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乾隆年间是今天仍为某些史家所认为的盛世，而乾隆十七年（1752年），则是这个所谓盛世的巅峰时期。清朝人自己也讲，这个时期是乾隆帝最为励精图治的时候，他明察秋毫之末，事事留意事事关心，朝野上下动辄获咎。官员们的日子比此前的康熙和雍正时代，都不好过。

就在这个时候，冒出了一个“伪稿案”。有人假冒孙嘉淦的名义，写了一份洋洋万言的奏稿，对乾隆帝大有非议，被认为是“指斥乘舆”。同时，奏稿把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以及尚书讷亲等骂了个遍。传播甚广，影响极坏。

孙嘉淦是雍乾时代的重臣，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深得乾隆帝的信任。伪托的奏稿出来之后，乾隆帝一个字都没有怪罪孙嘉淦，只是下令各省追查。但是查了一通，效果不佳。

对乾隆帝来说，这简直是把一桩逆案当做普通案件来办了，虽经皇帝切责，仍然不得要领。特别是在江西，实际上案犯之一的千总卢鲁生，已经两次到案过审，却都被滑过。相关的书办已经解到江南省，但也没有审出名堂。

后来经过乾隆帝亲自督办，中央三法司加上进京的两江总督尹继善专门办理，最终才算把首犯千总卢鲁生、守备刘时达加上若干书办，一并拿获，经过迭次审讯，总算审出了名堂。

当然，乾隆帝倒是想揪出案件背后的黑手的。但是两个武官无论怎样加刑，只承认是自己泄愤之举，没有扯出任何一个朝臣。后来乾隆帝仔细查看伪托的奏稿，发现里面没有任何一点朝廷的隐秘，而且词句粗鄙，确实不像一个正经读书人的作品，便就此结案了。……