ICPMS锆石U-Pb年龄[34]一致Fig.3 High-precision chronostratigraphic framework of the sampled successionsAverage depositional rates obtained from three high-precision CA-TIMS zircon U-Pb ages[37].The modeled age for the top Shanxi Formation is consistent with LAICPMS zircon U-Pb ages reported for the upper Shanxi Formation[34]

Yanget al.[34-35,37]对这两个剖面的泥岩矿物、地球化学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初步确定了石炭纪末—早二叠世的大陆风化趋势，识别出了早二叠世Asselian早期和Sakmarian晚期的两次化学风化增强事件。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CIA和τNa两个化学风化指标建立了一个基于高精年代地层格架的华北南缘大陆风化趋势。局部加权回归(LOESS)拟合的化学风化趋势显示，源区化学风化强度在约300～298 Ma发生快速升高而后在约298～296.5 Ma又快速降低，随后保持较低的水平，直到约292～290 Ma发生第二次大幅度升高而后在约290～288 Ma又快速降低，分别在～298 Ma和～290 Ma形成两个高化学风化强度的峰值(图4)。

4 讨论

早二叠世是地球气候快速波动的时期，重要气候事件包括Pangea低纬地区的普遍干旱化[32,75-78]、冈瓦纳地区的冰川大规模消融和阶段性冰川扩张[14-15,24]、大气CO2浓度的大幅度波动[1]、古海水温度的升高和降低[27-29]等。近年来，冈瓦纳大陆石炭纪末—早二叠世冰川沉积的地层时代已有较好的约束。Stollhofenet al.[79]总结了南非冰川石炭—二叠纪冰川沉积地层(Dwyka群)和冰后期地层(Ecca群)的凝灰岩锆石U-Pb年龄，获得了Hardap Shale顶部和Ecca群底部的时代分别为297.1±1.8 Ma和290.9±1.7 Ma两个年龄，约束了早二叠世Asselian初期和Sakmarian晚期的两次大规模冰川消融事件。在Dwyka群的冰川沉积序列中，Hardap Shale代表了第三个冰川消融沉积旋回的上部序列，其顶部最新的高精度锆石U-Pb年龄为～296.5 Ma[80]。通过对南美洲Paraná盆地冰后期Guatá群底部凝灰岩进行CA-TIMS锆石U-Pb定年，Griffiset al.[81]获得了一组～298 Ma的高精度地层年龄，将Itararé群顶部(Taciba组)冰川大规模消融的时间约束在为石炭纪末—二叠纪初。Griffiset al.[80]认为，南非Dwyka群的Hardap Shale对应于南美冰后期Rio Bonito组的中部泥岩。但南非的Hardap Shale与南美的Taciba组上部具有一致的海相生物化石组合[82]，且～297 Ma的锆石U-Pb年龄仅限定了Hardap Shale的顶部时代，其底部可能延伸至石炭—二叠纪界线[79]。因此，Hardap Shale很可能对应于Taciba组上部—Rio Bonito组下部，共同代表石炭—二叠纪界线附近的大规模冰川消融和海平面上升事件[37]。Garbelliet al.[21]测定了澳大利亚东部悉尼盆地早二叠世冰川沉积序列中腕足壳的87Sr/86Sr比值，利用与海水Sr同位素曲线对比的方法，确定了Wasp Head组上部地层时代为约(289.6±1.5)Ma，代表了早二叠世P1与P2冰川活动期[14]之间冰川消融事件的晚期年龄。

图4 化学风化指数(CIA)和Na亏损指数(τNa)随时间的变化，指示了南华北在石炭纪末—早二叠世的大陆化学风化趋势，黄色阴影区指示了早二叠世的两次强化学风化时期Fig.4 Temporal variations in CIA andτNa values,indicating continental chemical weathering trends of southern North China in the End Carboniferous-Early Permian Period

本文建立了华北南部早二叠世高精年代地层格架和高分辨率大陆风化趋势，与高纬冈瓦纳地区的冰川型沉积记录具有很好的对比关系(图5)。其中，最为显著的是：1)华北大陆化学风化强度在约300～298 Ma显著升高，对应于南美和南非地区记录的石炭纪末—二叠纪初的大规模冰川消融；2)华北大陆风化强度在约298～297 Ma快速降低，并在约296.5 Ma达到最低值，对应于南非和东澳地区Asselian冰川沉积的重新启动；3)华北大陆风化强度在约296.5～292 Ma整体保持低值，对应于冈瓦纳大陆Asselian期—Sakmarian早期的大规模冰川活动；4)华北大陆化学风化强度在约292～290 Ma显著升高，对应于冈瓦纳大陆在Skamarian晚期的大规模冰川消融；5)华北大陆风化强度后在Artinskian早期又快速降低至Asselian冰川期的低值水平，对应于东澳大利亚P2冰川沉积的启动。这一耦合关系表明，华北的大陆化学风化趋势反应了全球气候的冷、暖变化，而没有受到构造活动和物理侵蚀速率变化的影响。对现代关键带的化学风化研究指出，在供应限制型风化机制下，岩石化学风化速率与物理侵蚀速率成正比，而化学风化强度则主要与气候条件有关[6,83-84]。Yanget al.[35]收集整理了现代中—低纬地区花岗质基岩的化学风化数据，发现在年降雨量>400 mm的中—低等物理侵蚀(物理侵蚀速率小于100 m/Myr)地区，其表层土壤的化学风化强度τNa与陆地温度MAT成正相关关系，即MAT=-24.2×τNa-0.9。考虑到我们研究的华北南部石炭纪末—早二叠世的泥岩均沉积于滨海—三角洲环境，其物质组成反应了物源区表层土壤化学风化强度的平均值，因此可作为大区域陆地表层古温度的定量指标。利用MAT-τNa转换方程和计算获得的泥岩τNa值，我们定量重建了华北南部石炭纪末—早二叠世早期(约300～286 Ma)的陆地表层古温度，其变化范围为18.5°C～23°C(图5)。

图5 南华北石炭纪末—早二叠世化学风化趋势和陆地表层古温度变化与高纬冈瓦纳冰川型沉积记录对比图，黄色阴影区指示了早二叠世的两次强化学风化时期，黄色短线指示地层年龄误差Fig.5 Correlations of the End Carboniferous-Early Permian chemical weathering trends and land surface paleotemperatures in southern North China,with time-equivalent glacial-deglacial sedimentary records in high-latitude Gondwana continents

根据这一陆地古温度变化曲线和冈瓦纳冰川型沉积序列，地球在～298 Ma和～290 Ma形成两个持续时间为约1～2 Ma的、与冰川消融相对应的气候暖期。与温室气候条件下的极热事件不同[8-10]，～298 Ma和～290 Ma的气候暖期代表了冰室气候期的快速变暖事件，对认识地球气候系统演化、理解气候变化—冰川活动—火山喷发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Yanget al.[37]认为～298 Ma的气候暖期与Skagerrak大火成岩省快速CO2温室气体释放有关，但～290 Ma气候暖期及之后气候变冷和冰川活动的形成机制仍未有深入研究，可能与同时期的塔里木大火成岩省[85-86]和Panjal大火成岩省[87-88]等大规模火山活动有关。

5 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了华北南部从本溪组、太原组、山西组到下石盒子组的同位素时代和泥岩风化地球化学数据，建立了石炭纪末—早二叠世(～302～286 Ma)的高精度年代地层格架，揭示了这一时期华北南缘陆地表层的化学风化趋势。华北南部石炭纪末—早二叠世滨海泥岩记录的陆地化学风化趋势与高纬冈瓦纳冰川型沉积序列具有很好的对比关系，即化学风化强度的升高和降低分别对应于冰川的消融和扩张。利用前人提出的MAT(陆地表层温度)-τN(a化学风化强度)转换方程，我们定量重建了华北南部在约300～286 Ma的陆地表层温度变化曲线，揭示早二叠世低纬地区陆地古温度对两次冰川消融和冰川扩张事件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